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终身教育学术研究的脉络
保罗·朗格朗在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次成人教育促进会议上提出终身教育的理念之后，终身教育的理论迅速传遍世界，并得到了国际上众多国家的大力推行。而我国由于受“**”的影响，直至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后，终身教育理念才开始逐渐传入国内。改革开放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教育的本质、功能和价值，也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系列观念、思想、文化和技术上的新变化，正是在这种条件与背景下，终身教育理念开始引入和传播开来。[1]
20世纪70年代，部分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开始引入国际上终身教育相关的理念及研究。
1979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业余教育的制度与措施》一书收录了张人杰撰写的《终身教育：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教育思潮》和钟启泉翻译的朗格朗的名篇《终身教育的战略》。两篇文章均对终身教育理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发展脉络、主要论点以及部分发达国家实施终身教育政策的状况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1979年我国派代表参加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继续工程教育大会，引入继续教育概念。1985年我国派代表参加第三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后，国内兴起成人教育的研究和讨论。终身教育、继续教育、成人教育三个概念的讨论在同一时期常常混杂在一起，没有明确的区分。这一时期的教育现象如老年大学、全国扫盲教育运动等并没有被称为“终身教育”。[2]
国内以终身教育为主题的早期著作主要是国内学者的译著，如1986年，周南照和陈树清翻译出版了保罗·朗格朗撰写的《终身教育引论》。在终身教育思潮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撰写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1972年），1979年由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翻译出版。译著中还有持田荣一等的《终身教育大全》（1987年译）、C.J.泰特缪斯的《培格曼国际终身教育百科全书》（1990年译）、阿瑟·克罗普利的《终身教育导论——心理学分析》（1990年译）、西里尔·O.豪尔的《学习模式——终身教育的新展望》（1992年译）、S.拉塞克和G.维迪努的《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1996年译）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1996年）等。这一时期我国学者的专著，有周蕴石的《终身教育》（1989年）、乔冰等的《终身教育论》（1992年）、谢国东等的《构建学习社会》（1997年）、吴遵民的《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1999年）等。[3]
终身教育第一次见于我国国家教育政策是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95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对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做出了明确规定：“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业务教育和终身教育”，并且“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创造条件”。[4]
随着1994年世界首届终身学习大会在罗马召开，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出版，终身学习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我国教育政策文件中开始出现将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并用的情况。1998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申了终身教育是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提出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继续强调要逐步完善终身学习体系，运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为社会成员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提高教师队伍终身学习的自觉性。
2000年以来，学习化社会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共同出现在我国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强调了构建开放灵活、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发展远程教育及服务平台，满足个人多样化的终身学习需求，形成学习型社会的战略目标。[5]
随着终身教育思想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以及我国政府对终身教育思想的逐步重视，我国学者从翻译、推介国外终身教育思想开始，逐步开展了我国本土化的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终身教育研究稳步发展。
根据中国知网（CNKI）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5月17日，以终身教育或终身学习为主题的文献总数为19 604篇，其中核心期刊来源6 391篇，CSSCI来源1 757篇，EI来源1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1 695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1 489篇，博士学位论文206篇；各类会议文献649篇，其中国内会议文献574篇，国际会议文献75篇；另有年鉴文献1 847篇。
我国终身教育研究经历了以下四个主要阶段。
起步阶段（1980—1994年）：我国终身教育相关研究数量比较少，内容相对简单。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对国外终身教育的研究和介绍；对终身教育价值的讨论和思考；对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比较；对陶行知、野村等教育家和学者的终身教育思想进行的研究和思考。
发展阶段（1995—2000年）：终身教育相关研究迅速增加，这一时期有关终身教育研究数量较多，从每年不到百篇迅速进展到数百篇，研究成果发表的层次较高，核心期刊文献数量达到百篇以上。其间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终身教育的学科研究，终身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关系的研究等。
多样化阶段（2001—2011年）：随着我国终身教育研究的进步和发展以及终身教育体系的不断构建，我国终身教育研究的数量不断增长，关注的杂志也不断增加。在《教育研究》《江苏高教》《中国成人教育》《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研究》等杂志关注的基础之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职教论坛》《教育与职业》《继续教育》《中国远程教育》和《开放教育研究》等杂志也加大了对终身教育的关注。另外，终身教育研究的理论程度越来越强，以终身教育为背景的研究越来越多。终身教育研究出现了多样化的研究形态。
理论深入阶段（2012年至今）：我国终身教育研究成果不断增加，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入，并开始进行终身教育的反思性研究、比较研究、法律研究以及终身教育的历史研究。[6]
通过对2011年前研究者发表论文的数量及其论文被引用频率的研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者包括：郝克明、顾明远、厉以贤、高志敏、吴遵民、陈乃林、吴雪萍、吴忠魁等。[7]2011年后又涌现出一批学者，包括：陈丽、张伟远、黄健等。
纵观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终身教育及学术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除了对国际终身教育理念、理论及实践的介绍和引入之外，我国教育界逐渐形成并丰富发展了终身教育的理念和相关理论，涌现了关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政策、立法、体系、制度，学习型社会，远程教育以及终身学习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相关的专业协会、学会联盟，逐渐发展了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专业期刊，而且期刊层次也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