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兴起的一股思潮，它主要反映的是当今西方一些赞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态度。我国学术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较为全面系统的关注始于2000年左右，而国外学术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甚嚣尘上。因此，在了解国内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学术界的发展历程。
（一）“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学术界的发展历程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问题存在不同见解，有的学者甚至将“后马克思主义”上推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但“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则要从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的出版谈起，这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1985年，恩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出版，书中公开打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公开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该书的出版立刻引起激烈的争论。艾伦·迈克辛思·伍德称他们为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詹姆逊则说他们是“第二代的修正主义者”，拉尔夫·密里班德称他们为“新修正主义者”，诺尔曼·杰拉斯抨击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是“学术歪风的高级阶段”，等等。面对各种异议和批评，拉克劳在1990年出版的《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对他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再度进行全面系统的辩护。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把这一系列由《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所激起的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称做理论界的“拉克劳—墨菲事件”。90年代以来，“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领域迅速蔓延，与此同时，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出现了一批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和代表人物，比如S.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后马克思主义：一种学术思想史》，J.托费因的《新话语理论：拉克劳、墨菲和齐泽克》等。人们也纷纷把与拉克劳和墨菲立场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对拉、墨思想造成重大影响的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诸多当代思想家归到后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来，诸如：保罗·赫斯特、巴利·辛达思、斯科特·拉什、阿芙纳里·尤里、查尔·琼斯、斯图亚特·霍尔以及让-弗朗悉瓦利奥塔、让·鲍德里亚、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吉尔·德勒兹、齐格蒙特·鲍曼、斯拉沃热·齐泽克、朱迪思·巴特勒、阿若思·赫勒、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等等。随着后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想倾向到一种被广为接受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的完全确立，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蔓延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领域。近年来，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又有新的著作问世，如拉克劳发表了《论民粹主义的动机》（2005）和《思想家的解放》（2007）；墨菲出版了《政治与欲望：国家与民主》（2002）、《论政治》（2005）等；巴特勒写作了《打倒性别》（2004）、《交代自己》（2005）等；齐泽克写作了《审问真实》（2005）、《怎样阅读拉康》（2006）等。可见，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影响仍在不断扩大，其指涉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后马克思主义仍有扩大的趋势。
（二）“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学术界的发展历程
“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学术界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翻译带动研究”的译介阶段、对“后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两个阶段。
1.“以翻译带动研究”的译介阶段
国外学术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和学术性研究的兴起客观上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主要体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作品在学术界的问世。这些翻译作品最开始主要是散见于一些学术期刊上的单篇的文章，如［英］阿伦森《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回答》（《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6年第9期），［日］山崎薰《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12期），［美］P.M.罗斯诺《后现代主义是左翼还是右翼？》（《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A.甘布尔《社会主义、激进民主和阶级政治》（《世界哲学》，1994年第4期），弗·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31期）等。2000年左右，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工作也进入了全面系统介绍时期，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成套的译著和“后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著作也相继翻译出版，为国内学术界深入全面研究“后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良好的文献基础。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其中有刘元琪翻译的道格拉斯·拉米斯的《激进民主》和何一翻译的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同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也逐步推出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大卫·哈维、斯拉沃热·齐泽克、让·鲍德里亚等人的作品相继被翻译出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与黑龙江大学也于2003年始合作出版了一套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包括尹树广与鉴传今翻译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2003）、孔明安与刘振怡翻译的《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2006）以及尹树广翻译的《民主的悖论》《批判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了“现代政治译丛”，其中有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等译的《帝国——全球的政治秩序》，尚塔尔·墨菲著，王恒译的《政治的回归》；2004年，吴源主编的齐泽克文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了鲍德里亚著，仰海峰译的《生产之镜》；2007年8月，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了周凡和李惠斌主编的国外学者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集《后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研究成果。另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国外理论动态》等杂志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些“后马克思主义”人物的重要文章。所有这些，为国内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对“后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阶段
国内学者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注和重视，要上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曾枝盛教授作为国内学术界较早开始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发现“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和思潮，并在199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年会昆明会议上就“后马克思主义”做了发言。2002年，曾枝盛教授的专著《后马克思主义》由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成为国内学术界第一本专门介绍“后马克思主义”的专著。2003年，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的大陆中译本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即掀起了国内学术界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其一，各种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设立了“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分论坛。2002年12月13日，在云南召开了“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对“后马克思思潮”和“后马克思主义”两个新范畴的合理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03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第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是“西方马克思研究”，并设立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空间”分论坛。2003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和2006年在黑龙江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都设立了“后马克思主义”分论坛。2007年3月23日至25日，在广州举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重大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转入到了学术化层面上。其二，近几年，出现了一批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如尹树广、胡大平、张一兵、孔明安、周凡等，撰写了一批具有深入研究的作品。与此同时，各种学术刊物也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版）于2003年第2期和2004年第5期分别发表了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两组文章：《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笔谈》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笔谈》。《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的“关注我们时代的哲学”专栏刊发了南京大学张一兵等学者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组文章。其三，一些大学已开设了有关的研究课程，一些高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已把它纳入硕博士论文的选题，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黑龙江大学、东南大学等已有多篇相关硕博士论文问世。其四，国内学者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趋深化。从最开始总括性的研究，即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产生背景、基本问题和理论性质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后马克思主义”专题性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新霸权理论、政治概念、社会主义策略及阶级阶层理论的研究等，这一转向标志着国内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也凸显出国内学者在“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强烈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