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渐渐进入我国学者理论视野，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歧见也充斥着“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个领域，诸如：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书写形式的解释之歧见、定义域之歧见、流派划分之歧见、历史语境之歧见以及“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歧见等，追溯这些歧见的源起，澄清其确切意涵，确切地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脉络，不论是对于我们深化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是延伸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考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后马克思主义”不同书写形式的解释上存在分歧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书写形式，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四种写法：postmarxism（Thomas Docherty在其1990年出版的After Theory：Postmodernism/postmaxism用的就是这一书写方式），post-Marxism，post-Marxism，post-Marxism。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第一次出现书写形式上的差异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拉克劳与墨菲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导论中：
只有我们抛弃以普遍阶级的本体论式的特权地位为基础的任何认识论优势，才真正有可能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有效性的现实程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声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后马克思主义领域（post-Marxist terrain）。已经不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看法，自然也更不可能再抱有关于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性的透明社会的观念。不过，如果说，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正是通过把在马克思主义之内生成的某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显示出来（development），并对它另外的一些方面加以抑制（inhibition）或消除（elimination），我们才建构出一种霸权概念——这种霸权概念，在我们看来，可以是一种为激进的、自由的和多元的民主而斗争的有用工具。[1]
这是该书唯一一处使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地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中第一次出现了书写形式上的差异。周凡在其与李惠斌主编的《后马克思主义》代序论即《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察》中对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几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做出了较为全面而又客观的解释：他认为，从《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导论的全文及“后马克思主义”出现的这个段落看，拉克劳与墨菲的本意并不是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或对立的“后马克思主义”形态，他们所以要以字体的倾斜变化造成书写外观上的差异，是强调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是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联的。post-Marxist，表明他们过去曾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而言，他们曾经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辩护者，但现在他们已超越了这一理论地平线。所以，斜体的“post”（拉丁词，“在后”，如post meridiem=afternoon）在这里主要是时间意义上的after；Marxist在这里用的是“正体”，表示他们曾经走过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之路。实际上，在这一段的前面，拉克劳与墨菲已对他们何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反思的出发点给予了清楚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传统——通过它，阐发出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才成为可能。对我们而言，这一出发点的正当性完全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我们自己的历史（it constitutes our own past）。[2]
而post-Marxist，则是凸显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虽然不再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域之内，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建构和再激进化，但这一思想规划仍然以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某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为其借以滥觞的根据，并且仍然遵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追求。非斜体的“post”除具有一定的时间意味外，还有空间秩序或等级程度上的延伸、转换之意（如postgraduate，postdoctoral），相应地，也就用斜体的Marxist表示一种越超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策略和激进主义的方案。周凡认为，不仅斜体的post与正体的Marxist之间、以及正体post的与斜体的Marxist之间在意涵是一致的，而且post-Marxist与post-Marxist之间的意涵也是统一的。简言之，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描述同一个理论对象，而这同一个理论对象无论从对一些东西“决裂”还是对另一些东西的“改造”，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介入。
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研究刚刚起步，很多人对post-Marxist和post-Marxist表示的意思不甚明了，以致于臆测迭出，歧见不断。比如，有人认为斜体的“post”可解读为“anti”，post-Marxism也就表示anti-Marxism（反马克思主义）；而post-Marxist中的“post”可解读为“after”，post-Marxism也就表示after-Marxism（马克思主义之后）。
英国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斯图亚特·西姆对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拉克劳和墨菲确实没有‘发明’后马克思主义……《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最大的优点是：它使我们能够将这些零散的反对意见变成一种理论视野，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达到这样的共识：一种新的理论立场已经在这一时期逐渐展现出来了……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就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如让-弗·利奥塔德和让·博德里亚的情形就是这样）；而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就拉莫的风格来说，就是尝试着把后结构主义、解构、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中的新近理论发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那些不再响应经典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新文化氛围具有相关性。”[3]
在西姆的眼里，“后马克思主义”两种书写形式的差异分明标示着两种具有紧张关系或相对立的理论态度：一种是消极性态度，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抵制与背离；另一种是积极性态度，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西姆甚至杜撰出“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 before post-Marxism）”这一提法——后面的“后马克思主义”指拉克劳与墨菲及其追随者的后马克思主义；前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系指“暗含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类似于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和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潜流”。[4]西姆的做法就是在卢森堡、卢卡奇、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阿尔都塞、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的思想中寻觅“后马克思主义成分”。这一思路的实质是把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内部长期以来业已存在的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满、异议、偏离和被当做是“异端”的另类的阐述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它潜伏着可能导致把“后马克思主义”脱离某种必要的时限而进一步“前移”的危险。这种看法在国内学界可以找到许多赞同者。
书写形式的差异折射出的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与定位，其后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区别与多维度也可见一斑。而在“后”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加上或去掉连字符抑或正体或斜体的不同变化，也正好折射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关系：它离开，但同时又守护着。正如斯图亚特·西姆所感慨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残余的乡愁”（a residual nostalgia）。[5]这意味着“后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若即若离、总体是离的态势。
（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之歧见
“后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一种思潮并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进入人们的视野，是由于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政治》一书发表，以至于有人说，只有拉克劳和墨菲才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学术界却是众说纷纭，并未产生一致的认同。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马克思主义”逻辑界划不清，势必造成一种理论研究中的视线混乱。所以，确定“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及其产生时间，就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前涉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围绕着“后马克思主义”定义域的时段所指和质性所指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观点纷呈。
