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里达、拉克劳、墨菲、齐泽克等人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观念和要素，但对其辩证法观的性质与功能我们要做全面、深入的审察与分析，才能判断其科学性与否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以对其采取正确的态度。
我们知道，唯物辩证法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统一基础上的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客观辩证法是物质世界中事物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呈现出的辩证运动和发展规律。主观辩证法是指人类通过认识活动、运用逻辑范畴和方法呈现的辩证思维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本质上，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如恩格斯指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1]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客观辩证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独立存在的必然性形式，主观辩证法则采取观念的、逻辑的形式，是同人类的思维的自觉活动相联系的，是以概念为基础的辩证思维规律。因此，可以简要地把主观辩证法称为概念辩证法。但统观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观，其基本立场是否定客观辩证法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持一种解构、颠覆的态度。
德里达一方面强调所谓激进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必须继承的精神遗产，同时又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历史观、经济学说、阶级学说等基本理论作为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和总体性学说加以否定，并作为解构的对象，以与其解构主义化的所谓“好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他指出：“我们应当把这种精神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区别开来，那些精神把自己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它假定的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尤其是固定在它的‘辩证方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中），固定在它的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并因此固定在它的国家机器（谋划的或实际的：工人运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国家以及最终的集权主义的残酷性）的整个历史中。因此，让我们只讨论‘好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解构并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文集的一种理论的——思辨的层面，而是要指向把这些文集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的机构和策略的最具体的历史联结起来的一切东西。”[2]其中他尤其强调解构主义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与作为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如他指出的：“我们总是想一下子就把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精神——看起来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同作为本体论、哲学体系或形而上学体系的，以及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或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而且同被纳入政党、国家或是工人国际的机构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3]由此清晰地表明了他对唯物辩证法根本性的否定态度。
拉克劳和墨菲更为鲜明地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与核心范畴的解构态度，如他们自己宣称的：“回到（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范畴必然导致对这些范畴的解构，即置换它们可能性的一些条件，发展那些超越具有范畴应用特征的任何事情的新可能性……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4]他们依据后结构主义和后精神分析方法，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核心观念与原则作为本质主义、决定论和还原论加以批判和解构，他们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看做经济和技术决定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是经济决定论，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政治空间可以自我独立，他们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为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加以批判和解构，指出：“由经济层面最终构成领导权主体的三个条件相应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基本论题：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相应于生产力中心地位这一论题；社会代表在经济层面上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化论题；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领域的历史利益所在地的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论题。我们将要证明这三个方面是错误的。”[5]他们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认为社会历史是充满偶然性、随机性、不确定性的建构过程，不存在什么决定力量、本质因素或客观必然规律。在此基础上，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为其领导权理论铺平道路，他们指出：“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6]因此，虽然他们自称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旗手，但实际上他们的主导观念和方法是后现代哲学，并且在政治立场、思想方法上深受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影响，齐泽克也曾把他们称为新康德主义者。新康德主义是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他们夸大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抛弃了康德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否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认为人的理性没有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但可以选择行为的善恶，社会发展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和善良意志。新康德主义者还否定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他们把矛盾归结为形式逻辑所讲的对立，认为矛盾只存在于概念之内，否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同样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历史概念就是只发生一次的事件的概念，与普遍规律的概念在形式上是对立的。他们强调历史中偶然的、相对的因素，把历史看做不可重复的偶然事件的集合，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人通过价值评价赋予的，而不是客观存在的。