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詹姆逊评后现代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
詹姆逊在1995年写作了《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发表在《詹姆逊文集第2卷：新马克思主义》一书上）这篇文章，该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充分表达了他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首先，詹姆逊肯定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时间是后现代，即“资本主义发生结构性转变时期”的产物。詹姆逊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适逢其时的，他写道：“后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遭受一个结构性变革这样确定的时刻出现的。很明显，‘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对于各种宣称马克思主义消亡的言论来说，是很适合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曾经当做思想模式、社会主义类型和历史运动的范型。”[1]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迄今为止发生过三次变异：第一次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第二次是如列宁所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互补形成的“跨国”资本主义或如曼德尔[2]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与上述第三次资本主义变异相对应的文化阶段。詹姆逊认为，每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人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也会发生危机。而由于对论争问题的旧表述与新的现实不相适应，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范式（指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式）本身被超越了和过时了。以伯恩斯坦为首的“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根据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从根本上修正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应变异了的资本主义。“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正与此雷同，只是“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以更复杂的形式和更多的数量来表现“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所显示出来的那些特征而已。这“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在詹姆逊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并出现出人意料的变异，经典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旧表述不能适应新现实，因而出现了“危机”，从而出现了“后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正是后现代的“话语”逻辑的观点，真理的标准也要用话语的标准去衡量。
其次，詹姆逊用后现代主义精神解释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詹姆逊认为，对革命这一重要概念的批判，实际上是后马克思主义最近的主要特征。革命的概念主要有两种都值得保留的不同的含义。一种含义与社会变革本身的性质有关；另一种含义与人的集体决策的方式有关。第一种含义也是与体制概念有关。从体制概念上看，革命指事先无法从理论上预言一种体制代替另一种体制（或“生产方式”）的过程。而革命的第二种含义则把整个革命过程当做象征，它集中象征着一定的社会集体恢复实践的可能性，象征着集体决策、集体自决与选择和自然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革命就是集体掌握人民主权的时刻，是人民重新获得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借此赢得某些控制历史的手段，以此来界定革命的概念，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概念在目前困难重重。因此，我们必须把革命看做是一系列的要求，这些要求起初源于诸如左翼在选举中获胜或殖民当局接替这些偶然的政治事件，后来这些要求越来越激进。由此可以看出，詹姆逊产生了对过去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作改良性反思的念头，也就是说，革命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取不取得政权，而在于提不提出“要求”，这与当年伯恩斯坦提出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口号似无多大差别。
最后，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一种哲学”，他的自我定位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最好把它看做是一种“论据”（argument），即不是把它等同于特定的命题，而是把它看做对待特定的复杂问题的表述。因此，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创造性就在于他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马克思最初的论争就是提出了“剩余价值”的概念，并把它作为核心概念，把剩余价值问题转变成许多特定的语言和科学相关的独特的问题与领域，它的存在甚至导致了现代诗学理论的主要困境。正因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每当资本主义发生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危机。詹姆逊由此得出结论：“后马克思主义通常出现于资本主义经历结构性变态的时期。”[3]
很显然，詹姆逊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仅不加以抵制，相反却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变态时期的正常现象，就像19世纪20世纪交接时候出现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一样，是马克思主义遭遇“危机”的一种反映。但非常奇怪的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出现的时候，遭到众多左派的批判，因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未能得逞，但距之差不多一百年之后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的詹姆逊对此却无动于衷，甚至赞赏有加，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上述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多少暴露了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和立场，当然这种身份和立场是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有较大的差异的。
（二）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的守卫立场
我们说，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和立场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有较大的差异，是因为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性阐释时，并没有走太远，而且在很多时候还是持辩护立场的。
首先，在辩证法的问题上，詹姆逊是尊重唯物辩证法的。首先他明确捍卫辩证法思想，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征。[4]与一般后马克思主义者大面积地否定辩证法不同，詹姆逊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时采取慎重态度的。他指出：“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我们干脆甩掉这个概念，因为它太唯心论，也太难向一般读者说明了……但我认为辩证法可以以多种多样的形式现身。”[5]詹姆逊认为，马克思虽然不像黑格尔那样，在辩证法方面有卷帙浩繁的著作，但也有较为零碎却同样数量惊人的文字。詹姆逊提出三种简明实用的探讨辩证法的方式。第一，强调环境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强调个体意识的逻辑或诸如“社会”这样的异化了的实体的逻辑。强调环境的逻辑就是强调环境的恒常的变化性，强调这种变化的首要性以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这种思维方式会走向我所认为的辩证思想。第二，就哲学和辩证法而言，辩证思维寻求不断地颠覆形形色色的业已在位的历史叙事，不断地将它们非神秘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本身，比如社会主义之必然性等。这并不是将因果性也一股脑儿抛开，因为叙事就会有因果，而叙事逻辑说到底是一种因果逻辑。但辩证思维总是瓦解已为人接受的叙述形式和历史因果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就是形形色色的新事物和社会历史的更为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而这一切在马克思手上自然而然归于一种叙述历史的简洁方式，这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第三，强调矛盾的作用。詹姆逊认为，只要你坚持以矛盾的方法看问题，你的思想就总会是辩证的，无论你自己是否意识得到。人们都有某种生存论上的患得患失，因而宁愿对矛盾视而不见；我们总希望一切稳稳当当，总希望时间是德里达曾痛加批判的那种“在场”的实存；我们总乐于相信我们面对的问题相对好办。要是每当我们把自己表现为整体时，我们都能打碎这一幻觉，正视矛盾和特殊经验的多重性，我们就正是在以辩证的方式思考问题。这就是詹姆逊从三个角度来考虑具体的环境、如何考虑历史，以及如何考虑现实。[6]