1.“后马克思主义”的时段所指之争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时段所指，国外学术界观点各异。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如波兰尼在1958年就已经在“意识形态终结”的意味上使用过此词。德国学者H﹒弗莱舍尔（Fleischer）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发生多元化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均称做“后马克思主义”。他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分成三大块：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或原始马克思主义，它的历史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延伸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是20世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正在多元化的“后马克思主义”。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则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涉及的是苏东剧变后的、在“后工业社会”中做出重新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甚至把“后马克思主义”定义为19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出现的修正主义。他把“后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两代”：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以更复杂更大量的形式出现的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特征。
国内学者周凡从词源学的角度追溯与考察“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出现于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语境中。到60年代，在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展望中，“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获得了后继性使用。70年代初期，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背景下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70年代后期，东欧国家以科拉柯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80年代初，阿兰·图雷纳从社会运动和行为理论的视阈着力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而琼·柯亨则通过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性解读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构想。由此证明在1985年拉克劳与墨菲宣称自己的理论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早已在西方学术界的一定范围内使用和流传了。
国内最早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曾枝盛教授从广义和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对国外学者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纷繁复杂的时段性指认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他认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犹如英国学者麦克莱伦所说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指马克思、恩格斯身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范围比较广泛，它既可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也可包括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东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之相左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种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那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如德国学者弗莱舍尔所说的“正在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种是苏联东欧剧变后涌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如莱文所说的“后共产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曾枝盛教授认为广义“后马克思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国外学者的称谓而进行的划分，其意更多的是“after-”（……之后）而不是“post-”（后……）。而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1973年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发表之后出现的、以“后现代主义”为主导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是“post-”的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围绕着“后马克思主义”的时段所指之争，也使得“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范围出现了时而缩小、时而扩大的情况。缩小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使用范围的认为只有拉克劳和墨菲才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扩大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使用范围的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的思想运动，即不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之中，早就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种种偏离的西姆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潜流”，进而出现一些学者把“后马克思主义”的发生时段无限上移甚至极度滥用的情况，把昙花一现的“后马克思主义”词语与后来大量涌现的“后马克思主义”相混同，显然会导致把“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无限地扩大，从而引发学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界划上的一些混乱。笔者认为在对“后马克思主义”时段所指的界划上要明确一个理论概念的提出与一股思潮的形成是有区别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一单纯的概念从词源学角度可以上推至20世纪50年代的波兰尼，但波兰尼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主要用来指称斯大林逝世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解放过程，实际上是“后斯大林主义”。而后来被学术界广为认知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是指以“后现代主义”为主导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它有其产生的特定的时机和历史语境，有自己的体系内容和特点。
2.“后马克思主义”的质性所指之议
对曾枝盛教授提出的广义、狭义“后马克思主义”区分，其他学者并无异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种广义、狭义。这就涉及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质性所指，即从内涵从性质层面界定“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
在孔明安看来，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由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形势下所开创的左翼激进理论及其延伸。胡大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广义上可能指马克思主义公开诞生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但是由于这个术语本身隐含着否定的含义，故而在狭义上，用它指称出来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即意味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他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可能边界、理论意义和政治价值等多方面看，用它来指称20世纪70年代后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某种批判基础上的激进民主思潮。这种思潮声称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某种直觉和散漫的形式，而压抑了其他部分，使之成为激进、自由和多元民主斗争的有用工具。
张一兵则围绕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进行重新界划的任务，提出晚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等概念并予以区分，认为后马克思哲学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特征为，一方面他们从一个理论或实践断面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或整个现代性文明）；另一方面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政治立场上也截然不同于仍然自指马克思主义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胡大平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特指拉克劳、墨菲等人的观点）。他认为后马克思哲学是力图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原有讨论问题域的，这是一种学理上的重要异质性。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与晚期马克思主义也共同面对新的历史视阈，但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承认现代性向后现代转换的同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更新。晚期马克思主义则不承认后现代，只是将新的历史时段看做资本主义的一个晚近的发展时期。这二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还自指马克思主义。
