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洪水先向西北又折东北，溜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东注，两股由东明县南、北分注，至张秋三股汇合，夺大清河入海，成为清朝历史上最重要的黄河改道。清廷既需要投入大量财力进行赈济与重建，又使得河运至少在短期内无法通航，海运的重要性更加突显。与以往海运不同的是在这次海运中使用了火轮船护漕。
火轮船的出现，与当时海盗猖狂出没直接相关。二月二十五日，江苏运船孙德茂、浙江运船盛宝、安恂3船，在山东石岛洋面，被海盗劫去银米及货物。二十九日，江苏宋源昌、张协隆2船先被抢劫，后被拖入岛内勒索赎银，他们还看到装豆卫船数十只，同被掳困。又有盗船十数只，游驶洋面，抢劫漕船9只，每船损失漕米百余石、数十石不等。盗船不仅搜括银货或掳去工人，还勒索赎票。宋源昌等号在途中听说贼船已聚有30余只，在各岛及奉天牛庄一带，专伺商船装豆南下，乘机抢劫。运船频频被劫，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社会动**不安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清廷所派出的水师护卫的无能。与清廷验米大臣壮他人声势相比，江浙船商志切同仇，他们宣称，愿出资自卫，朝廷若能借资商力，令该商自行集资，多雇船只，常年在洋面护航，“必乐于从事”。
宝顺号轮船模型
从咸丰三年起，随着浙江漕粮海运的进行，宁波木帆船开始在漕粮海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虽然江浙与山东等省派重兵巡护，但因水师腐败，巡护无法发挥应有作用，宁波船商经常遭到海盗袭击，苦不堪言。次年，宁波船商董事召集“南北号”商议对策。商议的结果是由船商自行购买火轮船进行护航。于是船商集资银7万两，委托上海买办鄞县杨坊、慈溪张斯臧和俞斌3人前往广州，向外商购得轮船一艘，定名“宝顺”号，并组织董事会筹议章程，设立“庆成局”，经理轮船护航事务。公推李容等人为局董事，由卢以瑛主持局务，张斯桂为船长，镇海贝锦泉为管驾，置备炮械，招雇炮手、水手，全船人员共79名，加紧训练。所需轮船燃料、炮械弹药消耗、船员粮饷、服装等经费，均由各商捐派。接着，他们向宁绍台道、海关监督呈请备案，领取船照。至四年冬，诸事完备，该船也于十二月开始，执行为宁波商船护航的任务，打击在外海扣押“北号”商船、强索赎金的海盗帮伙。
浙江巡抚何桂清对此极为支持，认为宁波海口贸易商船多被伺劫，来往均有戒心，雇火轮船护送则需费不资，商人自行购船，当然可靠。在接到清廷让船商自雇护航的命令后，他立即责成宁绍台道段光清赶往上海，与“宝顺”各船商会议章程。段光清回复，轮船有兵火轮、商火轮之分，兵火轮为西洋战船，商火轮为洋商护送货物之船。“宝顺”号系军火轮船，足资捕盗，“惟不准用夷人驾驶”，而是自雇闽广水手管驾，护送商船。因为是先斩后奏，咸丰帝只得朱批：“知道了。”八月初三日，何桂清责令宁绍台道给与护航执照。
《镜湖自撰年谱》书影
关于这一段历史，据《镜湖自撰年谱》记载，北号买船，商人请颁执照，段光清说：“不给执照，无以过北洋，若赴北洋验有执照，必达天廷。现在海运需要轮船护送，我不能怕处分，而置地方公事不管也。”而何桂清不知。一日，朝廷责难，段光清回答：“轮船现护海运，省局并以银借之，不给执照，何能过北？职道给照时，说尝禀知大人，谓船虽外洋所造，中国商人买之，即中国商船也；管船驾船皆中国之人，只管照轮盘非中国所知，必用洋人；然自商人给予工食，亦佣工等耳；皆填入执照，正以别其为我国商船也。且洋人载兵驾炮之船，非数十万银不能造一只，洋人亦不肯卖，商人亦不能买。商人之所买者，虽火轮亦商船耳。以商人买商船，商船必给执照，事所当然。若谓火轮系洋人所制；必不当用，现在钟、表、毛呢、洋布各物，亦洋人所制，用之者且遍国中，况轮船往北，更能捕盗有功也。”其后何桂清即依言回奏。
事实证明，“宝顺”号的出现没有让清廷失望，出现伊始就声威大震。咸丰五年五月初，他们探知福建石牌洋面有广艇盗船30余只，窜至山东、直隶、奉天一带劫掠，以致两省商船不能回空。张斯桂督率轮船于六月初自宁波出洋，随后七月初五日于奉、十四日于山东蓬莱洋面、十八日于石岛洋面给予匪盗以沉重打击，先后救出回空商船300余号。二十二日回空至上海，续由张斯臧督率，又于二十九日在浙江石浦洋面击沉匪艇23只，毙盗300余名，溺死无数。九月十三日，在岑港洋面击沉钓船3只，匪船1只。十八日复由费廷豪带领，在沥港洋面击沉钓船4只，毙盗14名，生擒5名。“宝顺”号轮船的出击，有效地打击了海盗气焰，沿海海盗敛手，“宝顺”号轮船声名大震，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
崇恩手迹