詹姆逊还认为，不能把辩证法完全视为一种方法或体系，这样说“很误人子弟”。因为说到方法，人们往往会觉得只是学一套处方。一旦学到手，就会万事大吉，真理在握。辩证法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方法，他虽然含有方法的因素，但并不完全等同于方法。同样，重视矛盾，并不意味着矛盾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或可以画出一幅矛盾的图示。
其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上，詹姆逊是赞成马克思的观点的。他说：“我十分赞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7]詹姆逊认为，之所以作如此肯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生产方式的理论，包含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涵的理论。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作用，即创造一个社会变革的观念的问题。但政治革命并不是永远可能的。历史的发展和群众性运动不是持续不变的，而是波浪式的。拿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并不流行改革的思想观点，因此我们应当尽力保持马克思主义改革思想和活力。我们要从市场的角度，从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角度来揭示、分析各种“虚幻意识”，分析大众传媒在阻碍思想与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最后，在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分析上，詹姆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詹姆逊的资本主义文化分析观点如下：
（1）认为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间，资本主义文化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甚至是“剧变”，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后现代的文化与现代主义文化的决裂。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这种决裂性，正是源自现代主义文化和运动的消退及破产。詹姆逊认为，不论从美学观点或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后现代主义表现了我们跟现代主义文明彻底决裂的结果。我们不能把后现代主义当做文艺或文化的风格来看待，相反，我们必须视后现代主义为文化的主导形式。只有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后现代主义，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文化特质；有了“文化主导”这个论述观念，我们才能把一串非主导的、从属的、有异于主流的文化面貌聚合起来，从而在一个更能兼容并收的架构里讨论问题。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还是持批判的态度的。他认为，后现代文化在表达形式上艰深晦涩，在性欲描写上夸张渲染，在心理刻画上肮脏鄙俗，以至于在发泄对社会、对政治的不满时所持的那种明目张胆、单刀直入的态度，这些都超越了现代主义在其巅峰时期所展示的最极端、最反叛、最惊世骇俗的文化特征。但后现代主义的这些文化特征，今天的群众不但易于接受，并且乐于把玩。
（2）目前在世界四处传播的文化是晚期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美国文化。也就是说，美国的生产，或者说美国不断生产出来的娱乐业和文化在当今世界占支配地位。这种倾向是因为美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不断扩张而形成，它导致一种霸权的成立，笼罩着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从这样的观点看来，在文化的背后，尽是血腥、杀戮与死亡：一个弱肉强食的恐怖世界。詹姆逊从这个角度出发，并不同意完全废弃“现代”文化的意义和社会作用，而是让它与“后现代”文化一起共同发挥作用。
（3）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背景，詹姆逊深刻地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后现代文化的弱点：首先就是“一种崭新的平面无深度的感觉”——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詹姆逊认为这是后现代文化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或者说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最基本的特征。[8]其次，詹姆逊指出，后现代文化的艺术世界与凡高笔下的充实饱满的世界完全是颠倒的，后现代文化艺术的社会客体已经被演绎为一组组扬弃了内容意义的文本或者“摹拟体”，它不触及内容，却牵动了后现代社会文化中主体倾向、主体意识的网络，引起了更加基本的变化。
（4）在上述观点此基础上，詹姆逊为未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提出以下文化政治策略：①后现代文化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②故此，后现代给人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一方面，我们跟公众“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我们个人对“时间”的体验也因历史感的消退而有所变化。③自从拉康提出潜意识的概念之后，一种崭新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已经形成，并且在一些表现时间经验为主的艺术形式里，产生出新的语法结构及句型关系。④要探索后现代文化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情感状态，以及后现代文化特色与同一个历史阶段的新科技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⑤分析建筑空间及其空间经验，借以探讨后现代文化的一些具体变化。⑥探讨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空间里，该如何看待艺术的政治性问题以及艺术的使命问题。[9]
以上阐述在于说明，詹姆逊左翼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情景如下：一方面，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到来怀有一种美好的憧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框架”，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文化的动力”；另一方面，他又对后现代主义的局限提出严厉的批判，认为它的作品受到资本主义的完全认可和改变利用，丧失了批判和颠覆的棱角。后现代文化完全商品化，从而失去了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的批判距离。颓废的在场主义（presentism）抹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同时使人们不再能感觉到一个具有不同意义的未来，从而出现了令人迷惘眩晕的后现代超空间。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詹姆逊和其他后现代理论家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差别。詹姆逊拒斥几乎所有后结构主义者共同倡导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且反对他们对总体化方法的废弃。”[10]詹姆逊就是这样左右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在其著作中显露出一种折中的、多视角的、具有潜在危险的因素，这就大大削弱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锋芒。
[1] ［美］詹姆逊：《关于现实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五条提纲》，见《国际马克思大会论文集》（法文版），91页，法国大学出版社，1996。
[2] 恩斯特·曼德尔，比利时人，曾任“第四国际”总书记，主要著作有《晚期资本主义》等。
[3]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7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 王蓬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354～35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 同上书，153页。
[6] 参见王蓬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153～15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 同上书，354页。
[8] 参见［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4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9] ［美］参见凯尔纳、贝尔斯：《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24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0] 同上书，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