社科院马列所周穗明研究员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一种哲学思潮，而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她指出国际上所指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一般是指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之后，流行于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广义上，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以来西方和东欧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都被纳入“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以最狭义而言，“后马克思主义”特指直接以这一称谓冠名的英国的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
北京师范大学大哲学系杨耕教授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领袖，没有统一主张，甚至没有同一脉络，因此，界定明确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他宁愿把后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一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题、某些观点而展开的争论。杨教授认为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或社会思潮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都是对时代课题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理论解答。在他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后现代思潮相重叠，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或重构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
曾枝盛教授同样把“后马克思主义”纳入后现代主义这一大的理论背景中进行界定，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衍生物，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根长长的瓜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的一个“瓜”而已。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期的“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强调自身的时序性，表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差别，甚至决裂，既表明一种时序界限的划分，也表示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形式的区分。而后期的“后马克思主义”虽然使用相同的名称，但它更表明一种实质性的内容，它以解构哲学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强调“非传统”“无中心”“多元化”“民主化”“反逻各斯主义”等，甚至扬言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这就形成了一种有自己的体系内容和特点的思想理论，成了名副其实的“后马克思主义”。
总之，对究竟何为“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把握这一概念的内涵的讨论，国内学者目前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这一讨论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争论本身，并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问题，诸如“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历史语境问题；“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等。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最终的落脚点都指向了我们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它使人们自觉地思考如何面对“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所带来的挑战、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三）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划分之歧见
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后马克思主义定义域的不同解读，也决定了他们对于后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不同划分法。
西方学者西姆在其收编的《后马克思主义读本》中，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后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以利奥塔或博德里拉为代表的，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种是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修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6]
国内学者曾枝盛将“后马克思主义”划为四大派别：其一，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称为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思想领袖为德里达；其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称为文化阐述学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其三，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里科尔为代表；其四，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划分的基础上把“后马克思主义”分为左、中、右三翼。左翼“后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索亚、曼德尔等人为代表，该派试图把马克思拉入自己的营垒，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融合，指望这种做法为重振、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灵感。中翼“后马克思主义”是以德里达、哈贝马斯为代表，他们游移于左右两翼之间，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均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这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脱离实践的书斋式的马克思主义。右翼“后马克思主义”则是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派别。该派借口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从而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论”；借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从而宣传马克思主义“失效论”。由此主张“修改”，甚至“抛弃”马克思主义。
孔明安依据其广义和狭义“后马克思主义”的划分，认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包括国内学者多已熟悉的西方哲学家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由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形势下所开创的左翼激进理论及其延伸。孔明安的观点得到了周凡和胡大平的支持。当然，细微的差别也是存在的。
胡大平在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名单中加入了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的英国学者辛德斯，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界较少论及的卡斯特，以及刚刚开始被引入国内的齐泽克等新锐思想家。同时胡大平反对把詹姆逊、哈贝马斯划入“后马克思主义”营垒，他反对学者们不加区分地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进行断代定位，用它指称包括后结构主义以及北美的詹姆逊，甚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在内“新”的理论思潮。他认为，这种界划存在着诸多理论问题，它既忽视了诸多并不同质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如哈贝马斯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明显的冲突），又直接反对不同理论家的公开立场（如詹姆逊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批评）。胡大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不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而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散裂后左派理论多元趋势中的一种。
张一兵从后马克思思潮的缘起考察，认为阿多尔诺的哲学已开启了一种走向后现代思潮的理论端点，阿多尔诺自己的哲学建构则创立了一种新的面对马克思的态度，张一兵将其定位为后马克思倾向。除此之外，张一兵认为，列斐伏尔第一次颠覆了马克思历史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并在晚期的空间研究中，论证了所谓超越现实空间域的再现式空间的发生，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场（传统空间：自然的绝对空间、政治的历史空间和经济的抽象空间）。他的观点直接影响或促生了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转向。由此得出结论：阿多尔诺和列斐伏尔始终都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正是他们驱动了后马克思思潮的历史发生。
由此可见，基于对“后马克思主义”广、狭义的不同理解及“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限上的不同争论，导致“后马克思主义”所涵盖流派的范围也呈现时而缩小时而扩大的倾向，但未来研究中，这可能将不再成为争论的主流，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已经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与各个学者的研究视角直接相关，争论的实质不只局限于抽象的定义，而在于对“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语境、逻辑实质和理论价值的考察。
（四）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考察之歧见
我们知道，后马克思主义倡导一种偶然的话语逻辑，它主张把意识形态和经济及阶级要素完全剥离开来，然而，不论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还是作为一种确定的理论立场，后马克思主义的萌芽、孕育、成形和盛行都不是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纯粹话语运作的结果，因此，对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的溯源也自然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