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把新康德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用它改造马克思主义，否定唯物主义一元论，宣扬认识与意识形态多元论，否定阶级对立，鼓吹阶级调和与渐进的改良的民主路线，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这些思想观念成为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观和偶然性逻辑的重要来源，实际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齐泽克同样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否定社会现象的客观实在性，如他指出的：“（我们作为）现实（体验的东西）不是‘事物本身’，它永远已经被象征机制象征化、构成和结构——而问题就在于这么一个事实，象征最终永远失败，它永远也不能成功地完全‘覆盖’真实，永远包括一部分未处理的、尚未实现的象征债务。”[7]因此他混淆社会现实与社会意识的界限，否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别，把意识形态当做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人们看待与处理社会现象的依据，指出：“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逃避我们现实的点，而是为我们提供社会现实本身，作为对某种创伤性的、真实内核的逃避。”[8]这是依据后精神分析方法把社会主体化、把主体心理化的结果。他对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同样持否定态度，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对抗观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征：（1）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对抗，它在‘调停’其他各种对抗方面，在本体论上享有优先性，同时决定其他各种对抗的地位和特殊分量（阶级对抗、经济剥削）；（2）历史发展即便不能解决这个基本对抗，并以这种方式调停其他各种对抗，也会为此提供‘客观可能性’。想想马克思主义那个著名的概括：驱使人类走入异化和阶级划分的那个逻辑，同样会为消灭异化和阶级划分创造条件。”[9]他认为这两大特征造成马克思主义不解决全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某个特定问题的教条方法和企图通过全球革命消灭基本的社会对抗、催生透明社会的空想，而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色就是打破了这种逻辑，因此他赞同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抗观大唱反调的拉克劳和墨菲的对抗观。
右翼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处理对抗与同一、偶然与必然、肯定与否定等辩证现象时，基于自己的思想立场和理论框架，片面强调和夸大偶然性、对抗性、否定性，为自己的观点服务，没有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与揭示。他们强调历史的偶然性，是为了否定历史必然性及历史决定论，以偶然性取代必然性，借口反本质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自我击败的事业”，而历史的偶然性、随机性却能解释历史，使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凯尔纳和贝斯特指出：佩里·安德森在1984年曾经批评过“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倾向于彻底地摧毁因果观念，把历史和社会的确定性消解为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任何对历史和社会的可理解性、因果规则、解释机制等的诉诸都遭到拒斥，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领域之开放性和偶然性的腔调。后结构主义理论导致了历史和社会的“随机化”。安德森的这一批评也完全适合于拉克劳和墨菲。这种历史和社会的“随机化”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格格不入的。[10]
马克思强调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由生产力发展决定，这是不以人们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他从来没有否定历史的偶然性。偶然性与必然性有紧密联系，甚至会转化为必然性，但偶然性毕竟是事物不稳定的发展趋势。恩格斯在其晚年的通信中多次阐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于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11]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再一次强调：“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12]因此，历史的必然性就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偶然性决定于必然性。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并未如后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排除了偶然性”，而是承认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作用于历史。但在对待偶然性和必然性二者的关系上，他们与后马克思主义者迥然不同。他们主张偶然性服从必然性，必然性决定偶然性。许多历史事件表面看来是偶然发生的，但历史事件的背后却是必然的规律在支配着偶然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而右翼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为了抛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惜气力夸大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把一切历史发展的事件都视为“偶然事件”，这样做表现了他们对偶然性问题的迷误，这是一种向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唯心史观的倒退。[13]
总体而言，拉克劳、墨菲、齐泽克等右翼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持一种基本的否定与解构态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理论中的辩证法因素只是基于其后现代哲学方法考察社会现象时对事物运动变化本性的一种不自觉的反映，是一种主观的概念辩证法。他们认为社会领域存在由事物的差异性、对抗性否定性造成的运动和变化，否定任何既定的结构和秩序，相对于行而上学而言是一种进步，具有辨证法因素；但他们将运动变化的原因归结为语言活动或心理活动，夸大运动的偶然性，否定客观必然的运动规律的存在，最终走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而詹姆逊认知测绘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总体性、历史性观念的吸收与借鉴使其思想具有右翼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比拟的深刻性、历史深度与力度。但由于他局限于解释学的视角，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解读的文本，并不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与阶级观点，强调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应该放弃以变革社会形态为目的的激进政治运动。他的方法没有继承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精神，只是西方左翼思想家解释世界的一种尝试。
因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是一种片面的概念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吸取其辩证法观中的具有时代性与合理性的因素，但对其反映的基本思想倾向与态度要加以正确的分析与鉴别。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8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同上书，67页。
[4]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第二版序言，3～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8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6] 同上书，导论，4页。
[7]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2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 同上书，426页。
[9]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0] 参见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迷误》，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同上书，733页。
[13] 参见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迷误》，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