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的事情已经很不让清政府省心，浙江与江苏在海运过程中的矛盾，更为纠结。浙江办漕实力与江苏相比本来就有较为明显的差距，江苏省率先停止起征本色也对浙江造成不小的打击。在浙江方面看来，江苏仅运米5万，虽系时事艰难，何以浙省办运数十万石，现已“连樯而来”，该省米石不及1/10，尚未全数兑收？如此少的运漕量，即使是江苏本省官员也极为不满：江苏大吏但知彼此诿过，不能公忠体国，听其溃败决裂，不肯补救，“虽曰劫数，实由人事酿成，可浩叹也”。
另一方面，通过此次海运，浙江当局对江苏的敌意，也得到充分体现。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罗列的材料都是站在浙江的立场，资料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但从这些带有明显立场的材料中，也不难看出双方的分歧和矛盾。
江苏不办全漕，对浙江征漕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黄宗汉曾不无苦恼地指出，浙江通省民情，实无一人不打算完漕，“无如苏省败坏至此，浙之州县从而效尤，恨不得汉忽有暴病死了，全漕可以不去，官吏及吃漕规者得以分肥，故辄以苏为借口”。迟至四月，仍有未解银21万有余，而本年天津用款、仓场轻赍各款，俱要由海同时起运。一边不来，一连催用，“真令人急煞，亦只好办了就是”。他表示，说到人事，没良丧心之州县、漕书、迄揽、劣衿、顽梗匪辈，“生怕漕务办成，米俱出去，银须起解，多方阻挠，日日盼望贼来，可以不起解矣。谣言四起，怨仇滋生，而其根子则皆由于苏州之不办漕”。
浙江办理海运，江苏多有掣肘。黄宗汉认为，自始至终，江苏对浙江海运都极为不满，“深嫉浙江办此漕粮，以形其短”。首先是浏河出海，江苏不肯先说，经黄宗汉催促，“尚搁一月余不答，可见凡中不无尤我”。其次是封船，浙江海运所需沙船始终受到江苏方面，尤其是江苏巡抚许乃钊与苏松太道吴健彰的阻扰。“彼时钊犹以谓浙未必办成，俟其不成，乃益显苏之高见卓识，及早已议折价也”。迨三四月间，许乃钊探听浙江漕务将成，“心嫉焉”，因沙船一节“其权在苏”，尽管江苏也曾封雇沙船200号，但吴健彰公然听船户捐免，宝山县丞更是得赃卖放，把停泊各口之沙船全行捐免卖放。只是海运章程规定，“有银有米而无船，责在苏省”，倘浙江漕粮无船承运，则江苏当局吃不消。江苏海运局员朱钧“知吴王八之存心，许乃钊之中其计”，不得已亲自到省城，面见怡良禀报详情。怡良大发雷霆，将宝山县丞撤任，书吏枷示河干，将停泊的沙船一并封发浙局，“其船乃得敷用”。
许乃钊手迹
经费开支，江苏将其全部转嫁浙江。因浙江是漕运主体，故江苏一切事皆不管，自挑挖河道起，至护送出洋止，专委诸浙省。正月二十六日，黄宗汉特奏，要江苏派泊承升在佘山以南洋面防护浙漕。尽管多次催请，泊承升始终不到，“督（怡良）之意大有憾于抚（许乃钊），窥其口气，泊镇在沪，抚不叫之走，渠亦无法”。与此同时，许乃钊却向咸丰帝奏称，江苏得力船只大半调赴镇江，存营之船不敷防护，所以向上海道吴健彰借船4只，以护浙漕。因泊承升迟迟不动身，黄宗汉屡次八百里叠催，“数其罪而责之”，该镇不得已怒气而来，赶到浏河，已在四月初七。浙江头批、二批之米已过佘山，三批亦续发。泊承升情急之下却称，苏省并无一船交他，“用何剿贼”？借吴健彰拖罾船4只，实只给1只作为坐船。他还宣称，浙江水师有4只护送宁波商船到浏河口，可先行截留。黄宗汉得报后，不禁万分痛恨，“我浙已先有雇水勇炮船六只在彼防护，但得苏省派几只师船，交泊镇带往即万全”，乃迁延至四月初，漕粮已出洋，一得风便，八九天即可到津，“上纾圣廑，下慰民望”，江苏却因嫉妒，势必使得浙漕不被盗劫而心不休。
在黄宗汉的多次咨催下，吴健彰的其余3船才赶赴浏河口，“王八\[笔者注：吴健彰\]乃复议船价”，每船每月须银800两，四船须3200两，火药、铅弹在外，亦不包括损坏修理费用，均由浙江给发。黄宗汉认为，即此一件，就可看出许乃钊全无天理：苏漕经过山东、直隶，“有带银子自己沿途挑河而行乎？有带水陆之兵自己防护乎”？浏河即使单办浙漕，也应由江苏派兵防护。如今挖河由浙备，陆兵、水兵由浙自带。但江苏也有白粮起运，所有水陆各兵，一并俱令浙江出，“浙之银非泥沙，岂有如此用法”？两江总督怡良有些看不过去，命江苏藩司筹银3000余两送到浏河，得知消息的许乃钊却勒令将银子归还藩司。黄宗汉不禁责问：“此有心乎，无心乎，有银乎，无银乎？”咸丰帝曾规定，江浙两省一并派委水师大员赴天津，以便在漕粮入口时稽查奸细，管收器械，苏省派游击1员，浙江派参将1员，派员各走各路，但江苏官兵口粮、使费一并咨浙发给，“满口总以防护浙漕四字为题目，其心非徒计较经费也”。
因以上过节，黄宗汉曾多次责骂许乃钊：向来漕运事宜，浙省皆跟着苏省走。今年独异，必多方败坏浙事，“以为此等系外官做久良心丧尽者之所为，许七兄当不至此”，“今历历思之，乃知人言不诬也”。他又称，四月间有两事几乎大误，不能不痛恨于许老七，“初不料老七之丧尽天良固至此也。诛其心，满望浙漕办不成以分谤，生怕办成以相形也”。
浙江在与江苏合作过程中，诸事皆不顺手，故除黄宗汉外，其他浙江官员也多次表达对许乃钊的强烈不满。在上海的石景芬写信给黄宗汉，“不称许中丞（许乃钊），而目之曰逃帅（三月初七日逃了），不称之曰吴道（吴健彰），而目之曰吴贼。屡次禀词皆以逃帅为误国病民，以吴贼为养贼、济贼、通贼，痛哭流涕千万言，并责弟以不参之咎”。只是黄宗汉考虑到，如果奏参许乃钊，一则与江苏闹翻，以后海运更无法可想；二则会使太平军乘机下手；三则许乃钊系浙江钱塘巨家大室，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通省士农工商人众，阿其听好者多，一动众怒，恐以后绅民不与我协心齐力，官民稍隔矣”。
虽然因资料限制，笔者尚未找到江苏方面，尤其是许乃钊、吴健彰等当事人的想法及反驳意见，难以全面地梳理其中的是非恩怨和对错曲折，但双方矛盾的激化程度却是再明显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