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是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中的核心范畴，德里达、拉克劳、墨菲、齐泽克等人都强调和夸大偶然性的地位与作用，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对其偶然性逻辑的揭示有利于把握其辩证法观的思想实质。
对偶然性或非决定性的强调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的基本意图，并深刻影响了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拉克劳和墨菲明确指出：“后结构主义是一个我们在其中发现了主要理论思考源泉的领域，而且在后结构主义之内，对于我们阐明领导权来说，解构和拉康的理论是决定性的工具。在解构那里，非决定性概念一直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德里达著作之中所表明的，非决定性渗透到先前一直被视为由结构决定控制的领域，人们可以把领导权看成是包括在非决定性领域的决定性。更深层面的偶然性所需要的领导权，是偶然的连接，这个偶然的连接是再激活的因素的另一种言说方式，它所意味的不过是重新找回政治机构的行动，这种政治行动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自身之中发现了自己的源泉和动机。出于相关的理由，拉康的理论为阐明领导权的理论提供了决定性的工具。”[1]德里达的解构方法针对的是一切源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封闭结构，即认为在文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法律、教育等一切文化领域中存在着由各要素之间固定的、本质的关系构成的整体结构的观念。它要解放被传统观念和封闭结构压抑和掩盖的意义，在差异中激活它们的生成性和创造性，使其超越固有结构的界限，处于永远延宕的变化生成之中，如德里达强调的：“我并不认为解构有某种终极目的。从某种角度说它是无限定的，无止境的，它也不是相对主义，它在每一个不同的上下文脉络中移动或转型，但它没有终极目的。”[2]因此解构主义不承认先天的本质、必然的规律、终极的目的，认为这些都是基于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设定而产生的先验幻象，真实存在的只是当下活生生的体验。解构是相对于传统观念而言的，而封闭的结构与界限被解构和摧毁的过程也是事物原本面目显现和新的意义生成的过程。
德里达认为解构并非完全破坏性的，它也是一个建构新的意义的活动，因此他强调解构活动不是纯粹主观任意的，而是忠实于文本，尊重逻辑规范和常识，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但这种规则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化、系统化、固定化的方法，而是一种风格或姿态，如他指出的：“我想要保持我所解构的一切的那种鲜活性。所以那不是一种方法。不过我们的确可以从中找到一定的规则，至少是临时性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解构虽然不是一种方法，但却可以被传授。它有一种可以被传授的风格或者说姿态，因为它们能够被重复。既便这种重复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上下文而有所变化。虽然解构不是一种方法论，它却有些方法的规则可以传承。”[3]因此，作为一种风格和姿态的解构规则是在解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中，在阅读、理解、交流、传递活动中构成和运作的，它不能够被客观化、对象化，而是对基于统一性原则建构的既成的作品的消解，如德里达指出的：“结构首先说的是一种有机的或人造的作品，一种集合体，一种建构的内在统一性；是由统一性原理支配的工程，是建立在确定地点的可见性的建筑。”[4]德里达运用解构策略，通过异质性文本的互置和文字游戏来摧毁基于在场形而上学形成的善与恶、真与假、肯定与否定、经验与先验、客观与主观、本质与偶然、意义与形式、所指与能指、实在与现象、被动性与主动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和等级体系，来显现那不可表征的东西的原本意义的踪迹。在解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交流传递活动与文本本身内在的差异性、零散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以不确定性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的决定论，以偶然性取代同一性和必然性的逻辑，通过不断分延与散播的语言之流破解任何确定的中心和意义，如西方研究者评论的：“德里达把一个事件的历史传递中的这种悖论性的有限性或‘不可决定性’（indecidability）突出地与书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对后者的现象学规定占据了胡塞尔《几何学起源》的相当大的篇幅。书写既是起源富有生育力的条件，同时又是它失落的原因。书写使原本意义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又使得意义在这种发展中或任何（科学）进步中丧失。这种（书写）交流和传递中的不可决定性也一直是德里达后来著作中核心的哲学主题。”[5]
