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播学的形成要素是什么？
传播学形成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美国，它的形成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第一，从传播媒介的发展情况来说，在这个时期的西方国家，大众报刊和电影已经高度普及，作为新的电子媒介的广播事业发展也十分迅速。媒介的增加和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使得许多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关注信息与传播问题，并开始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来研究这些问题。第二，从历史和社会环境来说，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都利用各种传播媒介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信息心理战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这使得社会科学家对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在战争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关心，对宣传的研究成了这一时期的热点课题。第三，在这个时期，与传播学有着许多衔接点的一些社会科学，如新闻学等都已经有了充分发展，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
传播学之所以诞生在美国，也有两个直接的原因：一是美国是世界上传播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为媒介和传播研究提供了最合适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二是在1933年德国纳粹党执政后，大批欧洲学者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逃亡到美国，推动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许多著名的传播学家本人就是流亡者，其他学者在欧洲也有着深厚的学术思想根源。
（郭庆光）
2.简述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源流
传播学的早期思想源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欧洲源流；二是美国源流。欧洲源流包括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和他的模仿理论，德国社会学家西默尔和他的网络理论。
塔尔德于1890年出版了《模仿的法则》一书，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模仿理论的创始人。塔尔德认为，一切社会事务“不是发明就是模仿”，纯粹的发明是极少见的，大量的行为是模仿。模仿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和传播发生的，既然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那么传播也就是最基本的互动渠道。塔尔德的模仿理论，对后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传播在人格形成和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塔尔德还出版了《舆论与群集》一书，对舆论的结构及其形成、运动过程等做了严格界定。
西默尔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形式社会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化论》等。西默尔认为，社会学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他也是最早研究群体对个人行为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家，并且最早提出了传播网络理论，认为社会上的个人都是由特定的信息渠道相互连接的，要解释人的行为，最根本的是要搞清个人在这个传播链中的位置，也就是与谁有着信息传播的关系。西默尔把这个传播网络描述为“舆论的厨房”。
在美国学术思想流派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有杜威、库利、帕克、米德等人。
杜威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学家。他强**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认为大众传播是变革社会的重要工具。他始终认为大众传播在改造社会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在力量，新的传播技术将会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
库利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他可以说是最早系统研究传播现象，并最早进行了理论化尝试的一位重要学者。库利关心的一个主要课题是人的社会化问题，并为社会学和传播学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概念：一是“初级群体”，认为个人日常所处的基本群体是社会化的基础。二是“镜中我”，这个概念说明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或评价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在库利看来，传播是“镜中我”形成的主要机制，它不仅是个人社会化的途径，而且是将整个社会连成一个整体的纽带。库利关心的焦点是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没有给予充分关注，这与他对大众媒介的营利性感到不满有一定关系。
帕克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对传播学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913年他应聘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成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领袖。芝加哥学派在关于人的行为问题上反对本能论观点，提倡社会互动理论。他们认为人在出生之际并不具备社会性，使儿童成为社会性存在的是学习语言和感觉自我的过程，在这里，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米德是芝加哥学派中影响仅次于帕克的二号领袖人物，也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互动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米德关于人的社会化、社会角色取得以及社会自我理论，对现代社会信息学和传播学具有很大影响，提出的“主我”（I）和“客我”（me）理论，对理解人类传播的社会性具有重要意义。
李普曼对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由于长期从事新闻活动，他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在《自由与新闻》、《舆论》等论著中，李普曼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这个概念阐述了现代社会“环境的双重性”和大众传播对现代人行为的影响；另一个是“刻板成见”。所谓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李普曼是较早地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的学者之一。
（郭庆光）
3.简述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和学科创始人
尽管传播学有着悠久的学术思想渊源，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并没有人专门研究传播问题，许多学者只是从各自的学科关心出发，附带性地对传播现象做了某种程度的考察。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他们分别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
