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发表了大量言论，由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复杂，所以其言论也良莠不齐、沙泥俱存。正如凯尔纳和贝尔斯所认为的那样，后现代理论和后工业社会理论都明确地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在激进的后现代理论家之间出现了关于“后马克思主义”转向的热烈讨论。博德里拉、利奥塔、拉克劳、墨菲及其他一些人对他们自己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怀疑，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明确的批判，他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现代理论问题的症结所在。[1]但在左翼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却又与上述言论态度有所不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至少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理论予以较充分的肯定。所以要总体谈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1）对右翼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工作是第二国际右翼所作过的工作。英国评论家诺尔曼·杰拉斯以及美国评论家艾伦·伍德曾经指出，拉克劳和墨菲系统地误读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同后来被第二和第三国际理论家歪曲了的马克思思想混杂在一起。拉克劳和墨菲还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还原主义”“本质主义”“目的论史观”进行了批判……
他们将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偷偷地塞给了马克思。他们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是“中性的”技术形式，是一种遵循既定的目的、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发展、具有独立于一切社会关系的逻辑，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形式就完全成了经济基础制发展的机械效应。
拉克劳和墨菲还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观进行了批判。在他们那里，无产阶级没有了，无产阶级革命也当然没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了，遑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皮之不存，毛岂存焉”？可见，拉墨的“取消论”与伯恩斯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是异曲同工的。因为伯恩斯坦的“和平长入”论，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取消论”，让工人阶级不起革命，让他们“和平长入”所谓的“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制度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实际上是白日做梦。不言而喻，拉、墨主张用“多元主待”代替无产阶级，实际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消论。
（2）大多数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工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批判工作的重复。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范畴过时论，这些原理和范畴包括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及其使命、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社会主义及其民主、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前途，等等。②批判20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认为20世纪所诞生的社会主义都是在马克思的“阶级论”指导下建立的，因而它仅仅强调无产阶级的利益，忽视其他多数阶级的利益，从而造成官僚主义和独裁，最后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③批判现实社会主义“缺乏民主”，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缺乏民主，是因为它强调“先锋党”的领导，而这个党不体现现实的代表，而是他们的历史利益，无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先锋。因此他们提出实行“激进与多元民主”的社会主义策略。④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范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范畴已经过时，因而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口号。⑤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能解释今天复杂多变的世界，需要用后现代的若干方法去解释今天的世界。实际上，上述这些批判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以及被称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就已作过。所以凯尔纳和贝斯特说得好：“拉克劳与墨菲的大部分分析实质上只是重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批判。”[2]所不同的是，柯尔施、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是批判了第二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歪曲，而拉克劳和墨菲则毫不留情地反对所有的马克思主义。
（3）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性解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后马克思主义者们无一例外地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性”的阅读或解释。例如，在德里达那里，“解构首先是对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哲学传统的解构”，[3]同样，“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等的历史都应该接受解构”。[4]可见，德里达的解构不仅仅限于西方哲学，而且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又如，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5]“这一新领域的特征是这样的：即它是‘后马克思主义’，它是理论——政治介入的多重结果，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累积效果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对‘本体论历史的解构’……解构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要超越诸如‘阶级’‘资本’等概念的欺骗性依据，并重新创立上述概念期望构建的原本综合性意义；意味着对它们所代表的极其有限选择的理论选择性（alternatives）的总体系……”[6]如果说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并没有说得更具体的话，拉克劳、墨菲则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不但具体化，而且他们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随意解构、诬蔑和歪曲中伤。这在上文我们已经多有阐述，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只是强调，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尤其右翼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只不过是用错误的方法（例如拉克劳所说的现象学、后分析哲学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错误的阅读，从而得出错误的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革命”“民主”“领导权”“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等概念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和阉割，代之以抽象的、模糊的“激进多元民主”等自由化的字眼。完全颠覆了马克思主义一系列经典的结论。
（4）马克思主义运用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而后马克思主义所运用的方法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反对整体看问题，主张分散化、片断化、个体化；强调特殊，反对普遍；强调事物的偶然性发展，反对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发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中说：“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成果。”[7]马克思也承认自己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是辩证的方法，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不过，“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而拉、墨等人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他们十分推崇历史的“偶然性”发展，认为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必然性”，而仅仅存在历史的偶然性，“我们认为，社会关系总是偶然性关系”。[9]他们把这种没有辨证法的方法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就是“重新发现马克思‘真正要说的东西’”。[10]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而在政治上则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空洞的政治参考术语，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漂浮的能指，然后进入彻底的新的语言游戏。[11]
（5）拉克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性（它贯穿了其整个历史）并不是背离了纯洁的源泉，而是它支配了马克思本人的全部著作。[12] “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性”“支配了马克思本人的全部著作”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世界流传的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的著作相矛盾的，或者说是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矛盾的，还可以借用拉克劳自己的话说是“马克思主义只是如此矛盾的历史轨迹”。拉克劳举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共产党宣言》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拉克劳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阶级斗争完全消失了，在最终决定的层次上，历史发展的解释完全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上。而《共产党宣言》则宣称“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拉克劳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别巨大，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拉克劳认为类似的矛盾还有很多，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要是通过远离本质主义特征的运动去解决这些矛盾。而对本质主义界限的最终裁定，就需要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明确地说，他的后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地就是马克思主义”，是所谓“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根本性的东西”，使其得以存活下来的东西。由此可见，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意义或一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根据他们自己随心所欲地把马克思主义阉割过、篡改过的假马克思主义，这种假马克思主义既没有阶级斗争原理，也没有革命斗争精神，只有“激进”“多元”和“民主”等空洞字句的错误的理论。
[1] 参见［美］凯尔纳、贝尔斯：《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35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 ［美］凯尔纳、贝尔斯：《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26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 雅克·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4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4] 同上书，68页。
[5]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3～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6] 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112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4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同上书，111～112页。
[9]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思考》，孔明安、刘振怡译，40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10] 同上书，244页。
[11]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思考》，孔明安、刘振怡译，24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12]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思考》，孔明安、刘振怡译，286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