德里达以这种解构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本质主义加以否定和解构，只根据马克思的文本抽象出所谓的激进的批判精神，通过多文本的互文性解读把这种精神描述为像幽灵一样的怪物，认为它是一种记忆和翻译的游魂，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不可见的可见性”的方式无所不在地影响着当代的现实，留下自己的踪迹。他将这种所谓的批判精神加以主观的解读与发挥，体现出其解构主义策略对偶然性和差异性的片面强调，这一特点也深深影响了拉克劳、墨菲、齐泽克等后马克思主义者。
夸大偶然性、贬低必然性也是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用他们发现的所谓偶然性逻辑取代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必然性是其对待马克思理论传统的基本态度，如他们明确宣称的：“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或许可以用胡塞尔的‘沉淀’（sedimentation）与‘再激活’（reactivation）的术语来表示这种差别。被沉淀的理论范畴隐藏了它们原本的直观活动，而再激活的时刻使那些活动重新呈现。对我们而言——与胡塞尔相反——再激活应当显示马克思的范畴试图确立的原本偶然性（contingency）。”[6]通过后现代方法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范畴以偶然性的特征是他们的基本意图。拉克劳在讨论政治学时提出，如果伦理要素是激进投资的要素，那么可以形成两个结论：首先，严格地说，只有不被既存规范框架事先决定的那个方面才是伦理的。其次，除了一个最初伦理事件的沉积形式，任何一个规范秩序什么都不是。第一点由一种普遍性伦理的各种不同的变化形式组成，这些形式试图把某些规范内容重新引入伦理要素，试图使决定服从这样的内容，尽管它的限度是最低的。第二点是纯粹的决定论，作为一个最初的命令的、决定的概念，因为这个命令没有先验的界限，故我们也可把决定理解为根本没有界限。所以，那些与先验不同的界限是什么？答案是：构成某一社会规范框架的沉积的实践的全体。这个框架能够经历很深的混乱，这些混乱要求急剧的重组，但是它永远不会消失到要求总体重建的那个点上。[7]拉克劳的结论是：（1）共同体的伦理实体——它的总体化或普遍化的要素——代表着一个既是不可能的同时又是必然的对象，作为不可能，它同任何规范的秩序都不可比较；作为必然，它不得不拥有一个进入再现领域的通道，只要伦理实体被投入某种形式的规范秩序，它就是可能的。（2）当这种投资表明，在被投资的东西和接受投资的社会标准之间不存在内部的联系时，它依赖于决定的中心范畴，被理解为一种接合行动，这种行动建立在不存在外在于决定自身的先验原则基础上。（3）决定不是纯粹的主体，但总是沉积实践的部分后果，既然主体是通过这一点来构建的，在既存的社会标准中，它的决定将永不会从无中诞生而是源自伦理投资的不可能对象的置换。（4）所有的决定都是在内部分裂的：当它被变位的情境所要求时，它是一个决定；但它也是这个决定，这个特殊的本体内容。这是设定秩序和秩序之间的区别，正在变化和变化之间的区别，本体论和本体的区别——这些对立面仅仅通过把第一术语投资于第二术语才偶然地结合。这个投资是所谓霸权操作的基础。（5）因此，与问题“如果决定是偶然的，那么选择这个而不是另一个所依据的是什么？”是不相关的。如果决定是语境的共产主义者的秩序内部的偶然的置换，那么它们能够表明自己对生活在这种秩序之中的人民是逼真的，而不是对被认为外在于任何秩序的纯粹精神是逼真的。然而，这种对规范/描述秩序的激进的语境化仅仅因为它被伦理要素引进才是可能的。[8]拉克劳把主体同其自身的物质条件解释为一种偶然性关系，指出这将会形成两个必然的后果：“（1）不再存在一个必然发布绝对命令的客观现实，因为社会行动者的偶然干预部分地决定了这样一个结构的客观现实。我们最可能拥有的是一个‘历史集团’的短暂的客观现实，它部分地稳定了社会变动的洪流，但是，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必然性’，它的意识耗尽了我们政治的或其他主体性。（2）在某种意义，站在‘积极的历史主体’这一边，我们仅仅发现了最终的偶然性。但是问题出现了：那个主体在哪里以及怎样构造的？它的构造场所和逻辑是什么，这个构造产生了主体同这种干预的偶然性特点保持一致而应该履行的行为？”[9]他否定了客观必然性的现实基础，否定了主体的社会实践性和历史性，把主体的偶然活动作为社会变动的原因和偶然性的终极依据。
拉克劳和墨菲对主体的解释来自拉康的主体理论，拉康发展了索绪尔的能指理论，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加以理论化、思辩化的改造。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看做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整体，能指是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是符号的含义，他认为二者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具有任意性，所指代表的观念主导着能指。拉康则强调了能指的地位和功能，把能指置于所指之上，并指出：“能指不应该被赋予任意性特征，而是应该把它归于偶然性范畴。”[10]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不是一种确定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临时的、不确定的偶遇关系，能指具有在时间流中展开的线性特征，语音的音节及其代表的意义之间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拉康认为能指之间更重要的特性是其差异性，不同的能指基于差异而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意义与价值，他甚至认为能指就是差异本身，这种差异性造成了能指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的能指构成环环相扣的链条关系，拉康称之为“能指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能指之网，这就是作为体现人类社会文化符号特征的象征界。拉康把主体视为象征系统中的能指符号，他是被作为大他者的整个系统和小他者的其他能指主体塑造而成的，本身没有内在的确定性质。能指间的差异性是象征界的根本特征，能指间的各种组合与转换活动受随机性原则支配，主体不是传统哲学强调的体现理性本质的确定实体，而是被象征界建构的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存在。