第一，拉斯韦尔的宣传与传播研究。
拉斯韦尔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宣传研究领域拥有很大的影响。1927年，他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策略及其效果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本书刺激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宣传研究，使之成为当时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拉斯韦尔曾经为宣传下过这样的定义：宣传就是运用象征符号来控制人们的群体态度，广义的宣传，就是运用种种表态方式以影响人们的行动的技术，这些表态方式可以是口头的、书写的、图画的或音乐的等。
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过研究。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他最早总结了社会传播的三项基本功能：环境调控、社会协调、文化传承，并考察了传播的基本过程，将其解析为五个主要环节或要素（即著名的“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了什么效果”）。这个过程模式虽然带有单向性和直线性的缺陷，但它明确勾勒出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对形成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卢因与“把关人”研究。
卢因是德矞犹太人，主要专业领域是群体力学，他研究了不少群体传播的问题，如群体归属关系和群体规范对个人态度和行为的制约、独裁的和民主的领袖对群体运行效率的影响等。卢因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卢因对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信息传播的“把关人”概念。后来，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到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达过程的研究当中，“把关”理论成为揭示新闻或信息传播过程内在的控制机制的一种重要理论。
第三，霍夫兰与说服效果实验。
霍夫兰是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受聘为美国陆军部心理实验室主任。霍夫兰和他的实验室的任务，是研究军内教育电影对提高士气所起的作用和效果，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实验。霍夫兰的学术关心在于揭示传播效果形成的诸多条件，如信源的条件、传播方法和技巧的条件以及受传者本身的属性条件等，并为此进行了大量实验。霍夫兰对传播学的贡献，一是把心理实验方法引进了传播学领域；二是他的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为否认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第四，拉扎斯菲尔德与经验性传播学研究。
拉扎斯菲尔德是奥地利籍犹太人，德国法西斯上台后，他于1933年逃到美国，在洛克菲勒财团赞助的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担任负责人，在此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听众调查和研究。1939年，该研究所迁移到哥伦比亚大学并改名为应用社会研究所，拉扎斯菲尔德也开始由广播研究转向范围更广的传播学研究。
在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中，拉扎斯菲尔德是对后来的传播学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位。他是“两级传播”理论的提出者。1940年，他和卡兹等人对总统大选中的宣传战进行了调查，以测定大众传播对选民态度的影响（史称“伊里调查”，1944年出版了调查报告《人民的选择》）。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发现大众传播并没有力量左右人们的态度，决定选民投票意向的还有其他众多的因素，如“政治既有倾向”的作用、受众对不同媒介或内容的“选择性接触”机制、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的影响等。根据这项调查，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了“两级传播”的观点，以为大众传播只有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才能产生影响。这项研究对否定“子弹论”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但也开创了“有限效果论”的传统。
拉扎斯菲尔德对研究方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传播学研究的“工具制作者”。罗杰斯指出，拉扎斯菲尔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把传播学引向了经验性研究的方向，他通过不断改进抽样调查技术和量化分析方法，为传播学赢得了来自其他科学的尊重。不过，这种经验主义和数据主义同时也受到了其他学者尤其是批判学者的抨击。
第五，施拉姆与传播学科的创立。
一些学者认为，施拉姆使传播科学从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应该是传播学的“第五位奠基人”，这主要是指施拉姆在传播学学科建设方面作出的贡献。
施拉姆于1948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办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并开设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课程。1950年，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通过，施拉姆成为该校传播系主任。他主编了最早的一批传播学教材，包括《大众传播学》（1949年出版）、《传播过程与效果》（1954年出版）等。施拉姆一生编写了近三十部论著，并开辟了几个新的研究领域，如电视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通、传播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等。他曾经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数次访华，是最早向中国介绍传播学的外国学者之一。
从50年代以后，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逐渐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目前，世界各国的主要大学一般都设有传播学的院系专业或研究机构。传播学之所以获得迅速发展，既是由于它适应了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与传播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郭庆光）
【参考知识点】
论述传播学的奠基人及创立者
1980年，施拉姆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文中，高度评价了美国传播学的四位先行者，即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他们自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从自己研究的学科角度对传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为后来的传播学奠定了一个基础。
第一，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
哈罗德·拉斯韦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他一生致力于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探讨政治学，试图用一系列自然科学理论建立政治学体系。他的政治学著作受到政治学家们的重视，他自己也曾在政府部门担任过顾问。他对传播学研究作出了以下突出贡献：
