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的公共话语，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就是社会权力的构成要素，也是社会权力实施控制和反控制的具体途径。因此，在大众媒介传播实践中，通常将大众媒介称之为“第四权力”，就其理论意义而言，公共性特征是媒介话语权力的本质属性。但是，在“公共性”特征的背后，媒介话语却存在着特定的权力结构系统。话语研究学者冯·戴伊克则认为，各种社会话语无不体现着社会权势阶层的意志，无不对应着特定的权力结构，“行使权势不仅是一种行动形式，也是一种交往形式。”[1]而控制话语或影响话语及其传播的社会力量，则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认为的社会“符号精英”，如新闻工作者、作家、艺术家、学者以及其他依靠“符号资本”实施权力控制的社会群体等。[2]可见，作为公共话语形态的大众传播媒介，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权力控制和影响的状态。作为社会话语权力，媒介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概念的基本含义和特征，但同时与其他社会权力形态又有所差异。因此，通过对权力含义的理论分析，媒介批评理论重点对“媒介权力”的概念、特征及其现实形态做出阐释。
一、权力的含义
文化研究、社会学理论等对“权力”的特征、运行机制内在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性探究和批判性分析，成为权力研究的重要理论构成。作为社会话语权力的实践范畴，媒介权力具有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正如福柯所言：“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3]要对媒介权力展开分析和批评，须对“权力”的内涵做出分析，普遍意义上的权力概念是媒介权力批评理论的基础。
关于权力概念的含义，研究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和理论视角出发，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一般而言，人们将权力理解为一种体现于社会关系中的可见可感的支配力。[4]
具体看来，对权力概念含义的解释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权力被看成是“个人具有的属性或本质”，与人所拥有的能力、技能或禀赋等特征相类似。权力是人所具有的属性和品质，对权力的追求乃是人类的基本动机。其二，权力是指在社会关系中，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支配能力，是影响、控制、统治和支配的同义语。具体又包括三种形式：第一，一方强制另一方做某事的能力；第二，某一群体不仅具有掌控对其有利的结果，并且还有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第三，一种操纵人们而不会引起不满的能力，类似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就现实意义而言，虽然“国家权力”被视为传统的经典权力类型，有学者就认为，权力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它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能力”。[5]但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一种既存的强大力量，是不对等的主客体关系间的一种势力差距。[6]媒介权力也正是这样一个相对宽泛概念下的权力形态。
西方许多思想家对权力概念都做过研究和论述。罗素认为权力是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社会动力学的规律，只能用权力来加以说明。”[7]吉登斯则强调对“权力”的研究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对权力的研究当成是次要的问题。可以说，我们不能等到社会科学中比较基本的观念都一一阐述清楚之后，再来探讨权力。没有比权力更基本的概念了。”[8]对于权力的内涵，马克斯·韦伯就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9]帕森斯则指出，“当根据各种义务与集体目标的关系而使这些义务合法化时，在如果遇到顽强抵抗就理所当然会有靠消极情境制裁去强制实行（无论这种强制机构可能是什么）的地方，权力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10]吉登斯认为，权力应该被视为“能够为有效的集体行动调动资源的一般化媒介。”[11]显然，在他们关于权力的论述中，罗素强调权力的基础性意义，韦伯强调个体和主观意志；而帕森斯强调集体、一致性、合法性和系统的先在结构；吉登斯强调了权力的本质基础，考察了社会制度中的支配结构，指出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并将构成支配性权力基础的资源分成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12]
关于权力的普遍意义也有众多思想家加以论述。曼在其描述权力演变史的力作《社会权力的来源》中认为，权力之所以会在人类历史上不断涌现，是因为“用帕森斯的话来说，权力是人们为实现想要达到的任何目的而采取的一种“一般化手段”，它“通过控制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追求目的并达到目的的能力。”曼主张权力是二元的，既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分配性的”，也是帕森斯主义所认为的“集体性的”，换言之，既是“权威性的”，也是“弥散性的”。根据曼的观点，权力是一种组织当中产生出来的资源。[13]