拉克劳和墨菲运用拉康的主体理论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实践观点和社会结构理论，把社会看做由差异性原则主导的话语系统，不存在单一原则决定的固定和实在的社会主体，只有基于话语系统中不同的立场、观念而形成的社会身份，所有的社会身份都是随机建构的、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造成了政治现象领域的多元性、变化性，社会现象只是偶然性的显现，这种偶然现象并非由内在矛盾运动自己构成的，而是由外在差异和不确定性导致的，其中没有实在性和必然规律，如拉克劳和墨菲指出的：“偶然的东西通过阻止自身完全地构造自己颠覆了必然的东西。这种差异系统的非构成性——或偶然性——被显现在同等引入的不固定性之中。这个不确定性的根本特征，所有差别根本上的不稳定会因此在总体的同等关系之中显示自身，在其中它的所有关系的不同实证性被瓦解了。”[11]拉克劳和墨菲将偶然性的方法用于建构自己的“偶然性政治理论”，为多元政治铺平道路，如他们明确强调的：“必然/偶然的二元论打开了通向多元结构合法性的道路，它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必须得到承认。”[12]他们的信徒、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琼·巴尔达克西诺也指出：“拉克劳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的偶然性也就是多元主义排除掉了，如果重新提升偶然性，就可以增加多元性，就可以使历史的必然性其中包含多元性的维度。”[13]他们认为全部工人政党所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斗争都只是一些“偶然性”事件，根本不像马克思、列宁所论述的那样是历史的必然性事件。第二国际之所以出现“内部分歧的危机”，是由于受“普遍历史发展”所支配；俄国之所以发生工人阶级的革命，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结构性虚弱产生偶然性历史”，从而使工人阶级追求“政治作用的最大化”。他们认为俄国工人阶级的这种政治作用最大化堵塞了通向“多元政治”的激进民主道路。依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设想，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就是实行“激进民主的多元政治”。他们认为，如果激进民主的使命确实是深化民主革命并连接多种多样的民主斗争，那么这样的使命就要求创造新的主体地位，从而允许对例如反种族主义、反性别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等斗争作共通性表述。由于上述各种斗争不会自动汇聚，所以必须有一种新的“共通性意义”（common sense）以使每一群体的要求都能与其他群体的要求相链接。一种新政治哲学将要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新政治哲学就是实行“激进民主的多元政治”。激进民主需要一种自由理念，这种理念超越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那种虚假的冲突，它是把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放在一起来考虑。在这点上，激进民主与那些想践行市民共和主义的作家们的见解是一致的。[14]墨菲认为在众多的市民共和主义的作家中，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给我们提供的东西最多，但它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系统阐述今天的民主斗争的多样性所需要的全部政治语言，仍然不足以把握当今政治学的复杂性。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面临着政治空间的激增，这些激增的政治空间是自由主义和市民共和主义所难以理解的。许多社群主义者们相信我们只能属于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依据一个单一的共同善的理念就能统一起来。墨菲认为：“但事实上，我们总是多种多样的共同体的居民，总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所建构的，总是偶然地、临时地在那些主体地位的**处缝合而成。”[15]显然，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在以往的革命运动中，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做法是不可行的，因为那是“社群主义”的做法。社群主义相信靠单一的共同善的理念就可以把共同体统一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属于多种多样的共同体的居民，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所建构的，之所以能够聚合在一块，是偶然的、临时的。在他们看来，“多元政治”来自“多元主义”，而多元主义是现代民主中的核心，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就需要增强多元主义并为联合体和共同体的民主管理形式的多样性提供空间。从而将多元主义政治与偶然性联系起来。[16]