（1）拉斯韦尔是美国系统研究政治传播的第一人，是分析研究宣传的权威。1927年，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刊行于世，成为宣传学的经典之作。1935年，他又与布卢门斯通合著出版了《世界革命的宣传》，进一步发展了对宣传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1979年，在拉斯韦尔去世后的第二年，他和勒纳等人合作编写的三卷巨著《世界历史中的宣传与传播》成为宣传学研究的又一里程碑。“他关于政治宣传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早期传播学类型。”“宣传分析已被纳入传播研究的一般体系之中。”
（2）拉斯韦尔开创了内容分析方法，这是一种重要的传播研究工具。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研究中，他就运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这“实际上发明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的方法论”。
（3）拉斯韦尔在进行宣传研究的同时，其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大至大众传播。1946年，拉斯韦尔和史密斯合著的《宣传、传播与舆论》出版，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大众传播的基本传播过程。他的这一模式成了传播学中经典的传播过程模式。后来，他又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对此传播过程、结构和功能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成为早期传播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
（4）在其《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拉斯韦尔还从外部功能上分析了传播活动的作用。他指出传播的三大作用或三大功能，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承文明。这一观点经过后来学者的发展，也得到了丰富。
总之，拉斯韦尔在宣传分析领域的成就是巨大的，同样，他在对传播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分析方面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他的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范围和层面。拉斯韦尔一生著述颇多，除了上述的有关宣传、传播的著作外，还有许多政治学著作。
第二，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
库尔特·卢因是美籍德国社会心理学家，一生致力于人类行为的动力和控制的研究，是心理学中“场论”和“群体动力论”的最先提出者。他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最早创造性地提出了心理学中的“场论”和“群体动力论”，这些理论成果对传播学的研究影响较大。
卢因在自己的心理学研究中倾向于完形心理学，但是又超出了完形心理学的范围和领域。他借用物理学中的“场论”这一理论，与心理活动进行类比。物理学场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场就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其中的每一部分的性质和变化都由场的整体特征所决定，而这种特征并不等于场内各部分特征的总和或相加。换言之，场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新的结构实体，而不再是形成场的那些个体元素的机械组合。
卢因将自己的“场论”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形成了“群体动力论”，这就是他对社会心理学的最重要的贡献。“群体动力论”主要研究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群体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和影响。他认为，一个群体就是一个场，必须将群体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成员个体的简单相加。在群体和个体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一个群体中最重要的便是凝聚力。所谓凝聚力就是群体成员相互利益的延伸。由于人们都关心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也就自然地倾向于维护群体的凝聚力这种自身利益的延伸。
从卢因的“群体动力论”可以看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群体的规范可以直接制约和影响个人的行为。传播者要想通过传播改变一个人的态度、认识和观念，不仅要考虑他的个人因素，更要考虑他所属的群体因素。卢因将自己的“群体动力论”应用到传播研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学生运用这一理论对军队士气问题进行研究，从中证实了群体可以影响士兵个体的观念、动机、愿望、行为和倾向。期间，卢因还进行了劝说人们改变饮食习惯的研究，这项研究也是在“群体动力论”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研究结果也说明群体规范可以改变个体的饮食习惯，使之与所属群体相适应。
此外，卢因在有关改变食品习惯的实验中还发现：家庭主妇是家庭消费新食品的把关人。“把关”概念可以适用于范围广泛的各种传播环境。1947年，在卢因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群体生活渠道》中，对传播体系的把关过程作了理论说明，这对于后来的研究来说，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的贡献。
卢因的“群体动力论”及“把关”概念对美国传播学的建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层面和方法。
第三，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是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特别是应用社会学领域的影响相当深远。
拉扎斯菲尔德到美国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一个广播研究中心。1940年移居纽约，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应用社会学研究中心。在他的主持下，一些社会学家开展了失业、大众传播、竞选与政治活动、教育与心理、社会研究方法与程序、市场研究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虽然传播研究只是拉扎斯菲尔德研究领域的一个部分，但是他在其中的研究对早期传播学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主要贡献有：
（1）他开创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传统，这一传统成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占有统治地位的范式。他及其助手、合作者从社会学原理出发，将传播媒介置于完整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他们认为受众不是彼此隔绝的抽象的个体，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与其他人共同生活、互相影响的。1930年至1931年，他对广播听众的研究更侧重研究广播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他继续将他对传播媒介社会影响的研究扩展到美国的政治生活中。1940年5月至11月的半年间，他们以总统选举为课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性调查，主要研究大选期间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因素。该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决定人们投票意向的，主要不是传播媒介的影响力，而是人际传播的影响力。1948年，该项研究的成果汇集出版，即《人民的选择》。