国外有学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左翼知识分子寻求消解总体性与极权主义的另类解放途径的一种理论尝试，它是在1968年的“双重终结”引导下形成的理论。所谓“双重终结”是指：“布拉格之春”意味着“东方马克思主义”（指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终结；而“五月风暴”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终结（Simon Tormey/Jules Townshend）[7]。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的追溯中，周凡全面考察了后马克思主义孕育成形的特定的社会的、政治的、阶级的、思想的以及学理上的源流。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右派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上。在他看来，“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重建，体现出解构与建构双维并重的思维模式。
在认同这种历史语境的同时，孔明安、胡大平则似乎希望进一步突出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及其与相应的理论逻辑变迁的内在关联。因此，孔明安强调了时代发展和当今科技革命对马克思主义表述的影响，而胡大平则倾向于把“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新”的理论和政治问题，认为它既是20世纪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延伸，又是这一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的断裂。在他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不是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而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散裂后左派理论多元趋势中的一种。
杨耕教授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转型角度分析了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他认为从现代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从现代资本主义转向“后资本主义”，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或历史背景。在具体分析中，杨教授从历史情境的变化及由其导致的思想语境的变迁两方面进行了阐发：历史情境的变化主要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生产方式从组织化生产转向弹性化生产，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导致社会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历史情境的变化所导致的思想语境的变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思想语境。杨教授认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历史情境和思想语境的变化，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张一兵则在区分后马克思哲学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揭示出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的历史语境。他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颠覆性的“五月风暴”之后，欧洲一大批中青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公开背离马克思主义，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批判性话语。这些思想家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仍然激进地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并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遗产。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特征为，一方面他们从一个理论或实践断面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或整个现代性文明）；另一方面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张一兵认为，这些后马克思哲学家不是或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已经异质于阿多尔诺和列斐伏尔，在政治立场上也截然不同于仍然自指马克思主义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胡大平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特指拉克劳、墨菲等人的观点）。
厦门大学的陈炳辉教授主要将后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在后现代主义土壤中滋长的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新思潮，是植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所以主要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语境来考察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各种激进的社会政治运动、文化反叛思潮，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关系、文化模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怀疑和反叛，由此引发了反思现代性、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各种各样的“后”理论纷纷涌现，如后资本主义、后自由主义、后共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所谓“后”，不仅是时间的前后，表示在某种事物之后，而且更多地含有对过去的某种事物的否定和解构。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后，而且更多地意味着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否定和解构。
（五）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歧见
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理论风格表达，都涉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又一个焦点。
1.西方学术界的争论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西方学术界的争论，陈学明、王凤才在其所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中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将其概括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极端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它不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而是变成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英国学者R·D.沃尔夫、D.库伦贝格、格拉斯（Norman Geras）、P.雷诺兹及加拿大学者E·M.伍德分别撰文表达此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但它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多于偏离，因而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澳大利亚学者麦肯泽（John Mackenize）在《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实践：（不）能够做什么？》（2003）一文中指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分支，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是脱离马克思主义方法而出现的，但它又部分地保留了马克思主义方法。澳大利亚学者S.纽曼（Saul Newman）在《激进政治的未来：论拉克劳、墨菲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强调，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矛盾关系：尽管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如阶级本质主义、经济决定论、理性辩证法进行了批判和质疑，但恰恰通过这种解构，它才保持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诉求与民主精神的忠诚。
较为流行的是第三种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重建，因而，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多于继承。如美国学者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演变历程》（2000）中断定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但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要远甚于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继承。英国学者拉弗蒂（George Lafferty）在《变化的动力：阶级、政治和市民社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2000）一文中也曾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政治采取了一种十分草率的态度，实际上，马克思关于阶级、国家、市民社会的洞见，对今天的论争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8]
陈学明和王凤才还从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对比中解读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们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思潮，但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区别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解构。也正是基于此，后马克思主义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流派离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更远。
2.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
“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西方学术界主要是针对拉、墨《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所做的解读与评价，且看拉克劳和墨菲自己的回答：一味地信仰和屈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到头来只能导致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因而后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必然包含着对其理论核心问题的解构。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必须积极介入马克思主义历史中，必须介入马克思主义诸范畴的讨论中。当然，这种介入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或一致性的教条式断定；相反，这种介入是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的证明。[9]