拉克劳和墨菲强调偶然性逻辑的旨归是为实现所谓领导权或霸权服务的，如他们明确指出的：“实现领导权的任务或全部政治力量属于历史偶然性领域。”[17]他们把领导权作为政治现象分析的核心范畴，反复强调它所具有的偶然性的特征，并与历史必然性划清界限，他们指出：“领导权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扮演了补充和偶然作用的角色，要求在本质和形态学有效性不受任何怀疑的进化典型中引进事态的不平衡（本书的中心任务之一是确定这一特殊的偶然性逻辑）。从列宁到葛兰西，当这一概念的应用领域逐渐拓宽时，偶然的表达领域也扩展了，而且那个一直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石的‘历史必然性’范畴退回到理论地平线上。”[18]在他们看来，由于欧洲资产阶级文明成熟程度，把它的结构化秩序表现在工人阶级之中，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所以欧洲的工人阶级不起来革命。而俄国则由于资产阶级文明发展不充分，所以工人阶级被迫冲破他们自己，承担不是属于他们自己本身的领导任务。问题因而不再是确保阶级统一，而是在由于资产阶级结构性虚弱产生的偶然性历史中，把他们的任务确定为实现工人阶级斗争政治作用的最大化，也就是无产阶级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正如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所描述的那样：俄国资产阶级无力进行他们“正常”的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而迫使无产阶级果断介入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做的结果是，任务本身的阶级本质和执行任务的历史代表之间存在着分裂，产生了一个“非决定性”的空间。拉克劳和墨菲得出结论说，俄国反对“资本”的革命像葛兰西所说的，必须通过最大化地扩展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来证明它的策略是正当的。结果是在内在“必然”（与正常历史发展一致的阶级任务）与外在“偶然”（他们必须承担的任务与社会代表的阶级本质背道而驰）产生了对立。这就是拉克劳和墨菲所称做的“正统典型的历史错位”。这种“历史错位”在西欧是一种消极现象，而在俄国却成了积极现象：资产阶级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完成任务的能力之间的不协调是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垫脚石。但是，俄国这种“历史错位”使历史偶然性比以前任何话语更完全地渗透到社会关系之中：社会片段已经失去了那些把它们当成阶段论典范的要素的本质联系，而且它们自身的意义依赖于没有得到历史规律保证的领导权链接。其结果，正如葛兰西所说的，像俄国这样的革命，虽然工人阶级组成了国家，但并没有取得国家的权力。因为“阶级领导权不是整个斗争实践的结果，而是具有最终的本体论基础”。[19]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导致成立无产阶级国家，但并没有取得无产阶级的国家霸权，因为作为政治中心的工人阶级具有历史偶然性的特征，它还需要超越其阶级自身，通过链接到多样化的斗争和民主需要上去改变自己的同一性。拉克劳和墨菲强调：“只有当社会开放的和没有被缝合的特点被充分接受时，当总体的本质主义和要素的本质主义被拒绝时，这种潜力才能变得清晰可见，而且‘领导权’才能开始为左派政治分析构成一个基本的工具。”[20]换言之，只有当一种政治形式并不建立任何教条假定的“社会本质”上，而是相反，建立在每个“本质”的偶然性和不明确性上，建立在社会分化和对抗的基本特征上时，才能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霸权”。[21]
由于拉克劳和墨菲取消了政治斗争的现实基础，他们所谓的领导权只是在社会话语系统中获得认同的主导地位，这是通过链接实现的。拉克劳和墨菲运用拉康的能指链理论，把现代社会中的单独个体看做社会符号系统中的能指，是链接的要素，这种能指具有拉康所强调的偶然性，导致了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活跃的能指并不与所指建立一种固定的相关性，对于所指而言，能指显得“相对”过剩了，拉克劳、墨菲将这种过剩的能指称为“漂移的能指”，它具有偶然性、流动性、不确定性，打破了话语的同一性，导致了意义分歧和话语结构的断裂，使社会不可能保持同一性，具有多元决定的特征，他们指出：“‘要素的身份’是漂移的能指，不可能被整个链接到话语链上，而且这一漂移的特征渗透到每个话语的（即社会的）的同一性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所有话语固定性不完整的特征，同时又承认每一个同一性的关系特征，那么，能指的不明确特点和它对于任何所指的不固定性只能存在于所指增殖的范围内，这并不是所指的贫乏，相反，是导致话语结构断裂的意义分歧。这就是建立了多元决定的东西和每个社会特性的象征维度。社会从来没有形成与自身的同一，因为每一个关节点在溢出它的交互性内被构成。”[22]漂移的能指和歧义的所指造成社会话语系统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需要通过“链接”把孤立的、偶然的成分或元素加以组织和建构，形成相对固定的关节点，这种固定是在多元和开放的社会结构中建构而成的，因此也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会随着不断溢出的话语而变化，“连接实践因此由部分上固定意义的关节点构造，而且这一固定的部分特征来自社会开放性，接着的结果是所有话语由于话语领域的无限性不断的溢出”。