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还提出了“舆论领袖”和“两级传播”的概念。由此，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两级传播理论，即信息和影响先由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给舆论领袖，然后再由舆论领袖扩散给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是间接的，并且会受到社会基层舆论领袖的影响而削弱。该理论一方面使研究者深入认识到传播环节中的众多因素；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传播学的研究，特别是传播过程的研究。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多级传播理论”。
（2）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和个人传记、专题小组研究和焦点访谈结合起来。许多方法论的创新都是由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合作者所开创的。例如，拉扎斯菲尔德引入了异常情况的分析，在此个体案例得到分析，而这不适合于一般的统计模式。这种研究方法被用来对某些个人（他们的行为与研究中体现其他大部分人的特征的关系不相一致）进行较深层次的探讨。拉扎斯菲尔德还是三角测量法（即采用测量、收集资料和资料分析的多重方法，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多侧面了解）的一个早期提倡者。
（3）拉扎斯菲尔德还创造了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机构的原型。其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学研究中心便发挥着其他许多大学的研究机构模式的作用。与大学的各系相比，研究机构更加灵活，更有侧重点，也不大容易因采纳了创新方向而受到批评。拉扎斯菲尔德创造并通过某种组织形式，使传播学首次被引入几所大学。他创造了作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拉扎斯菲尔德促使传播理论具有了行政研究的特色。更广泛地说，他使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了这种特色。
总之，拉扎斯菲尔德因其对传播学的这三个贡献而成为著名的学者，尤其是1940年的总统选举研究，被称为大众传播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人民的选择》中的广阔范围、先进方法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发现使这次研究成为媒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民的选择》在关于大众媒介的思想领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似乎完全否定了所谓媒介无比强大的旧思想，而支持一个新架设，即媒介效果甚微，它只是许多种影响中的一种”。实际上，正是拉扎斯菲尔德的竞选研究及其发现结束了“枪弹论”理论统治传播学研究的时代，此后传播学效果研究可以说进入到了“有限效果论”年代。
第四，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
卡尔·霍夫兰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毕生研究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研究说服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说服的方式、技巧与能力等。
卡尔·霍夫兰的学术成就集中在通过实验方法研究人的态度与说服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他去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计划实施美军的思想训练计划，于是召集了一批心理学专家组成专门的研究小组，由霍夫兰负责指导和研究美军这个题目。他们主要研究陆军部拍摄的军事教育影片对军人的影响，用严格的实验方法，试图找出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他们研究发现军事教育影片确实使观众发生了变化，但变化有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夫兰及一些心理学家继续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态度与说服的研究，从多层面、更广泛的方向研究传播者的信誉、信息组织、群体适应效果、态度和观点变化的持续等问题，并将研究成果集结出版了关于态度问题的耶鲁丛书，如《传播与说服》《耶鲁大学关于态度和传播的研究丛书》等。
霍夫兰及其合作者并没有研究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媒介运动和大众传播。另外，他们使用实验法进行研究，研究对象多为学生实验性对象，范围有限。虽然他在后期也发现了许多实验过程中没有发现的众多影响因素，但是“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现实生活有无使用价值却不清楚”。
以上是对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生平、学术成就及与传播研究的关系进行的简要介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早期传播研究的学术基础和领域大多是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这些学科和这些学者对传播学的最终形成贡献很大，但只是奠基作用而已，真正将传播研究系统化为传播学的人却是威尔伯·施拉姆。
第五，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
威尔伯·施拉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传播学家。正是他创立了这一新兴学科，人们称他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他将传播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提出来，并力图使之系统化、正规化和完善化。
他在传播学领域的地位来自于他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首先，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这是他最大的功绩。自此以后，才有了学科意义上的传播研究，而且这门学科日益扩大、完善、成形。
他创立传播学的标志便是1949年由他编撰的第一本权威性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的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施拉姆当时主要还仅限于挖掘前人和他人的传播研究成果，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
其次，施拉姆不断著书立说，推进传播学的壮大。施拉姆一生共写作了三十多部传播学论著，约有五百多万字。他的著作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著作；一类是应用性著作。他的代表作主要有《大众传播学》（1949）、《报刊的四种理论》（1956）等。
再次，施拉姆大力推进传播学教育，扩大传播学在教育及学术界的影响。他先后亲自创建过四个传播研究机构。通过这些教育、科研机构，施拉姆培养了一大批传播学研究生，造就了许多后起之秀。当今美国传播学者中许多知名者都是他的学生，形成了“施拉姆学派”。
施拉姆曾周游世界，推广美国的传播学。1982年，他到中国访问期间，曾对传播学的发展作了大胆的预测。他指出：“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的研究会成为所有这些学科里面的基础。讲话、编写、广播等技术都同传播的过程密不可分。因为要牵涉到这些基本的技术问题，所以综合之后的社会科学会非常看重对传播的研究，它将成为综合之后新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
需要说明的是施拉姆自己有关传播学的理论、观点、开拓和创新对传播学的贡献很大，但是他的最大成就在于融前人和他人有关传播的研究及相关学科的成果于一炉，提炼、整合，最终创立传播学。
（胡正荣）
4.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有哪些？
