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解构还是僭越?

三、右翼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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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克劳和墨菲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失望

拉克劳和墨菲虽然声称自己的理论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必须积极介入马克思主义历史中,必须介入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范畴的讨论中”[1],但是这种“介入”是寻找它其中的“矛盾”和“危机”。在这个方面,拉克劳和墨菲的基本观点如下:

(1)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出现范畴危机。拉克劳和墨菲早在1985年所发表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思想,而且是自那时以来至今仍一直坚持的思想。在这部著作中,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2]这显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整体性颠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性概念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语言不灵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言也不相信了。难怪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被英国左翼理论家诺曼·杰拉斯评说为“极端马克思主义(Ex-Marxism)”。

(2)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出现的多种话语开始显现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解构。拉克劳在《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出现了多种多样不同的话语,在这些话语中,“内在”与“外在”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因而开始显现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解构。例如“阶级”范畴就被外在性所颠覆、被新的关系性和接合性情势所颠覆,[3]这样,它就不可能是历史的基础了。

(3)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退隐”。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一书中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多半不能从它所遭受的打击中清醒过来,不仅极权主义的指责使苏维埃模式蒙受羞辱,而且新兴社会运动也对阶级还原论提出了挑战。”[4]因此,墨菲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退隐”,必须利用当代本质主义批判的框架去建构多元民主最有成效的理论方法。

基于上述态度,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修正”。拉克劳著文说:“马克思主义传统内话语领域的系统发现经历了新实体和新范畴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通过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的累积式的丰富而延长了它们的寿命,而是把一种从逻辑上不可整合的补充物植入其中……毫不夸张地说,将一些基础性的术语增加到马克思主义(从列宁到葛兰西)中无疑构成了这一意义上的补充。”[5]事实上,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并不仅仅限于“基础性术语”,而是拿整个第二国际右翼社会党人的理论来补充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来。例如,他们在分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时认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正统”的第二个例子,它比拉布利奥拉更激进和更系统的努力,它要使起点多样化,要增加理论范畴以及使特殊决定的社会领域自主化。[6]他们认为,三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立论介入形式与新的策略观紧密联系,试图限制“历史必然性”的有效领域。新斗争阵线主张以社会复杂性为基础,并以不可还原的方式去思考主体立场而不是阶级的特殊性。

第一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是以马科斯·阿德勒的哲学重构和他的新康德主义特殊形式有关。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种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产生了“大量的解放作用”:它的要求能被置于超出阶级束缚的普遍性形式之中;它打破了自然主义的社会关系概念,通过详细阐述“社会的先验”把严格话语要素引入社会客观性的构造之中;它允许马克思主义去把上层建筑的形成理解为建立在意识形式上,而不是自然主义的生产力运动形式上。

第二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是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别置于疑问之中。例如鲍威尔试图表明,把经济理解成由内在逻辑控制的同质领域,在垄断帝国主义时期政治、技术组织和科学的变革日渐成为工业机构的一部分是非常错误的。按照他的观点,如果竞争的规律先前作为自然力量发挥作用,它们现在必须通过人们的精神才能起作用。强调国家与经济之间结合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导致了关于“组织资本主义”的讨论。关于资本主义新结构产生的破裂和对抗点方面的观点也发生改变:它们现在不再被单独放在生产关系之中了,而是被置于大量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领域之内。因此,新的重要性也被归于既非在进化也不是在改良主义上的分散的日复一日斗争,以及通过政治关系因素获得的新的意义。

第三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新的主体立场和确保与阶级简化论断绝关系,这方面表现明显的是鲍威尔和卡尔·伦纳的有关法律制度的著作。

拉克劳和墨菲由此得出结论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策略介入的模式就是:在自主政治介入的实践作用被拓宽的范围内,“历史必然性”话语失去了它的适用性并且退回到社会地平线上。[7]于是,拉克劳和墨菲要求“更多新的话语形式去占领左派留下的真空”。这些“新的话语形式”实际上就是第二国际所盛行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例如,拉克劳和墨菲对于伯恩斯坦的观点持同情的态度,认为伯恩斯坦并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部分的科学特征,但是他拒绝把这个特征扩展到形成一个封闭体系以便覆盖整个政治预言领域;认为伯恩斯坦有三个方面拒绝作为封闭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首先,马克思主义没有成功地表明社会主义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到来;其次,因为历史不单纯是客观过程起重要作用,这一点是不能被证明的。因此,历史只能被解释为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再次,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党的纲领并因此建立在伦理或谬误必须完全被接受的客观陈述上。因此,伦理主体的自发性是伯恩斯坦中介决定论的基础。[8]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由上述几点理由,就可以澄清为什么在伯恩斯坦那里,政治的自发性可以接受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的策略联系起来。