[23]对话语权的掌控是拉克劳和墨菲所谓领导权的基本内容，而领导权所建构的认同并不基于事物的内在矛盾，而是一种构成性的外在，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是受差异原则支配的，不确定性是每一个社会同一性的条件，所有社会因素的固定性都源于领导权任务和被假定为其自然代表的阶级所存在的不可分离的关系，使领导权任务和阶级之间的结合只是事实性的和偶然性的，如墨菲指出的：“客观性与权力之间的汇合（或者相互瓦解）点就是我们称之为‘霸权’的东西。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表明，权力不应该被构想为一种发生于两个既定认同之间的外在关系，而应该被构想为认同本身的缔造。这一点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如果‘构成性的外在’作为‘永远实际的可能性’呈现于内在之中，那么，内在自身就成为一种纯粹偶然性的、可逆转的部署（换言之，霸权部署除它赖以为基础的权力之外并不要求任何合法性根源）。任何客观秩序凭其霸权性而展现出来的纯粹可能性的结构仅仅在符号的颠覆（即能指与所指关系的颠覆）所造就的诸种形式中被给予。”[24]因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体现了链接的偶然性逻辑，决定了领导权主体的同一性，在社会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必然性只能作为偶然性领域的局部限制而存在，他们强调：“这一术语的每一次扩展都伴随着我们可以暂时称为‘偶然性的逻辑’的事物的扩展，在它的变化中，这一表达从破裂处滋生出来，并且退出作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拱心石的社会‘历史必然性’范畴的认识地平线。”[25]因此，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把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消解为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确立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逻辑以取代唯物史观的揭示的历史必然性。
对偶然性的强调同样是齐泽克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特征，齐泽克并不完全同意拉克劳和墨菲那种将偶然性绝对化的观点，他对拉克劳的观点做出如下的分析：第一，后现代政治学虽然有很大的优点，它使一系列先前被认为是“非政治的”“私人的”领域重新政治化，然而它在事实上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再政治化，因为在它内部进行操作的那种“政治”概念和形式是建立在经济的“去政治化”基础上的。对拉克劳来说，政治不是特别的社会领域而是植根于社会的偶然决定。因此，齐泽克断言：“新型多元政治主观化的后现代浮现当然并没有彻底达到政治行动的这一激进水平。”[26]这就是说，拉克劳（还有巴特勒）虽然表面上十分强调“回归政治化”，但实际上他们的“政治化”却是建立在“去政治化”基础上的，他们的所谓“政治”不是特别的社会领域，而是植根于社会的偶然决定。第二，拉克劳的霸权概念事实上是接近于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的概念。在黑格尔的概念中，特别的差别与构成类自身的差异发生重叠；而在拉克劳的“霸权”中，在社会和它的外部限制即非社会（社会联系的瓦解）之间对抗性的鸿沟被绘制到一个社会内部结构差别上。在拉克劳的对抗性概念中起作用的不可能性是双重的：“激进的对抗性”不仅意味着它不可能充分地再现/阐述社会的完满性——在一个甚至更加激进的层次上，再现/阐明这种阻止社会实现其完满的本体论现实的对抗性/否定同样是不可能充分的。第三，正如拉克劳的作为不可能性/必然性的普遍性概念那样，巴特勒对普遍性赋予某些特殊内容以特权，同时压制或排除其他。她十分清楚普遍性是无法避免的，并且尽管每一个确定的普遍性的历史形式都包含着一系列的包容/排他——普遍性同时打开和维持着一种空间，质疑这些包容/排他，把对包容/排他的限制“重议”作为正在进行的争取霸权的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一个部分。当我们批评普遍性隐蔽的偏见和排他性时，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已经是在被普遍性展开的领域中这样做的：对“虚假的普遍”的正确批评不是站在普遍性之前的排他主义立场使之成为问题，这调动了普遍性自身所固有的张力，以及克尔凯廓尔所说的“正在形成的普遍性”之开放的否定性、分裂的权力与已经建立的普遍性的固定形式之间的张力；或者是如巴特勒所说的，一方面，我们拥有“僵死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普遍性，它包含了固定的包容/排他；另一方面，我们也拥有“生动的”“具体的”普遍性，作为质疑和重议有关它自身“正式”内容的永恒过程。
齐泽克认为拉克劳像巴特勒那样，完全仰赖于“本质主义/偶然性”的对立，把“进步”构想成从“本质主义”到越来越激进的偶然性的过渡。但从“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向后现代偶然的社会性别形式转变（在拉克劳那里），或者从性别“本质主义”向偶然的社会性别形式转变（在巴特勒那里），或者从形而上学家向讽刺家转变（在罗查德·罗蒂那里），不是一种简单的认识论进步而是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变化的一个部分。“本质主义”的概念是有问题的。首先，本质主义倾向于浓缩三种不同层次的对抗而言，这三种层次是：想象的“本质”（稳定的形状，格式塔形态，它通过变化的连续流动而持续）；主人—能指的太一（作为易变易指的容器的虚空能指）；真实域的衰弱的一致性（创伤，它抵制象征化，同时触发这个重复性的象征化过程）。