传播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传播学的发展，不仅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传统社会科学中接受了丰富的营养，而且从与信息传播技术有关的通信工程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等20世纪的新兴科学那里汲取了新的动力。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学院诞生，标志着计算机革命的开始。数年后，贝尔实验室的几位科学家发明了对电子通信具有重大意义的晶体管技术。1948年，贝尔实验室的电信工程师香农提出了他的信息论。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诺伯特·威纳出版了《控制论》一书。几乎与此同时，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诞生，对传播学的科学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香农的信息论与传播学。
香农于1948年在《贝尔系统技术学刊》10月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较全面地提出了他的信息论。香农的论文，主要是用数学表达式来考察和解决电信系统中的信息传输问题，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香农的眼中，信息已经不是单纯的物理信号，而是适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一切领域的一个普遍概念。坎贝尔曾经对此做过如下评价：由于香农信息论的诞生，“信息开始作为在整个世界起作用的普遍原理展现在我们面前。它赋予无形以有形，阐释各种运动形态的特性，甚至能够解释以特殊符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思维的形态。因此，信息概念可以说是将太空时代的计算机与传统物理学、分子生物学以及人类传播、语言的进化与人的进化等不同领域相互连接起来的一座桥梁”。
香农认为，所谓信息，也就是“在人们需要进行决策之际，影响他们可能的行为选择之概率的物质—能量的形式”。换句话说，我们对事物的反应或决策都是基于对事物的认识进行的，任何事物都具有自己内在的属性或规律，这些属性或规律通过一定的物质或能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表现形式，便是反映事物内部属性的信息。在我们获得这些信息之前，对象事物具有不确定性，而我们的行为决策也是盲目的。只有获得了这些信息，我们才能作出正确的行为决策。因此，信息具有帮助我们消除对事物的不确定性的功能，并影响着我们选择或不选择某种行为的概率。
不难看出，香农的信息论使信息与人的行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视野。因为按照香农的信息概念，人类传播或交换的符号，包括语言、文字等，也不外乎是表达事物内在属性的物质—能量的形式，也都属于信息的范畴，只不过人类社会的信息具有更复杂的精神内容（意义）罢了。
现今的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文理交融的学科，香农的信息概念可以说是这种交融的起点。传播学家罗杰斯认为，信息理论是建立在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电子传播时代的曙光照临世界之际，信息才成了一个科学的概念”。对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来说，香农信息理论的一个直接冲击就是使传播学学者感受到了传播的普遍性。所谓传播，无非是信息的传递和交流，信息是普遍的，传播也必然是普遍的。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无论是通过物理系统、生物系统还是社会系统来进行，都属于传播的范畴，而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的任务，就是在考虑到人类的社会传播与其他形态传播的共性和共通规律的同时，研究和揭示它的个性和特殊规律。这样一种认识，无疑大大开拓了传播学学者的视野，并坚定了对传播学的科学意义的信念。
香农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为传播学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概念。在1949年发表的《传播的数学理论》中，他和韦弗还提出了一个传播过程基本模式。这个模式，虽然因其直线性和缺乏反馈机制而受到人们的批评，但它也给予了传播学不少有益的影响。首先，它开辟了以图解方式建构传播模式的先河，自此之后，图解方式成为建构传播模式的基本方法，它的好处是比以前的文字描述更为直观，概括性更强，也更能揭示和说明问题。其次，香农—韦弗模式提出了过去传播学研究中尚未充分关注的一些新课题，如“噪音”以及由此产生的“冗余信息”的问题等，给予了传播学尤其是传播效果研究不少新的启示。除此之外，香农的信息理论还解决了信息的亮度问题，为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第二，威纳的控制论与传播学。
控制论的创始人威纳被称为“传播学的另一位伟大的工程师”。1948年，他出版了《控制论》一书，使控制论成为与信息论具有同等重要影响的20世纪新兴科学。
控制论是关于系统内秩序维持的一般法则的科学。按照威纳的观点，任何系统（包括物理、生物和社会系统）都是按照一定的秩序运行的，但由于系统内部以及环境中存在着许多偶然和随机的偏离因素，因此任何系统都具有从有序向无序、从确定状态到不确定状态的变化倾向。为了保持系统的正常运行和系统目标的实现，就需要对系统进行控制。
威纳认为，信息反馈是实现这种控制的重要方法。换句话说，系统输出物反映了系统的秩序状态和功能执行的结果，把输出物的全部或一部分作为反馈信息回送到系统中，并对系统的运行进行再调整，就可以起到修正偏差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信息在控制论中也是一个核心概念。
但是，威纳的信息概念与香农的信息概念有着重要的区别，香农主要考察的是离散信息，而威纳考察的则是连续信息，即信息的不停流动。
威纳所创建的控制论对20世纪后半叶的科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控制论已经形成了四大领域，即工程控制论、生物控制论、智能控制论和社会控制论。传播学研究对控制论的运用也是非常普遍的。现代传播学中的制度与规范、法规、政策与管理，受众与传播效果等几乎所有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领域，无不渗透着控制论的观点。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反馈的概念引进了传播过程研究，这对于认识人类的社会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和互动性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郭庆光）
5.经验性方法的意义及其局限性有哪些？
经验学派是主张从经验事实出发，运用经验性方法研究传播现象的学派。所谓经验性方法，是运用一种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来对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进行实证考察的方法，它出现于19世纪后期，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经验性方法论有三个基本前提。
（1）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具有自身的客观性，这些客观性可以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加以揭示。
（2）人类有能力开发或设计出揭示社会现象的客观性的科学方法。
（3）任何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和假设，都能够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得到证明或否定。因此，经验性方法论与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立场是联系在一起的。
经验性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是：
（1）研究程序应具有客观性和可重复性，用于调查和分析的方法与技术不能随意变更，以便为其他学者提供验证的手段。
（2）社会科学家的首要目标，是收集和提供关于理论假设的无可争议的科学数据和材料。
（3）通过公开的学术讨论，建构关于社会现象的一般理论模式或“定理”。
经验性研究方法反对从观念到观念地对社会现象做纯主观抽象的说明，强调切实可靠的经验材料或客观数据的重要性，主张从环境或外部条件的变量出发来揭示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的原因和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验性研究方法也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
