改革开放40年促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使中国教育整体进入了以自主探索创新为中心的新时代。40年课程与教学发展变革取得的成绩,固然离不开对西方教育理论与模式的积极学习,离不开对我国悠久教育传统的挖掘继承,但从根本上说,成绩主要来自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智慧和汗水。展望未来,更需要优先强调自主探索创新的重要性,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国际教育体系中,中国教育必须站立起来,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创造自己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模式。
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自主探索并取得重大成就的40年。前人、他人的经验和智慧提高了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起点,提供了众多可资利用的资源,这是自主创新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改革、发展没有现成的答案,更不会自动取得成效。点点滴滴的进步都是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探索的产物。自主探索涉及课程教学的方方面面,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取得的成就也举世瞩目。其具体内容,前文已经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从根本上说,自主创新是我国课程与教学改革发展的必然逻辑。中国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面临的种种问题,只有依靠自主探索创新才能很好地解决。这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是独特的,没有谁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例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进城务工而出现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城市),对于学校课程与教学提出了很大挑战;再如,大班教学与教学质量问题、统一标准与地区差异问题、均衡发展与教育特色问题、追求全面素质与残酷升学竞争问题,都是富有时代性和个性化的问题,需要认真应对。古人的教育智慧很有教益,但时变道亦变,绝不能刻舟求剑。国外的教育模式是有魅力的,但国外模式是因应国外问题而生的,未必能很好地解决我们的本土问题。指望古人和洋人指引我们走向未来,是不切实际的。一代人必须担当起一代人的责任,建设21世纪中国特色的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是当代人的责任,通过自主探索创新,解决时代问题是一种历史使命,也是各种成功的课程教学改革探索的共同经验。
课程与教学的自主探索创新,是一项综合工程。
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我们要树立尊重本国教育的理念。由于长期扮演着追随者角色,不少人习惯于尊崇洋人的理论与方法,而对本国的东西则不屑一顾,总是吹毛求疵,似乎中国教育处处不如人,只有毒害而无建树。这种思想观念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必须学会具体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尊重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智慧和辛劳。改革开放40年间,广大教育工作者历经种种艰难困苦,为中国教育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这种不离不弃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尊重;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为解决问题创造了不少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和实践方法,这些教育探索创新行为和结果是值得尊重的。此外,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支撑起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国民教育,并保持了应有的质量,提高了国民综合素质,为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这一历史性贡献更应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即使在全球教育的比较中,中国教育也有一定特色和优势,是值得尊重的,例如,关于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理论和实践,组织周密的学校教研制度和教研活动,强调刻苦学习、意志努力等。虽然迄今为止,我国教育依然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从大的历史进程来看,改革开放40年的教育改革探索取得的进展和成绩是令人振奋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尊重本国的教育传统、教育探索和教育工作者,是推进教育自主探索创新的重要认识基础。只有学会尊重自我,才能自立自强,找到发展提高的力量之源。
其次,要切实研究中国的课程与教学问题。中国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在21世纪的发展问题,不可能雷同于其他国家,不可能照搬别人的经验来解决,必须独立探索。在21世纪,我国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的发展面临着普及提高与探索创新的双重任务,需要整体布局,有序推进。一方面,我们面临着时代发展的新挑战,需要应对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等社会条件的巨大变化,探索课程与教学领域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前沿课题,从而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占领世界教育的前沿领域;另一方面,基于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我们还面临着普及现代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任务,需要在教育相对滞后的地区进一步传播科学的教育知识,推广先进的教育技术,促进学校规范地、科学地开展教育教学,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从而完成教育现代化的“补课”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支持先头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又要加快大部队的行军步伐,使他们尽快接近前沿阵地。这种一手抓创新、一手抓普及的格局,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一直存在。针对这种格局,课程与教学理论界应进一步增强研究中国课程与教学问题的意识,切实解决中国课程与教学发展的具体问题,尤其是要重点解决一些基本问题、重大问题。例如,在教学组织形式上,虽然小班教学是流行趋势,但我们的基本格局是大班教学,理应把研究大班教学的理论与方法放在中心位置;再如,中国需要切实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为此,可持续发展教育就成为时代性的前沿课题,这就需要研究环境教育,更需要探讨人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课程与教学论应优先研究本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发展理论和技术,努力避免在空洞概念上做文字游戏,也要避免给其他国家或其他学科做简单的搬运工作。
最后,要进一步创造百花齐放、学术自由的氛围。教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为了促进课程与教学的自主探索创新,一方面,我们要尊重科学规律;另一方面,我们要鼓励积极创造。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课程与教学的改革探索有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成功经验,也有主观武断、脱离实际、不讲规律的挫折教训。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国课程与教学的改革探索要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和组织实施技术,加强对改革探索的实践检验和理论反思,从而确保各项课程与教学的改革措施有益于提高课程与教学的水平、质量、效益。在以科学精神对待改革探索的前提下,我们应在制度层面、社会心理层面创造一种大胆探索、多样探索、自由探索的氛围,鼓励所有人发挥主体性,积极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越鼓励多样综合的探索,课程与教学就越充满活力;反之,遏制多样和自由的探索,则形式主义流行,“假、大、空”泛滥。因此,面向未来,我们应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走多样综合的道路,激发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创造热情和巨大潜能,鼓励独立自主的探索创新,为各种各样的自主探索提供相互交流借鉴的平台,通过多样探索,促进课程与教学的整体进步和提升。
总之,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要用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世界文明,积极学习和改造国外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努力做到洋为中用;同时,也要正确处理新旧关系,扬弃历史传统,做到古为今用;而最关键的是,要把自主探索创新放在首位,切实深入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发展自己的教育理论和模式,走出中国教育自主发展的道路。未来就在脚下,让我们勇敢前行,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而奋斗!
[1] 王策三:《教育论集》,365~37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 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203~20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3] “六不唯”源出北京四中刘长铭校长于2018年4月1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院的讲座。
[4] 廖哲勋、田慧生:《课程新论》,70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5] 廖哲勋、田慧生:《课程新论》,58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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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秉德:《教学论》,5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8] 王策三:《教育论集》,3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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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罗祖兵:《教育改革:“传统”与“现代”的搓揉》,载《现代教育科学》,2008(4)。
[11] 王策三:《“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载《课程·教材·教法》,2008(7)。
[12] 乔卫平:《论传统教育批判的三大误区》,载《教育科学》,2004(2)。
[13] 吴元发:《开启中国教育内部的“中西古今”之争》,载《教育学术月刊》,2016(9)。
[14] 张书丰:《论中国传统教育教学理论的继承与弘扬》,载《当代教育科学》,2004(3)。
[15] 吴元发:《开启中国教育内部的“中西古今”之争》,载《教育学术月刊》,2016(9)。
[16] 容中逵、刘要悟:《民族化、本土化还是国际化、全球化——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参照系》,载《比较教育研究》,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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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钟志华:《“盲人掌灯”还要走多远?——试论我国教育的本土化问题》,载《当代教育科学》,2005(24)。
[20] 钟启泉、有宝华:《发霉的奶酪——〈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读后感》,载《全球教育展望》,2004(10)。
[21]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见《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24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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