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双一流”建设
高等学校是集中生产和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地方。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发展愈发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世界各国在知识、人员、技术、资金等方面的联系也日趋紧密。由此，高等教育在国际竞争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各类高校数量世界第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国际顶尖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稳居世界前列。但是，真正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并不多，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更少。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并将“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等作为实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总目标的建设任务。因此，“双一流”建设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不仅关系到我国能否在越发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还关乎我国能否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更关乎我国能否通过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挑战：人才外流与人才引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加快。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将“新一轮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重要主题。过去40年里，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经济全球化是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是这股潮流中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者，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助推者。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国家对出国留学生实行“走出去与引回来”，积极鼓励学生出国，也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吸引外国留学生。在吸引外国留学生方面，我国不断完善来华留学制度。比如，当留学生数进入快速上升期时，2000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对留学生的学位证书、培养方式、课程设置、学籍管理、在校期间的具体管理等问题做出了规定，以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同年的《关于实施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制度的通知》设置了多种奖学金，以吸引外国留学生。2010年，教育部在全国来华留学工作会议上发布《留学中国计划》，提出“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工作方针，继续推进来华留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造中国高等教育品牌。在鼓励出国留学方面，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出国留学工作进入繁荣发展期，政府不断扩大公派留学人员规模，及时公布到各国留学的信息，提供出国留学的渠道，并通过不断完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认证制度等多种方式，鼓励、引导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比如：2003年，国家正式设立“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扩大引进人才的范围，鼓励自费留学的优秀留学生回国工作；2007年，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吸引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归国土、报效祖国；2008年年底实施“千人计划”，以鼓励和支持各层次海外人才回国工作。但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我国面临的出国留学人才流失问题依然严重。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1978—2011年，中国的出国留学生达到224.51万人，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而同期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仅为81.84万人，回归率仅为36.5%，这意味着超过六成的留学生滞留海外。所以，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工作，就成为新时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纵深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质量保障机制
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起步较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包括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两个部分。在外部质量保障方面，2003年，教育部开始全面启动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评估，2004年，教育部成立了“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统一领导本科教学评估工作。评估虽然在保障和监督高等教育的质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因为在评估技术、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缺乏经验，我国的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也因此备受诟病。例如，尚未形成协调统一的评估体系，评估内容与指标存在局限性，评估队伍素质不高，缺乏不同评估主体之间的沟通渠道，无法协调政府、学校、公众三方面的需求与利益，评估中缺乏学校自我评估的地位等，限制了评估作用的发挥。2011年，《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确立了包括自我评估、教学基本院校评估、专业认证与评估、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国际评估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强调本科教学评估制度的整体性顶层设计，这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内部质量保障方面，我国高校的内部评估局限于教学质量评估和科研评估。其中，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日趋完善，但是在具体的环节上还缺乏深度，例如，缺乏对教师自评的培训，各高校的教学评价水平不平衡。科研评估对保障科研质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评估中存在的目的不明确、指标体系重数量轻质量、忽视人才培养等问题依然突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全面提高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成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因此，建构全面、科学、有效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助力中国高校实现由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是我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有力保障。
[1] [日]盐野宏：《行政法》，479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 黄异：《行政法总论》，19页，台北，三民书局，1992。
[3] 劳凯声：《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255～256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4] 劳凯声：《重构公共教育体制：别国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5] 劳凯声：《在教育改革中坚守公立学校的公益性》，见《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6辑，14～28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6] 彭虹斌：《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公立中小学法律地位比较与启示》，载《外国中小学教育》，2011（5）。
[7] 彭虹斌：《作为政府下属机构的公立中小学法律地位研究》，载劳凯声、余雅风：《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2辑，26～37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8] 劳凯声：《回眸与前瞻：我国教育体制改革30年概观》，载《教育学报》，2015（5）。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1卷，7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11] 石中英：《如何理解基础教育的“基础性”》，载《人民教育》，2005（24）。
[12] 方晓东、李玉非、毕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378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13] 鲍传友：《“后普九”阶段义务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与政府责任》，载《教育发展研究》，2008（Z1）。
[14] 樊未晨：《教育部：全国81%的县义务教育发展实现基本均衡》，载《中国青年报》，2018-02-28。
[15] 《陈至立在三片地区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签字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http://www.people.com.cn/GB/jiaoyu/8216/42366/42375/3072136.html，2018-08-10。
[16] 《中国教育年鉴2001》，转引自杨东平、王帅：《从网点下伸、多种形式办学到撤点并校——徘徊于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农村义务教育政策》，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5）。
[17] 数据综合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0》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0》。《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0》，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0》，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
[18] 劳凯声：《回眸与前瞻：我国教育体制改革30年概观》，载《教育学报》，2015（5）。
[19] 汪明：《公办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问题的探讨》，载《教育研究》，2005（8）。
[20] 何颖：《我国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参与——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的分析》，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
[21] 翟博：《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改革开放30年中国推进全面教育的奋进历程》，载《教育研究》，2009（1）。
[22] [美]彼得·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13～1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