但是，经验性方法并不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唯一方法，它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首先，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无限复杂，而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是有限的，尤其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理性和精神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单纯地用经验材料就能够加以说明。
其次，在目前的情况下，经验性研究所依赖的程序或技术主要是问卷调查或控制实验。就前者而言，仅仅具有“概率论意义上的科学性”，并不具备自然科学的精确和严谨。控制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往往说明不了丰富多彩和复杂的社会现实。因此，苏利文指出：“对任何一种关于这种研究与现实生活之联系的假设，都必须给予严肃的质疑。”
再次，经验性研究所依赖的主要是个人或小群体层面上的经验材料，在研究现实的社会微观现象方面具有一定的效用，但在考察社会的历史过程以及宏观社会结构方面缺乏有效的手段。
最后，尽管经验性方法论者主张用“纯客观”的态度来研究社会现象，但这一点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这使得他们的学术立场或多或少都具有特定的倾向性。所谓用“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考察社会，只能是一种幻想。
（郭庆光）
6.简述美国经验学派的特点
经验学派是西方传播学的主流学派，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美国的经验学派除了在方法论上坚持经验性实证研究立场之外，还有以下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二是多元主义的社会观。
实用主义是西方社会广为流行的一种思维模式和哲学流派。实用主义认为，“真理就是效用”，而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解决实际问题。
实用主义哲学通过皮尔士、杜威、米德等人的学术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经验学派的学者，如拉斯韦尔和他的宣传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传播流”研究等，无不带有明确的实用目的。他们的着眼点在于考察传播过程的结构与功能，传播对人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传播来达成个人或群体的目标，这使得传播效果问题一直是经验学派关注的核心和焦点。
经验学派也被称为管理学派，这与他们的多元主义社会观是分不开的。经验学派否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支配的社会，认为它是一个由多元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社会，因此，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不是为了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通过改进传播机制来实现社会管理。经验学派的这种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批判的立场上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传播，也不可能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只能基于维护现存制度的目的，从“管理”的角度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经验学派的这些倾向，受到了来自批判学派的激烈抨击。
（郭庆光）
7.简述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192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的社会研究所为基地而形成的。自1930年霍克海默担任所长之后，聚集在这个研究所及其周边的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弗洛姆、本雅明等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的出发点，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状况、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进行了广泛和深刻的批判，形成了一个开放而具有一致方向的学派。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之后，社会研究所及其主要成员先后迁往美国，更进一步观察和剖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文明，并在众多社会批判领域获得了丰硕的思想成果。
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代表产物，也获得了法兰克福学派诸位学者的关注和剖析，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剖析也成为所有相关讨论不可逾越的起点。法兰克福学者的启发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工业”问题的批判上。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与霍克海默合著）、《反思文化工业》等文章中认为，大众文化就等同于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指的是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生产文化产品的工业体系，它的产品是批量生产的、复制化的，也是标准化、齐一化的。它不仅扼杀了文化本身应具有的创造性和革命性，使得文化被“物化”，成为整个社会物化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它造就了社会大众的顺从和退化。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将他们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只具有“肯定性”，而缺失了批判和否定的能力。
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成为巩固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水泥”，它将人们的头脑牢牢浇固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使得威权主义可以获得并再造它的追随者。
法兰克福学者们的批判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他们真正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提出来，并且把它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这种宏观的视角正是实证研究所缺失的。
其次，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悲观态度，并非源于对所谓高雅文化的保护，而是出于对社会精神状况的反思。这种悲观的态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直到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发掘大众文化所可能具有的抗争力量。
（胡正荣）
8.简述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起源于英国，以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核心，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莫利、费斯克等人。这个学派的学者延续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认为大众传播生产了大众文化，其中容纳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反映了斗争之下形成的权力关系。但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态度不同，文化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对受众的解读，认为由于符号的多义性以及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能对文本做出偏好性、妥协性、对抗性等不同的阅读，这其中就蕴含着反抗的可能性。
