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述全球信息化的影响和冲击
全球传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全球性信息传播系统的形成。全球性信息传播系统的形成，正在使人类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着经济信息的全球性实时传播的实现，体现在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中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关系越来越密切，牵一发而动全身。
第二，政治全球化的加速。政治全球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二是地理政治向全球政治的变化。就前者来说，封闭的信息系统曾经是极权主义、专制和独裁政治存在的重要基础，但在今天开放的信息系统中，国内政治的几乎所有重要举措都被置于国际社会的广泛监督之下。本国的事件往往会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而外国的事件也往往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这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特色。就后者而言，国家的地理位置、国与国之间边界距离的远近等曾经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决定性变量。而在科学技术和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物理距离的远近已经失去了决定性的意义。在过去，地区纷争演化为世界性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现在，任何一个小小的地区纷争在它发生的瞬间就会引起全球的重视。除此之外，诸如人口等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的政治议题的出现，也加速着人类政治全球化的进程。
第三，文化的交流、融合、摩擦和冲突的全球化。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异民族文化，而在今天，我们对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不再有陌生感。
全球性信息传播系统的发展，也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国际传播媒介的形式和内容。我们知道，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广播曾是国际传播中最重要的电波媒介，它的基本特点是：首先，它特指短波电台的对外播音。其次，运营机构一般是政府或公共机构。再次，节目一般是专门为外国人或海外侨民制作的，内容以新闻为主，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本国政策，介绍本国情况。这种国际广播的传播作用和影响，正在受到新兴的跨国卫星广播电视的冲击。新的跨国卫星广播电视以影像传输为主，其运营和节目提供者除少数政府或公共结构外，主要是商业媒介。与传统的国际广播相比，卫星电视的节目一般不是为海外观众专门制作的，大多是直接转播国内频道，节目内容除了新闻和信息服务以外，电视剧等占据了主要部分。这里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国际传播媒介过去主要执行对外宣传功能，而在今天，则担负起了全面的文化输出的任务。
文化输出和文化传播比重的增大是当今时代全球传播的一大特色。但是，文化传播的扩大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它还伴随着激烈的摩擦和冲突。文化传播的背后，还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利益关系。
（郭庆光）
2.论述关于“新世界信息秩序”论争
“新世界信息秩序”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美许多弱小国家从殖民统治下获得了解放。但是，由于长期的世界殖民体制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对新闻和信息生产、流通的控制，依然在顽固地维持着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要真正改变受压榨、受控制的局面，必须改变现行不平等的信息传播体制。1973年，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尔召开，会上通过了下述宣言：“现存的传播渠道不仅是罪恶的殖民地时代的遗产，而且阻碍着各国之间自由、直接而迅速的传播与沟通。发展中国家必须共同采取行动，来改变现存的传播渠道。”
一般认为，《阿尔及尔宣言》是“新世界信息秩序”之争明朗化的开端。从那以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主要舞台，在各种国际机构和国际场所，展开了一场以美、英等发达国家为一方，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的两大阵营的激烈论战。
这场论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73年的《阿尔及尔宣言》为起点，到1978年的教科文组织发表《大众传媒宣言》。这个阶段是发展中国家力量的集结时期，不结盟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6年不结盟运动突尼斯研讨会发表的最后报告中，不结盟国家对现行的世界信息秩序进行了严厉批判，提出了“消除信息领域的殖民化”和“创造新型国际传播秩序”的口号。同年，不结盟国家还在印度举行首脑会议，并发布了《关于信息非殖民化的新德里宣言》。这个宣言的内容，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世界上的信息流通处于严重的不合理和不平衡状态，信息传播手段集中在极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绝大部分国家只是发达国家传播的信息的被动的接受者。
第二，这种状况，有使殖民地时代的统治与依附关系恒久化的危险。换句话说，它导致着极少数国家对“传播什么”以及“怎样传播”的信息决断权的绝对控制。
第三，世界的信息发布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极少数几家大通讯社手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了解外界的情况必须依赖于它们，甚至连自己的形象受到歪曲也只能被迫忍受。
第四，政治、经济的依附关系是殖民地时代的产物，而阻碍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现行信息依附关系也是殖民制度的后遗症。
第五，在信息手段受到少数国家控制和垄断的状况下，所谓“信息自由”只是少数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和传播信息的自由，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客观、正确地传播信息和获得信息的权利在事实上受到剥削和否定。