又如,拉克劳和墨菲十分赞赏工团主义者索列尔的观点。他们认为,索列尔比伯恩斯坦或任何正统理论家更清晰地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尺度,并且他还意识到为了让人满意地克服矛盾必须提出的价值理论。他们还认为,在索列尔那里,我们发现不仅“偶然性”和“自由”领域的基本原理代替了破碎的必然性链条,而且还有关于重构总体化作用的新领域、“偶然性逻辑”的特殊的努力思考。在这一意义上,提到他的进化这一关键因素是有益的。“索列尔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更有吸引力的不是历史进化必然规律的理论,而是新的代表形成的理论——无产阶级可以作为凝聚性力量起作用,这种力量会围绕着它本身重构更高的文明形式,并且取代衰败的资产阶级社会。”[9]拉克劳和墨菲最终认为,索列尔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他在葛兰西思想形成中至关重要,“关键的一点是,那使得索列尔成为第二国际最丰富和最原创的思想家的,使每一个社会代理人的特性变成了非决定性的,而且它的每一个神话式的特性建立在斗争基础之上。”[10]

上述拉克劳和墨菲的言论恰好证实了他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导论中所说的:“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11]在他们看来,就是完全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式的革命、不再需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甚至也不再需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全部分析理论和预言。

(二)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解构

拉克劳和墨菲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篇名为《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的文章中提出四个基本的论点和出发点:

(1)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将一批概念体系化,它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等,这些概念暗示政治的附属性,并且形成了解释工人阶级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的基础性障碍。

(2)由列宁所开创的进程在这一传统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一缺口导致了对政治优先性的进一步确定。虽则如此,由于对经济主义话语的旧形式的固持,因而这一断裂的功效仍是有限的。

(3)正是在葛兰西对霸权概念详加阐发的著作中,对经济主义的列宁主义式的批判的潜势才开始显现它的解构性功效的整幅全景。

(4)发达资本主义诸多新矛盾的出现要求社会主义力量以一种比葛兰西的阐述更进一步的方式来发展霸权这一概念,以使他的理论和政治功效完全地展现,这必定导致我们得出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哥白尼式革命”。[12]

从上面的拉克劳和墨菲的基本论点来看,充分表明他们要运用葛兰西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进行全面解构和颠覆的决心,从而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动一场“哥白尼式革命”。这场“哥白尼式革命”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们认为是从颠覆列宁主义和否定十月革命开始的。在拉克拉和墨菲看来,列宁所做的事业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即以政治优先性取代了经济的优先性(经济主义),但由于经济主义的干扰,列宁主义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彻底改变,从而产生一系列折中主义的概念。这些概念主要有“不平衡的联合发展”“先锋党”“阶级联盟”等。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在“不平衡的联合发展”概念中,不是把对这些起作用的诸因素构想为被政治接合形式所统一,这样就被剥夺了任何阶段论内涵的这些因素,列宁主义的观点仍然把整个情势作为一个个阶段的联合体来思考,尽管它是矛盾的、异质的,这样,阶段的本质主义逻辑就成了矛盾。在“先锋党”概念中,党不再是阶级的消极代表,而是它的先锋,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作为经济决定相反的政治自制。不过,这种自制被构想为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之间的结构性断裂的结果:当时该阶级客观利益的代理人。这就增加了代替这几乎无限期作用的可能性,这将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成为基础性的障碍。在“阶级联盟”概念中,列宁主义以此构想霸权的形式。但“阶级联盟”这个群体是一个巨大的民主矛盾的领域,它不再按阶级关系来决定,而列宁在20世纪头10年的讲话中又不断地强调它。在拉、墨看来,这就是矛盾的态势。[13]这种态势造成国际共运中的“永久的二元论”:人们将政治路线囿于列宁主义的政治逻辑与考茨基主义的经济主义逻辑之间。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使欧洲政治空间变得复杂起来,而共产国际摇摆不定的政策表明列宁主义不能很好地处置这一形势。拉、墨认为,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确定了人民阵线的政策,并宣称共产党的作用乃在于成为广泛的民主斗争的霸权接合性要素,而这在政治上尚未被理论论证过。这就解释了随后出现的“马列主义”正统性理论框架与新战略设定的民主任务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拉克劳和墨菲得出发动“哥白尼式革命”的第一项:“把政治主体构想为不同于阶级并比阶级更加宽泛,通过社会主义力量必得考虑、也能够接合的多种多样民主矛盾,这些政治主体得以不断地被建构起来。”[14]这就是变更革命的主体,即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当做革命主体。拉墨认为,在使用“主体”这个范畴的时候,在话语结构中都是在“主体立场”的意义上的,所以主体不可能成为社会关系的本源。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社会决定和政治主体一直采用不同形式,其起点和不变的主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主体是工人阶级,它的统一是围绕着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利益来构造的。但马克思主义又主张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引导着两种工人阶级统一起来,这显然是“含糊的”“不合理的”。因此,拉墨倾向于抛弃“作为统一体的、透明的和被缝合实体的主体范畴”——工人阶级。过去,工人斗争被作为整体与“新的政治主体”斗争相对照时,其特性遭到了歪曲。一旦拒绝作为“普遍阶级”的工人阶级概念时,才有可能认识发生在被归于“工人斗争”标签下的那些领域中的对抗多元性,并认识它们大多数对于深化民主进程具有的重要性。[15]由此,拉、墨提出放弃进行统一和被统一的“主体”范畴,完全接受“主体多元性”的出现。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没有能够完成自己历史的解放使命,生态主义运动、学生运动、女权主义和边缘群体成了完成这一新任务的最流行的候选人。[16]