关于这两个学派的差别，肖小穗做了总结。他指出：“两个学派都是他们各自时代的产儿。文化工业理论产生于法西斯统治猖獗的年代，理论的提倡者当然会比较关心文化的压制功能。英国的文化研究适逢战后小人物造反的年代，对研究者来说，更加触目的是文化的抗争功能。”
早期的伯明翰学者如霍加特、威廉斯、汤普逊做了开拓性工作，确定了民族志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认为它是阶级、性别、种族、民族等社会关系抗争的结果，并再生产了这种社会关系。这三点（民族志与文本分析、关注大众文化、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成了伯明翰学派思想的核心。
霍尔是整个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领袖。他在《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中将电视和媒介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分开，并认为在解码过程中受众有三种态度：偏好阅读、妥协阅读和对立阅读，这就摆脱了阿尔诸赛式的“意识形态控制”论，指出大众也有自己的想法，不会完全被媒介即主流意识形态操纵。从此，伯明翰学派形成了对于大众文化的乐观态度。
大卫·莫利沿着霍尔的足迹，将文化研究直接转移到受众身上。1980年他对电视节目《举国上下》做了民族志的研究，发现在三种受众态度中，妥协态度是最主要的方式，他同时也指出，阶级并非阅读电视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受众所采用的话语范围”这个因素更为活跃。莫利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除了宏观的权力关系外，在观察受众对电视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他们的生活情境。另一位学者洪美恩通过对肥皂剧《达拉斯》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从这个电视剧的“迷”、反对者和讽刺者的态度中发现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和“平民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并肯定后者在社会文化实践中的力量。
如果说霍尔等人对大众文化表示嘉许，那另一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简直是在为大众文化欢呼。他引用法国学者德塞都的“双重经济”理论，认为大众媒介生产出牛仔裤、肥皂剧、摔跤比赛等文化产品只是第一重经济过程，随后受众通过“多义的”电视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愉悦（快感）”，这是第二重经济过程。这个过程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为受众所控制，受众由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和抵抗性的消费。
费斯克走得太远，受到的批评也最烈。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文森特·莫斯可一语中的，他指出这种过于乐观的态度使得贫富差距和其他不平等不被重视，现实的反抗活动也被消解了：“按这种观点，政治性的抵抗充其量不过是用一揽子专用符号来标新立异，反抗正统。它的后果是使我们不再关注物质分化，而只看到文化差异。”
总之，文化研究者对于大众文化的观点提醒我们反思人类文化实践的复杂性，并寻求社会公众可能在大众文化中获得的真正的力量。
（胡正荣）
9.批判学派在方法论、社会观和传播观上与经验学派有什么分歧？
传播学派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传播与人的行为问题上，着意探索如何通过传播来控制和修正人的行为，这些研究对社会管理来说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但是，由于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和学术立场的倾向性，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回避了传播学研究的许多重大课题，如信息生产和传播与宏观社会结构、信息传播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传播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等。这些问题，正是传播学的另一个主要学派——批判学派研究的重点。
批判学派是在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与经验学派相比较，两者在方法论、社会观和传播观上，存在着对立和分歧。
第一，在方法论上，经验学派采取经验主义立场，主要采用量化和实证方法来考察传播现象，而批判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辩证分析法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但并不一概地排斥经验调查和量化研究。
第二，在社会观上，经济学派坚持多元主义观点，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支配关系，强调社会是一个由多元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共同体，认为传播学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改进传播机制来实现社会管理。而批判学派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传播结构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并把它们作为变革的对象。
第三，在传播观上，经验学派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传播与人的行为问题上，着意探索如何通过传播来控制和修正人的行为，在研究目的上持实用主义态度，焦点集中于考察微观、个人层面的传播过程，尤以传播的说服效果为核心领域。而批判学派在理论研究上，更多地将传播理论与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如信息生产和传播与宏观社会结构、信息传播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传播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等。
（郭庆光）
10.简述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
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和成熟，到了20世纪60年代批判学派成了与经验学派相抗衡的学派，其影响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世界的传播学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差异，批判学派中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
第一，政治经济学派。其代表是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研究中心的默多克和格尔丁等。该学派依据马克思关于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与控制的现状。