“宝顺”号仅系宁波地方商人所组建的民间护航轮船，数月之间纵横万里，战绩骄人。“宝顺”号在山东海面力歼海盗，充分暴露了山东水师的无能，恼羞成怒的山东巡抚崇恩上奏朝廷，指责该船擅入北洋，势必夷船“影射混迹”，寻衅北犯。胶州水师则将临时停港的“宝顺”号船长张斯桂扣留。清廷下令浙江巡抚何桂清调查，并要追究宁波地方官颁发船照的责任。何桂清虽然支持轮船护航，但面对清廷的责问，也只得做出让步：“此项火轮船与夷船相似，是以不令驶至北洋。”此轮船买自粤东，并非买自西洋，又系商捐商办，与夷人毫无牵涉。关于这场辩论，何桂清称：“海运则洋面先须肃清，不过问火轮船一语，而苏省已吓得不敢认，好在弟尚能说几句切题的话……入秋以来，火轮将北洋盗艇打坏十六只，都中自必有所闻。八月间浙省军门带布兴有艇船并商人火轮等船追出南洋，已将盗艇又击坏数十只，其逃走者不多，正在追剿。北方怕火轮之名，其实沿海皆送羊、酒请剿贼，诚以官船无用，不过打官话。以二十只开波船，即使有经费，即使成造不误，期能敌百余号盗艇耶？”说明他早有心理准备。为了漕粮的安全，山东水师的面子在这一刻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在“与夷人毫无牵涉”的保证下，咸丰帝同意浙江继续保留“宝顺”号轮船，巡护海运。
不过，英国方面也确实利用“宝顺”号护漕口实，突破原有条约限制。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奏称，“英夷”罗伯逊借口山东洋面盗船猖獗，派该国水师前往剿捕。但山东洋面非该夷应到之地，贸然前往，殊骇听闻。他回复英方，指出该处盗船清廷自会剿匪，“未便借资夷力，致违定章”，请求开导阻止，“勿任北上，是所至要”。按察使赵德辙则称，英船北上乃商董怂恿所致，是以随同前往，借此联络声势。但商董不候详示，遽同夷人前去，“实属咎无可辞”，只因“该夷业已放洋赴北，无从开导阻止”。
以往办漕，都是浙江跟着江苏走，这次的用火轮船护航，却是江苏跟着浙江走。在得知宁波船商置办宝顺轮船后，户部就宣称：“宁商既已乐从，沙卫各船事同一律，应亦乐于从事”，要求江苏一体办理。江苏高层极不情愿。怡良和吉尔杭阿指出，上海商人本年曾欲买火轮船防剿盗匪，经他们“明晰批驳，当即中止奏明在案”。他们还将上海商人已经买来一条轮船勒令退回。闻讯后的何桂清极为恼火，认为火轮船已有专奏在案，新漕舍海运别无良策，“苏省大吏莫不关心，弟动于不容已也”。
当然，江苏也有人对此事较为热心，吴煦就是其中之一。五年四月，吴煦连日接见局董号商，得知山东石岛、成山一带群盗聚集，不断骚扰南来卫船，每船索银1100两；继则掠抢北上沙船，银米均有损失。船商萧缙禀称，山东被围米船多达30余号，江浙均有失事，其余沙船不敢前进。吴煦打算暂租火轮船支援，又担心经费过巨，难以成事，他听说海盗系粤东溃败逆匪，“若竟肆意抢劫，势必扰及沿海，不可不加意防范”。而雇备火轮船，“瞬息千里，实能制敌”。六月二十四日，又有人对吴煦建议，此股盗艇共有300余只，“其志不在劫掠而已，若不早除，沿海必有大害”。他极为动心。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江苏当局也不得不通融办理，但他们仍然坚持，此项轮船必须与夷人毫无牵涉，并且不驶往北洋，“方可购买”。不久，护理苏松太道蓝蔚雯、署江苏布政使杨能格等人汇报，既然已经命令商人撕毁合同，停止购买，此时再来雇买，必致居奇，哄抬价格。正在为难时，恰有广东商人带来轮船“天平”号，至沪觅售，坚大灵便，实堪配用。经过讨论，议定价银85000两，由内地百姓驾驭，“不借夷力”。他们当即命上海船商买下，供来年与“宝顺”号合作，以一船驻泊江南佘山，以一船带勇在南洋梭织巡防。对于出力人员，照例准给奖励，不愿请奖者，照章准其移奖亲族，“庶足以示激劝而广登进”。由此可以看出，江苏购买“天平”号火轮船，已经不是纯粹的民间行为，而系官府强制，这一点与“宝顺”号是不同的。
有了“天平”及“宝顺”，江浙海运商人们联手起来更为方便。为顺利咸丰六年新漕海运，两省船商对“宝顺”号和“天平”号两轮船进行分工：“天平”号部署在佘山附近，专门堵截海盗北窜之路；“宝顺”号专在浙江沿海巡航，机动追击可能出现的海盗。“天平”号于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在江南白沙洋面轰沉盗艇，生擒盗匪11名，救出难民10名，余匪落水身死。又在落伽山洋面击沉盗艇4只，盗匪尽行淹死。十五日在团山洋面击沉2只，生擒盗匪陈阿有等。“宝顺”号驶赴山东直隶天津各海口往来梭巡，节次击沉盗船数10只，歼毙盗匪数百名。江浙洋面肃清，两省漕船连樯北上，“毫无疏失”。
其后，“宝顺”号轮船被征调到镇压太平军的活动中。负责清剿太平天国的向荣对火轮船极感兴趣，他当初即欲借“宝顺”号来长江剿贼，只因护漕紧要，浙江未敢轻许。随着战事渐趋激烈，调轮助剿的呼声日渐高涨。宋晋奏称，向荣兵力不支，“宝顺”号炮械坚利，水面攻剿极为迅猛，“是以盗踪均望而畏避”。现在江浙海运米船均已到津，火轮船无所事事，要求派其参战，“径由圌山关入江，焚攻金焦带贼船，则风便数日可到，先将瓜洲攻克，再由仪征而溯浦口”。此后，“宝顺”号轮船多次参与护漕与镇压太平军，至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浙江漕运重开，“宝顺”号又继续担负海上巡护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