拉克劳和墨菲发动“哥白尼式革命”的第二项:颠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承认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拉墨则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则。他们说,马克思试图根据“阶级对立”的新原理来思考社会分化的首要事实。但这个新原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来源于以下的事实:阶级对立不能使社会总体分化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不能使自身自行成为政治领域分化对立的界限。拉、墨认为,马克思这样做只是一种没有得到证实的“社会历史学的假说”。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是保留了雅各宾主义的本质部分,即关于根本分裂因素和党派政治得以构成的独特领域的假设。正是雅各宾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激进民主的政治学说之间的连续性因素应该被激进民主计划置于怀疑之中。拒绝被赋予特权的分裂点和把斗争汇合到一个被统一的政治空间,相反,应当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这样一种政治学说才可以建立起来。我们认为,虽然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或阶段都要强调阶级斗争,但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和从被压迫阶级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情况下,放弃阶级斗争则完全是错误的。马克思当时之所以如此强调阶级斗争,完全是出于对处于弱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考虑。列宁也是如此,如果力量弱小的无产阶级完全处于被统治、被奴役、毫无地位的情况下,完全不提“斗争”二字,那就等于不发起革命,甘愿统治和奴役。而当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成了统治阶级,在自己的国家内一味强调阶级斗争,把它当做基本路线和纲领,这当然是错误的,但即使这样,也要时刻保持必要的警惕性,尤其对外要更加保持警惕性。

拉克劳和墨菲发动“哥白尼式革命”的第三项:推倒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首先,拉墨赞赏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当成“正统教条理性主义”的批评。他们认为,伯恩斯坦有三个方面拒绝作为封闭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第一,马克思主义没有成功地表明社会主义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到来而到来;第二,因为历史不单纯是客观过程起重要作用,这一点是不能被证明的。因此,历史只能被解释为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三,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党的纲领并因此建立在伦理决定上,它不可能是完全科学的——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真理或谬误必须完全被接受的客观陈述上。因此,伦理主体的自发性是伯恩斯坦终极决定论的基础。[17]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一伦理主体与机械论客观主义的阶级主体决裂。这就可以澄清为什么在伯恩斯坦那里,政治的自发性可以与接受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的策略联系起来。此外,拉墨还认为,伯恩斯坦从相对立的方面看到了这样的问题:工人阶级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社会和自发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人道化,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国有化”。国家内的社会组织功能比阶级控制有更大的影响,国家的民主化把国家转变成了“所有人民的”国家。伯恩斯坦比正统更好地理解了工人阶级已经处在国家领域之上这一基本真理。[18]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世界已经基本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社会的“陈腐概念”,“完全是反动的”,并阻碍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和东欧集团社会的本质理解。尤其在改革开放时代,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国家真理”,只能使情况更糟,并极大地强化了左翼思维的反民主嗜好。[19]很明显,拉墨十分赞赏和同情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视为“完全是反动的”“陈腐概念”。由此可见,拉、墨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解构,就是全面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1] [美]恩斯特·拉克劳:《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

[2]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 按拉克劳的意思,指后来反法西斯运动中出现的阶级阵线的扩大,如“人民阵线”时代的“大众”“人民”“民族”等实体,这在第二国际的黄金时代,这些实体是拒斥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之外的。

[4] [英]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1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5] [英]恩斯特·拉克劳:《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

[6]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2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7]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29~30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8] 同上书,36~37页。

[9]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4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0] 同上书,46~47页。

[11] 同上书,导论,4页。

[12] 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5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3] 参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5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4] 同上书,58页。

[15]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186~18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6] 同上书,189页。

[17]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3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8] 同上书,38~39页。

[19] 参见[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24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