政治经济学派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现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正是垄断资本控制着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明证，大众传媒的活动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政治经济学派学者主要从所有制关系和经济结构上来揭示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的内在矛盾和制度的非合理性，对于传播内容本身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文化研究学派，也称为伯明翰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霍尔、莫利等人为代表。该学派继承了阿尔诸赛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阿尔诸赛的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究”有着重要影响。根据阿尔诸赛的观点，一个国家要维持其统治秩序，必须要有维持、形成和创造社会“合意”的机制或“装置”。过去，这种装置主要是由学校、家庭和教会来充任的，在现代社会其重心移向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意识形态装置”具有二律背反的功能：一方面，它以“不偏不党”或社会纠纷“仲裁者”、普遍利益“代表者”的面目出现，提高社会成员对现存制度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它通过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保证其对政治权力的支配，与此同时则通过阻碍被统治阶级的觉醒和组织化过程而把他们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霍尔登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为社会事务赋予这样那样的“意义”，但“赋予意义”活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
简单地说，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1）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2）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务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信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
（3）信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甘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来说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务“赋予意义”。
（4）尽管如此，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却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信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信息有三种解读状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信息。二是妥协式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信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信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
“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
第三，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格拉姆西把现代国家的形成看做作为“强制装置”的政治社会和作为“霸权装置”的市民社会的融合，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合意”或“同意”的组织化过程来维持统治的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它将吸收政治社会而形成新型的国家。
批判学派的学者继承了格拉姆西的这个观点，把“霸权”看做支配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社会主导权的能力，而实现“霸权”的手段不是通过直接的高压政策，而是通过决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向，使被支配阶级对现有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认同或从属意识。换句话说，批判学者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支配阶级不再依靠国家、军队、法院等“强制装置”，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装置”来维护自身利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制度就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霸权装置”之一，大众传媒通过日常的新闻报道、宣传和广告活动，把支配阶级的特殊利益描述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其目的是操作形成“同意”或“社会合意”，但这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合意”，因为它掩盖了阶级支配的实质。一些批判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大众传媒的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化”，把它表现为“正常的”产物，而把对立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描述为“无意义的”东西。他们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宗旨，就是揭露这种“虚假的合意”，唤起受众的觉醒，推动社会变革。
第四，哈伯马斯的批判理论。哈伯马斯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伯马斯在批判地继承阿多诺等第一代学者观点的基础上，针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变化，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其代表作是《公共性的结构转换》和《传播行为理论》。在这两部著作中，哈伯马斯提出通过改善“传播的合理性”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观点。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工具合理性”，这一合理化过程不仅带来了对自然的支配和操作能力的扩大，而且也强化了社会的支配结构和支配关系。哈伯马斯反对导致人的异化的片面追求“工具合理性”的立场，提倡“综合的合理性”，即主张通过扩展“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传播关系”来改革社会，建立基于“理性合意”的新型社会关系。哈伯马斯主要以社会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方法来探索传播与社会变革问题，其中包含着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批判，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它的传播观中带有明显的“普遍主义”和“伦理主义”的色彩。
批判学派中还有其他一些流派，在此不再一一介绍。总的来说，批判学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们都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批判学派的最主要理由。其次，他们更多地将传播理论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这些问题在经验学派的研究中大多有意无意地被忽视或回避，但它们本身的重要性和启发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最后，批判学派在方法论上以思辨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不过，批判学派并不一贯地排斥经验调查和量化研究，近年来，辩证分析和经验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已开始为不少批判学者所接受。
（郭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