这个宣言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成为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指针。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内罗毕召开，自此，争论的中心舞台移到了教科文组织。
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发布《大众传媒宣言》起，到1980年“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报告书《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的发表，这是争论不断走向激化的时期。
“麦克布莱德委员会”设立于1977年，附属于教科文组织，正式名称是“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会由16个国家的著名传播学者组成，主席是荷兰人麦克布莱德，因此又称为“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委员会设立的目的，在于研究全球性传播问题、调查信息流通的现状并提出具体行动的建议、探讨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的方法和途径。在该委员会内部，主张信息自由流通的西方国家和主张改变不平衡现状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激烈交锋，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居多数，西方国际（英国未参加）处于相对孤立的境地。
1980年，委员会终于以《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为题提出了最终报告，并在同年于教科文组织贝尔格莱德大会上获得通过。大会决议包含了以下要点。
（1）不平衡是现行国际信息秩序的基本特征，必须加以改变。
（2）不管是公共还是私人性质的，过度的集中垄断都会产生负效果，必须加以解消。
（3）为了保证信息与观念的自由和平衡的流通，必须从内部和外部清除某些障碍。
（4）必须保障信息来源与传播渠道的多元化。
（5）应保障传播媒介中的新闻工作者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
（6）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整备自己的信息设施和媒介、训练人才等措施来提高自己改变现状的能力。
（7）发达国家应该为实现上述目标而显示自己真正的诚意。
（8）必须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各民族向世界人民传达自己的利益、愿望以及社会和文化价值的权利。
（9）必须尊重所有国家的人民在平等、公正、互惠的基础上参与信息的国际交流与交换的权利。
（10）任何民族、种族、社会群体以及个人都拥有接近信息来源以及积极参与传播过程的权利。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的报告书以及教科文组织大会决议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观点和要求。可以说，报告和决议的通过，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新世界信息秩序”之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个结果，当然是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不甘心接受的。1981年，代表西方国家垄断大媒介利益的国际性院外活动集团——“世界自由出版委员会”（WPFC）在法国的塔罗瓦尔召集了“自由之声”集会并发表宣言，认为教科文组织决议将会导致各国政府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控制，关于新世界流通秩序的“论争本身对报道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就是有害的”，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付出了过于昂贵的代价，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和反对。当时美国的里根政府对《塔罗瓦尔宣言》明确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83年，美国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充满了反西方论调，具有危及新闻自由和自由市场的因素，其活动“过于政治化”为由，表明了退出的意向。1984年和1985年，美国和英国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三个阶段，是从美、英退出教科文组织直到现在。在这个时期，由于美国的退出，教科文组织财政发生了困难，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但是，关于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的基本原则，一直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定支持。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传媒的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1991年发生海湾战争，西方尤其是美国传媒对这场战争报道的绝对控制，使得“信息主权”以及“文化冲突”等问题受到更广泛的关注。这些变化，为“新世界信息秩序”问题赋予了新的内容。
总之，“新世界信息秩序”之争的核心，是如何看待信息的“自由流通”问题。少数发达国家主张世界信息流通应该是绝对自由的，不应受到各国政府的人为干预。对此，发展中国家并不一概地反对信息自由，但主张自由首先应该表现为对各国各民族的传播权利和机会的尊重和保障。在信息的生产和流通结构不平等且少数发达国家对信息技术和媒介保持着高度垄断的现状下，所谓“自由流通”也只能是少数传播大国的特权。因此，这场争论并不是单纯的理念上的争议，它体现了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中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的尖锐矛盾和冲突。
（郭庆光）
3.论述国际报道中的新闻价值问题
在流通于世界的众多信息中，新闻是一种最基本的信息。通过新闻，我们了解环境和周围世界的变化，形成我们对事物的印象和态度，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行为决策。在超出我们直接经验范围的国际问题领域，我们对媒介新闻报道活动的依赖程度更高。
但是，新闻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信息，它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既然是“报道”，那么它就是一种人的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包含着人的认识和判断。这里的认识和判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闻的选择，即在众多新近发生的事实中挑选哪些事实来加以报道；二是新闻的加工，即从什么角度来报道事实，或者赋予事实以什么样的意义。因此，一件事实能否称为新闻，并不出于纯粹的偶然性，而是基于一定标准或尺度的选择和加工过程的结果。这些标准或尺度，通常称为新闻价值。构成新闻价值的因素是复杂的，其中既包括某些客观因素，也包括记者或编辑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心理因素，同时还包括传媒组织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目标和利益。新闻价值体系决定着传播媒介选择和加工新闻的立场、态度和方针，不同的价值体系形成报道活动的不同的倾向性。
