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化
德里达在1993年发表了在当时轰动一时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全面表达。那么，德里达在他的这本书表达了他的哪些马克思主义观呢？
德里达在书中开宗明义就说：“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1]为什么呢？德里达解释说“我要指出，在对马克思的研究中，我所以重视‘幽灵性’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在欧洲游**的幽灵，也不是因为哈姆莱特回来进行埋葬的工作，与他父亲的幽灵的关系，马克思揭示为人道的方法……我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幽灵性’的问题，‘幽灵性’的概念，今天似乎成为理解比方说技术、交流变革方法（电视、网络、电话、手机等）的东西，它接受物理空间和向地空间……‘幽灵’意味着既不是真实的，又不是想象物，它既不是生者，也不是死者。它制造传播、印迹、技术的形象。”[2]
什么是德里达的“幽灵”？在德里达看来，他自己的“幽灵”学是从康德那里来的。他说：“康德的‘幽灵’，实际对我影响很大。”[3]他认为，就是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幽灵中，也有康德的“幽灵”。德里达认为，“幽灵性”的特点是非生非死、非在场非缺席、非真非假。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究其实质，这其实就是马克思的幽灵，或者照德里达的说法是“精神的精神”“精神的幽灵”。这一点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已经挑明：“马克思的幽灵们：此次讲座的题目促使我将首先谈论马克思，谈论马克思本人。谈论他的遗嘱和他的遗产。而且谈论的是一个幽灵，是马克思的影子，或者说是他的亡魂，在今天，各种声音一次又一次高呼着它的返回，力图以此驱魔祛邪。”[4]德里达不止一次地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5]而如今，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庆祝“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死亡”“马克思主义死亡”，德里达睿智地指出：马克思的幽灵依然存在。“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6]德里达借法国作家瓦莱里的话说明马克思的精神：“我此处所讲的‘精神’的意思是某种变革的力量……即那精神的运作。”[7]德里达的“幽灵”并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鬼魂”“灵魂”，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巨大能量的“精神”。在他看来，人类的生存之所以能够维持下来，主要是靠精神，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是靠精神支配，一旦人没了精神，自己就会毁灭。
德里达肯定了马克思的精神之后，又肯定继承马克思的精神遗产的重要性。他指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具有某种哲学和科学形式的谋划或者说允诺的绝对独特性的继承人。”[8]
将马克思主义幽灵化，当然可以体现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崇敬的心态，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是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解构的一种策略。马克思生前最反对的是把自己的理论神化，因为神化就会将之束之高阁，而马克思也最反对的是把自己的理论束之高阁。“哲学家的目的在于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所以，德里达把马克思主义幽灵化，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尤其在革命的实践中的作用。《马克思的幽灵》这本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的时候发表，具有鼓舞左派士气的作用，但无法对它做出更高的估价。
（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早在1975年，哈贝马斯就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恩格斯称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同启迪学的要求联系起来，这种启迪学用系统的意向去叙述历史。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或者恩格斯以及其他的理论家都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到1938年，斯大林还把它法典化，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需要重建斯大林所确认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利于批判地研究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观，尤其有利于批判性地研究社会科学的新进化论和结构主义。哈贝马斯声明，“重建”就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传统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加反思的历史客观主义；第二，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上批判资产阶级的规范内容时，也同时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规范和价值中的内在的有用的因素；第三，忽视了道德规范结构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意义。[9]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即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著名论述中，马克思的有关理论是相互依赖的，比如，上层建筑对基础是依赖性的，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在社会进化中起领导的作用。但是，哈贝马斯赞同考茨基的观点，即“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命题，只是对于历史中的某些新现象来说，才是绝对正确的”。[10]其言下之意是说，马克思的经典结论并不普遍适用。例如，图雷纳就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就预测了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在这里，进化的优先地位将从经济系统转移到教育和科学系统上去。丹尼尔·贝尔也认为：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为各种不同的设施和制度服务。
哈贝马斯还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核心形成的，而这个制度核心，确定社会一体化的既定形式。而社会一体化理解成为社会的生活世界关于价值和规范的统一性的保障。如果体制问题不能在统治地位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加以解决，如果必须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进行革命，以便为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条件，那么，社会的统一性就处于危机之中。[11]对于这种危机的发生过程，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2]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常常用技术至上的思想去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上述原理则意味着：生产技术不仅制约着劳动力的组织和动员的一定形式，而且通过劳动的社会组织，也制约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过程被设想成为一个统一体，因此，人通过生产力也从中制造了生产关系。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里，恰恰是“劳动中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唯心主义概念为上述原理奠定了基础。很显然，哈贝马斯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生产关系，到了一定阶段，这种关系就会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革命也随之产生的结论是为“技术至上”。所以他认为，尽管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成为产生问题的机制，但却不能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革新。
因此，哈贝马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不用进化的革新措施就不能得到解决的体制问题，是从社会的基础领域中产生的；
第二，任何较高的生产方式，都是社会一体化的一种新形式，而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是围绕着新的制度核心形成的；
第三，一种内在的学习机制，关心的是认识的潜在能力的积累，这种潜在能力能够被用来解决产生危机的制度问题；
第四，但是，这种知识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进化上完成了向新的制度框架和社会一体化的新形式迈进时，才能得到补充和完善。”[13]
总之，哈贝马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通过社会冲突、通过斗争，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制度的革新，而主张可以通过内在的学习机制去解决社会危机和促进社会新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要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当他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口号时，则意味着他开始离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中翼后马克思主义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他们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怀有抵触情绪，但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看到马克思主义遭受右派的攻击，他们挺身而出，为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历数资本主义的恶行，可见他们人心未古，良心未泯，他们未必不是我们的朋友。
[1]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 杜小真、张宁：《德里达中国讲演录》，7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 同上书，84页。
[4]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1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 同上书，16页。
[8] 同上书，127～128页。
[9] 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译序，1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0]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15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 同上书，15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3]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15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