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社会学

第一节 传媒与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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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主题之一,在西方也被称为社会失调、社会反常等。关于社会问题的定义有很多,本章综合各家观点认为:社会问题就是威胁社会正常运行的公共问题,它既表现为威胁社会(或影响社会多数人)的一种或多种客观社会现实,也表现为社会上多数人认识到社会问题的危害、希望动员社会资源对之加以消除(或在一定程度上对之加以改变)的主观努力。一种社会现象被称为社会问题,至少应该符合以下四个基本条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非正常状态,对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有害或不利,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得以控制。[2]

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问题的分类依据主要包括: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表现程度、分布领域、性质等。按照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以将社会问题分为五类:起源于自然环境的剧变的社会问题,起源于生物的自然过程的社会问题,起源于心理的变迁的社会问题,起源于文化的变动与失调的社会问题,起源于社会环境的突变的社会问题。根据社会问题的表现程度,可以将社会问题分为显性社会问题,隐性社会问题。根据社会问题分布的领域,可以将社会问题分为政治方面的社会问题,经济方面的社会问题,教育方面的社会问题,人口方面的社会问题等。根据社会问题的性质,可以将社会问题分为结构性社会问题,变迁性社会问题,越轨性社会问题,道德性社会问题。[3]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相对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而言,社会问题的表现和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会存在差异,但在相同的历史时期、文化背景下,对威胁社会多数成员价值观、规范、利益或生存条件的社会问题则可以达成基本的共识。当代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与各个领域的深入改革相伴随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民工潮问题、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吸毒问题、艾滋病问题、腐败问题、黑社会问题等。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发展机遇期,也是风险凸显期,社会问题复杂。2008年3月14日发生的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和6月28日发生的贵州瓮安群体性暴力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政治性社会问题的严峻程度。“转型时期往往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矛盾多发期。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大量产生,如果不能处理好而使矛盾更加激化,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和倒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上百年甚至两百多年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在近30年的改革发展中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的这几年都遇到了。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认真加以解决。”[4]

传媒与社会问题的关联是:传媒反映社会问题,其本身也会引发社会问题。

一、传媒反映社会问题,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传媒反映出来,或者说,在社会问题的反映过程中,传媒是不可逾越的必经环节。有研究者总结了社会问题确定的若干环节[5]:利益受损者的强烈不满和呼吁,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为代表的社会敏感集团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唤,社会舆论集团及大众传媒的宣传和推动,公众普遍的认识和接受,社会权力集团的认可和支持,解决社会问题(包括治标和治本两个阶段)。传媒网络的广泛分布,使传媒具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比拟的监视社会环境优势,能够发现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作为重要的议程设置,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特别是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促使社会问题最终得以解决。例如,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后,传媒反复报道的我国艾滋病疫情及其防治情况对公众有重要的告知功能,对此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帮助。[6]

传媒自身追求新闻的特性也决定了反映社会问题的任务必须由传媒来担当。“每当新闻事件发生,每当社会偏差行为出现,各媒体都竞相报道、追踪,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吸引更多的受众。各媒体的记者遍布全国甚至覆盖到其他国家,敏锐地洞察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有意义的事情,并尽早进行报道或刊发,追求‘独家报道’‘首次披露’的轰动效应。”[7]这种状况客观上对社会问题的报道有利。例如,《南方周末》2008年7月10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瓮安溯源》,全面披露了瓮安事件的过程,对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分析。编者按这样写道:

“瓮安不安”,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6.28”事件后如此评价。一个少女的非正常死亡,如何演变成一座县城的震动:在这座“不安”已久的城市,群众的不满因何长期积累?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分析:“瓮安县党委、政府在长期的工作中,没有正确处理好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的问题”。长期治理失当,正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失去信任甚至产生对立的原因所在。正如石宗源指出:‘我们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8]其他传媒也对瓮安事件作了多角度的报道,促使事件很快得以圆满解决,没有酿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当代社会,人们更多地通过传媒获得关于某一社会问题的认识。对于一些显性社会问题,通过传媒的报道,可以使之更突出;对于一些隐性社会问题,经由传媒的反复报道,可以成为显性社会问题。

二、传媒会引发社会问题

传媒会引发社会问题,这个判断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传媒内容对受众的观念、行为模式影响方面的社会问题和与传媒及其信息使用相关的社会问题。

(一)某些传媒内容会引发社会问题

某些传媒内容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有待传媒效果研究进一步检验的问题。

有研究表明:在美国,“关于物质滥用,虽然媒体多半采用负面报道,但媒体的确对人们在对物质滥用风险的认知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20世纪90年代,青少年物质滥用的增加,被认为与媒体中告诫信息的减少有关。同时,娱乐界支持使用的信息增加以及大量烟草与酒精产品广告的播出,也影响了青少年的药物滥用。关于媒体的研究分析显示,1996-1997年被租出的两百部最受欢迎的电影中,93%出现喝酒,89%出现吸烟,还有22%出现使用禁药的行为,其中以大麻和可卡因最常出现。分析同一时期的一千首最受欢迎的歌,其中有27%提到酒精或禁药。”[9]无疑,传媒助长了青少年的物质滥用。

(二)与传媒及其信息使用相关的社会问题

与传媒及其信息使用相关的社会问题是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带有智能性、多样性、严重性、复杂性,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传媒信息的污染和滥用,传媒信息的窃取和盗用,传媒信息的欺诈和勒索,传媒信息的攻击和破坏,对传媒的过度依赖(沉溺于电视、网络等传媒,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孤独等)。[10]特别是网络信息,其多元化、弱控制性是最高的,因此,网络社会问题出现的概率增多。信息的污染、滥用等现象控制难度增强。

当代社会,信息安全问题是一个严峻的,涉及个人、社会组织和国家发展的大问题。从国家的角度看“传播安全如同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一样,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构成部分。所谓国家传播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传播基础设施、平台和传播内容的安全。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硬件方面,即传播体系安全、传播网络安全;另一块是软件部分,即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11]从个人、社会组织的角度看,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中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信息犯罪问题(如利用网络进行诈骗)将会大量发生,从而对个人和社会组织的利益造成危害。因此,积极探索信息传播中的社会问题及其控制对策,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