国际新闻通常体现着传播媒介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国际新闻的选择和加工具有一定的价值标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传播学会曾进行了一项题为“媒介中的外国新闻”大型研究。这项以29个国家为对象的研究揭示：（1）国际新闻报道具有一定的选择标准，这在全世界任何媒介中都可以发现。（2）所有的传播媒介，都突出强调报道本国的事件或人物。（3）在西方媒体支配着世界的新闻生产和流通的情况下，美国和西欧在世界各地都是最经常的新闻话题。（4）仅次于美国和西欧的，是关于纷争、灾难或混乱的“异常事件”话题。（5）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除非作为“异常事件”的发生地得到报道，否则很少出现在国际新闻当中。（6）国际新闻的主要提供者是少数几家西方大媒介和通讯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媒介只能从这样一些外部信源那里“选择”或“翻译”新闻，仅仅起到一种“二次把关”作用。
在西方传媒的报道中，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感弱，而且往往受到歪曲性的报道。不少学者指出，西方传媒的新闻，往往把发展中国家与动乱、战争、落后等消极的概念和印象联系在一起。它们通常挑选发展中国家的“坏新闻”加以报道，而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及其成果视而不见。
在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研究中，新闻价值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有着丰富的研究积累。大量的研究成果揭示，西方资本主义媒介并不是“公正地”、“客观地”报道国际新闻的，而是有着自己的一套新闻价值体系。新闻信息的传播，不仅是少数发达国家维护自己现存的支配地位和利益的手段，而且是推行新的全球战略的工具。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传媒国际报道活动的本质。
（郭庆光）
4.论述信息与国家主权问题
在少数发达国家支配着世界信息的生产和流通的情况下，大多数传播弱国所受到的并不仅仅是形象的伤害，严重时，它们甚至面临国家主权受到干涉的危险。这种危险产生的根源在于世界上还存在着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冷战时代结束后，个别超级大国并没有放弃争霸全球的战略，反而加快了实施这一战略的步伐。其主要战略是：（1）直接使用军事手段对其他主权国家实行高压政策。（2）使用经济制裁、经济掣肘或制造金融动**来左右别国经济局势。（3）使用信息手段来干预别国内政，如利用民族矛盾来挑动他国内战和分裂等。在跨国传播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信息手段可以说已经成了个别强权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最廉价、最常用的手段。
跨国传播时代，信息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的“数据处理与自由委员会”曾发表过如下见解：“信息就是力量，存储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意味着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技术优势。因此，跨越国家的数据流通也可能导致国家主权的丧失。”这个预言，已经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实所证明。在这一剧变的过程中，西方媒介绝不仅仅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的煽动式的宣传甚至是这场剧变的直接动因。
跨越国界的电子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为传统的国家主权赋予新的内容。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外国人的入境、外国商品以及物质形态的文化产品进口，都必须经过边防和海关的检查和许可，否则便被视为偷渡、走私等违法行为。但是，跨国的卫星直播广播电视、计算机通信网络等新的电子媒介却使这一切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国信息可以不受限制地穿越国界，对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秩序甚至国家安全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国家和政府却对此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手段，迄今为止的国际法体系也没有提供普遍公认的规则。这种状况导致了一个新的主权概念——“信息主权”的诞生。
信息主权，即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这是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信息主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本国的信息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权利。二是不受外部干涉，自主确立本国的信息生产、加工、存储、流通和传播体制的权利。三是对本国信息的输出和外国信息的输入进行管理和监控的权利。其中第三项内容直接涉及跨国界传播，其功能包括保护国家机密和排除危及国家安全的有害信息等重要方面。
信息主权是在全球信息化和国家主权面临新的威胁因素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信息化使各国国内信息系统与全球信息系统连成一体，国内系统受到国外因素更为直接的影响。来自外部的信息干扰，有可能使一国的信息系统遭到破坏，使国家失去危机管理能力而陷于混乱。同时，世界上还存在以阻断信息和数据往来等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强权政治。
信息主权同样是一个与建立“新世界信息秩序”密切相关的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在世界信息单向流通的不平衡结构下，传播弱国的信息主权没有任何保障，这种状况使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主张，与拥有领土、领空、领海资源以及社会制度的主权一样，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信息传播资源和传播制度同样应该拥有主权，这是在信息时代保障国家主权完整的重要条件。可以说，对信息主权的重视和保护，已经成了世界各国规划和建设本国信息系统的重要指导思想。