其次，拉克劳没有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特征：黑格尔所谓“假定先决条件”的最终之谜是偶然性如何反过来“扬弃”自身成为必然性之谜。所以，拉克劳倾向于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真正黑格尔辩证法还原为简化的标准的偶然性概念。这样做的结果是将霸权概念变成与伦理—政治立场相连接的中性概念，这种含糊的要害在于拉克劳以及巴特勒理论结构中有关历史主义/偶然性本身之断言未决的历史性问题。[27]因此他们的偶然性概念本身依赖于一个康德式的先验的、抽象的、形式化的理论框架，恰恰成为一种隐秘的本质主义。但在基本立场上，齐泽克与拉克劳、墨菲是一致的，同样夸大偶然性、贬低必然性，认为偶然性和意外不同，它不是对整体结构而言无关紧要和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是结构的必然性存在的积极条件，必然性要依靠它、有赖于它，他指出：“结构主义的基本姿态就是把想象性的丰富化约为符号关系的形式网络：所逃避结构主义视野的就是，这一形式结构本身被一个脐带绑在了某些完全偶然性的物质因素上，而这完全偶然性的物质因素，就其纯粹的特殊性而言，‘是’一个结构，并且体现了它。何以如此？因为大他者，即符号秩序，总是失效了的、被注销了的、破损不堪的一道障碍（barré），而偶然性的物质因素则体现了符号结构的这种内在的封锁、限制。”[28]这是由其后精神分析的方法论决定的，他利用拉康的主体理论和实在界假说，以来自所谓实在界的不可知的偶然因素解构社会符号文化系统的整体性、确定性和有序性，强调偶然性对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认为符号结构必须包括这样一个偶然因素，它体现了符号结构的“污点”和其自身的不可能性，而正是围绕着这一不可能性，符号结构才能得以透彻说明，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偶然因素就是对其自身不可能性的建构。
齐泽克所谓的实在界是对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结构主义改造，他认为“欲望”是潜意识的核心，而欲望并非像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的那样是盲目的冲动，而是有内在结构的，是语言符号的内在根源，是连接潜意识与人的思维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介。欲望就是象征性本身，是一种能指，从而将结构主义“能指/所指”固定的二元模式改造为以欲望能指为中心的、由欲望的偶然性和变动性决定的不确定结构，也颠覆了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体，认为欲望能指就是主体，把由欲望驱使的变幻莫测的偶然性行为看做主体的特性，如齐泽克指出的：“‘主体’是行为，是一种决断，通过它我们可以从给定多数的肯定性通达真理事件和霸权。变幻莫测的主体地位有赖于康德的反宇宙论洞察：现实是‘非全体’（non-all）的，在本体论上不是完全构成的。因此，他需要主体的偶然姿态的增补，以便获得主体连贯性的相似物。‘主体’并非自由与偶然性的裂缝的名称，它违反了本体论的肯定秩序，在空隙中很活跃；而且主体是建基于本体论的肯定秩序的偶然性，也就是说，‘消失中的中介’的自我消除姿态把前本体论混乱转化成现实的‘客体’的肯定秩序的相似物。”[29]在齐泽克后精神分析视野中，社会丧失了现实性，成为由主体能指通过认同构成的象征系统，意识形态作为抚平主体内在欲望和象征界间的矛盾造成的创伤、缝合社会的裂缝和伤口、掩藏社会冲突的幻象反而具有了现实性，成为所谓社会现实的支撑物，他甚至借用中国道家庄子哲学中“庄生梦蝶”的寓言为其观点做论证，认为所谓社会现实永远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被意识形态机制象征化、结构化了的符号，我们日常、醒着的现实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这个梦的一种意识，他指出：“‘现实’是一个狂想—构造（fantasy-construction），它使得我们能够掩盖我们欲望的真实。意识形态也完全相同。它不是我们为了逃避不能忍受的现实而构筑起来一个像梦一样的幻想：在基本的向度上，它是一个狂想－构造，起到支持我们的现实的作用：一种‘幻想’，它构造了我们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并从而掩盖了某种难以忍受的、真实的、不可能的内核（被拉克劳和墨菲概念化为‘对抗性’：一种不能用符号表现的创伤性的社会分裂）。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逃避现实的点，而是为我们提供社会现实本身，作为对某种创伤性的、真实内核的逃避。”[30]基于这种理论立场，社会历史领域就没有客观必然性可言了，因此齐泽克强调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先决条件，并突出强调偶然性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作用，把偶然性逆向扬弃自身反转为必然性解释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指出：“辩证运动最伟大的思辨性秘密，并不在于现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如何能化约成辩证性的概念调停，而在于下列事实：为了得以产生，这一辩证的构造必须要体现在某些完全偶然性的因素之中——例如，那就是黑格尔对国王这一角色的推论：国家作为合理的整体，只有当它体现在国王躯体的惰性呈现中，才能真正有效地存在：国王以其非理性、在生理上被决定的呈现，‘就是’国家，正是在其躯体中，国家获得了其有效性。”[31]因此，在对所谓偶然性逻辑的强调上，他和拉克劳、墨菲是殊途同归的。
[1]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第二版序言，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 ［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1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 同上书，16页。
[4] ［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 Derrida and Deconstruction，Edited by Hugh J. Silverman，New York，London： Routledge，1989，p.144.
[6]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ⅷ）.
[7] 参见朱迪斯·巴特勒、恩斯特·拉克劳、斯拉沃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胡大平等译，79～8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8] 参见朱迪斯·巴特勒、恩斯特·拉克劳、斯拉沃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胡大平等译，82～8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9] 同上书，44页。
[10] 转引自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1]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14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2] 同上书，27页。
[13] 转引自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迷误》，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
[14] 转引自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迷误》，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
[15] ［英］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2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6] 参见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迷误》，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
[17]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50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8]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导论，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9] 同上书，75页。
[20]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21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1] 参见同上书，217页。
[22] 同上书，126页。
[23]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12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4] ［英］尚塔尔·墨菲：《后马克思主义：民主与认同》，山小琪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6）。
[25]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2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6] 朱迪斯·巴特勒、恩斯特·拉克劳、斯拉沃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胡大平等译，9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7] 参见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迷误》，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
[28]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25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9]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等译，18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0]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42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1]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25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