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国外学者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如Ellen Wood、James Petras等）认为，拉克劳与墨菲的这种“介入”方式表明他们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一些学者（如Michèle Barrett、Jules Butler、Anna Smith等）坚持说，这种“介入”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无论如何，就拉克劳与墨菲本人而言，他们一直坚信他们的理论探索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在一次访谈（1990）中明确地说：“我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是这么一回事，是马克思主义自己解体了，我相信我抓住不放的是它最好的碎片……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过程，它比由简单的拒绝所引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10]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范畴的违反与决裂，不仅不会妨碍他们对激进的人类解放事业的执著和对社会主义的憧憬，相反，正是这种违反和决裂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在已改变了的社会政治及文化条件下有可能融入新的话语形式并对之发生建设性的影响。
3.国内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理解
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实质角度引申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孔明安强调，就性质而论，虽然“后马克思主义”自我标榜其并非是反马克思的，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但不能完全赞同他们的一己之言，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角度，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理论以及主体等问题的思考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解构却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周凡则强调了“后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建构的双维并重。他认为：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理论风格表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它们都持一种解构主义的态势，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是解构主义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保持了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图与努力。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结合、解构与建构的统一。胡大平则指出，无论是总体上寻找新的规划基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场”做法，还是其生产力批判、在阶级立场上的退却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等具体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多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多元化格局中，与其他具有明确边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相比，“后马克思主义”在直接的意义上代表着那些无法直接定义的怀疑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传统相比，这种怀疑论立场不仅仅局限于先前已经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演绎性质（即决定论）的颠覆，而且从深层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的时空局限性问题，从而公开地从知识学角度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问题，只是它还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诉求从而并没有公开地直接地否定马克思的思想。因此，形成了“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之理论悖论。张一兵则进一步辨析了几个相近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明确指出：后马克思哲学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后马克思哲学是力图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原有讨论问题域的，这是一种学理上的重要异质性。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与晚期马克思主义也共同面对新的历史视阈，但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承认现代性向后现代转换的同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更新。晚期马克思主义则不承认后现代，只是将新的历史时段看做资本主义的一个晚近的发展时期。这二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还自指马克思主义。
杨耕教授从后马克思主义三种不同的主导思路出发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是以利奥塔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用后现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二是以德里达、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以后现代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一定意义上继承并重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第三种是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求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并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
曾枝盛教授在区分后马克思主义左、中、右三翼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各自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主要代表的右翼，主张不要无产阶级主体、不同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主张建立一种“多元复合体”的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否定和批判最多，不是马克思主义；以德里达为主要代表的中翼对马克思主义总体还是持一定的肯定态度的。如苏东剧变后，面对右翼人士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辩护，当然，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原装”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他“解构性”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左翼则比较多地肯定马克思主义，不同意右翼后马克思主义者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他力主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批评界的主导作用，为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指明了方向。
虽然国内学术界在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解上各有侧重，但在以下几点上基本认同：即在逻辑和政治取向上，受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影响，“后马克思主义”告别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在政治经济、工人阶级、革命以及辩证法（总体性）等关键问题上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而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实质性差异，它是借助于后现代话语对解放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的重申。同时，他们也都同意，“后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多元性的征兆，围绕它的争论也充分说明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生长的曲折性。总的来讲，在对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理解上，我们应坚持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区别对待，客观、准确地评价不同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在对“后马克主义”研究中几点歧见的概述中，我们欣喜地发现，在“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展开过程中，一种宽容、平等、民主的学术氛围，保证了讨论始终能够维持在学术层面上，并向纵深不断发展，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争论的氛围中，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我们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不是欢呼其对传统概念的重新发问，也不是直接引进其对当代的定位，而是要在新世纪、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新的高度上升华对于马克思主义当代性与创新性的新体悟。
[1] 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4.
[2] 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p.3-4.
[3] Stuart Sim，Post-Marxism：A Reader，Edinburgh Uninersity Press，1998，p.2.
[4] Stuart Sim，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71.
[5] Stuart Sim，Post -Marxism：A Read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p.5.
[6] Stuart Sim，Post-Marxism：A Read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8，p.2.
[7] Simon Torney&Jules Townshend，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SAGE Publications，2006，p.2.
[8] ［英］乔治·拉弗蒂：《变化的动力：阶级、政治和市民社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舒畅译，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30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9] 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Limits of Mondernity，in Social Text，No21，Universal Abandon，The Politics of Postmondernism，1989，pp.63-82.
[10] 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s，Verso，1990，p.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