（郭庆光）
5.论述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也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在跨国界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由于世界信息流通的单向性，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统合性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对这个问题的普遍关心，形成了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研究。顾名思义，文化帝国主义研究，是把个别传播大国对世界信息流通系统的支配看做推行文化扩张主义的过程，而把发展中国家的牵制和反抗看做抵制文化侵略的过程。
文化帝国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诞生的。所谓“新帝国主义”，指的是在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的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扩张战略由以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文化控制为主。如果说传统的帝国主义属于军事帝国主义，那么“新帝国主义”则属于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现代帝国主义总过程的一部分。苏利文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包含着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的状况。另一位学者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
文化帝国主义虽有各种不同的定义，但概括起来说，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而进行的扩张过程。第二，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全球性的文化支配。第三，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文化产品），那么很明显，这种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
在文化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化手段，因此不少学者也把文化帝国主义称为“媒介帝国主义”。在探讨媒介帝国主义之际，人们更关注两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一是跨国传播媒介的高度集中和垄断；二是由这种垄断体制所形成的信息单向流通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就前者而言，目前世界传播媒介的集中垄断的程度仍在加剧。媒介的集中和垄断的加剧，意味着在世界上确保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的条件在继续恶化。就后者而言，在全球性文化市场形成和跨国传播媒介越来越大的状况下，对信息的单向流通所产生的文化后果表示深切关注和担忧的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不少发达国家也引起了警惕。随着以美国产品为主导的世界影像市场的形成，西欧各发达国家面对美国商业文化产品的冲击，基于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维护“文化统合性”的双重目的，也开始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担心由发展中国家扩大到美国自己的西方盟友当中，这说明美国的对外文化扩张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美国当然不承认自己具有文化扩张主义的意图，相反，它以“自由市场”和“信息自由流通”的捍卫者自居。但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所看到的是，所谓维护“信息的自由流通”，实质上只不过是维护美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在信息传播问题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双重标准也很难使人相信它没有文化扩张的意图。具体表现在美国在国内强调媒介的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以维持本国传播秩序的平衡，但在世界信息流通领域却仅仅强调“自由”，丝毫不谈美国对国际传播秩序应尽的责任。
人类世界是一个由多元文化组成的社会，多种文化的存在，构成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各种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交流、沟通和互动，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全球信息化的理性目标应该是各民族多元化的共同繁荣，而不是以一种文化吞并或取代其他文化。正像殖民时代的军事帝国主义未能实现独霸世界的野心一样，信息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也必然会在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抵制下最终破产。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不警惕它对人类文化的健康发展所带来的危害。
总之，全球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的重要趋势，这个趋势正在把人类融入到一个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地球社会”中去。但是，全球信息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并不都是光明的一面，正如“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所揭示的一样，目前的全球信息传播系统中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衡，存在着少数传播大国和多数传播弱国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改变这种不平衡、不平等的信息传播结构，建立公正的、平衡的“新世界信息秩序”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它的实现，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探讨，更重要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速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建设独立自主的信息事业，增强自身的传播能力。
（郭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