美国学者丹尼斯·朗将几乎全部有关权力的论述都囊括于他的《权力论》中，并在对各种观点加以辨析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了现代权力的基础和形式。朗对权力作为一种人类现象或社会现象而定义为：“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他强调权力主体——掌权者或权力行使者在社会关系中行使权力，对另一参与者——权力对象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他认为，权力有时是潜在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其他人实现了权力拥有者的愿望或意图，而权力拥有者实际上并没有对他们发布命令，甚至根本就没有与他们交换意见，传达自己的意旨。权力对人的那些约定俗成的制约并不写在法律中，而是隐含在普遍的行为方式中。[14]
加尔布雷斯将权力的这一性质称为“调控权力”，“调控权力是通过改变信念来运作的。说服、教育或那些似乎自然、适当和正确的社会准则，使个人服从于他人的意志。这种服从反映了一种心甘情愿的过程，但人们并不承认服从这个事实。”[15]从传统的权力定义“迫使他人服从的制度化能力”到对现代权力及其形式的认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权力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影响能力；权力的实现常常借助于当权者与接受权力者的不自觉同谋。当权力拥有者将符合自身利益的观念体制化的时候，那些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把这些观念视为体制自身本当具有的信念而加以遵守。正如米尔斯所指出的，权力受众基于服从是其责任的信念而自愿服从当权者的意志。[16]布尔迪厄把这种信念称为“符号暴力”和“温和的暴力”。[17]
达尔接受了帕森斯的观点，即权力潜在地遍布整个社会，并未完全集中于合法化的国家权威。并进而指出，权力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于它被认可，而是由于它被运用。达尔讨论了与权力有关的一组术语，即“控制”、“影响”、“权力”、“权威”、“支配”、“劝说”、“诱导”、“强制”、“强力”等。他特别将“影响”一词定义为“行动者中的一种关系，一个或多个行动者的愿望、欲望、偏好或意图，可以据此对一个和多个其他行动者或行动倾向产生一定效应”，并以此替代“权力”。权力意味着某些社会实体（个体行动者、集体行动者或结构）对于其他类似的实体来说具有特定的影响或“效力”。其效力可以指这样一种能力或本领，足以使某些东西发挥作用或发生转变，或改变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称之为“做……权力”）；也可以指一个社会实体能够控制另一社会实体的行动（称之为“对……的权力”）。尽管可以宣称“对什么的权力”和“做什么的权力”代表着不同的理论观点，但区别仅仅在于其着重点的不同，因为每一种权力都隐含另一种权力。[18]达尔的观点并不注重权力的主体，而偏重于权力的实际效果，阐明了现代权力的普遍性和影响力特征，这正是媒介具有的特征而可以作为权力来认识的基点。[19]
福柯提出的“知识是权力”和“话语是权力”等观点对权力概念所进行的批判，在“权力”研究中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其一，福柯权力观的革命性在于揭示出权力运行机制的生产性问题。按照福柯的阐释，所谓权力的生产性，是指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而不是专心于威胁、压制和摧毁它们。在福柯看来，权力的运作无需借助于暴力，也无需借助于法律，而是借助于居于霸权地位的各种规范、政治技术，借助于对躯体和灵魂的塑造。可以说，福柯的权力概念具有明确的建构性，它不是手段和工具，而是生产性的过程。因此，福柯认为，权力机制深嵌于知识体系之中，并通过一整套精心组织起来的道德的、法律的、心理的、医学的、性的等存在物，从而建构了主体。其二，福柯权力观的另一要点，是把权力视为分散的而不是确定的。在福柯看来，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在于现代权力是一种“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绝不可能在某个中心点上凝结或驻留，从而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显然，福柯重点探究权力的运行机制以及权力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为进一步研究权力问题开拓了更为广泛的思路，他的权力研究理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但成为后现代理论的重要基础，对媒介批评理论探究媒介话语权力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媒介话语权力
在权力理论的基础上，关于“媒介权力”的研究也不断展开，并成为媒介批评理论的重要范畴。
所谓媒介权力，即指现代传播媒介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力量。随着人类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力量已深深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构成了社会权力结构中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部分”。媒介权力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和行为等方面。[20]从西方学者对“媒介权力”的研究看，“媒介权力”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传播媒介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力量；二是指具有事件得以发生和影响事件怎样发生，界定问题以及对问题提供解释与论述，由此而形成或塑造公共意见的各种能力。
有研究者认为，“媒介权力是指支配者通过占有、操纵媒介，实现对被支配者的信息控制，迫使被支配者（大多数是在不完全知情或自动赞同的情况下）在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上服从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21]该概念强调，第一，媒介权力是一种支配性力量。第二，权力支配者的支配力量源自对信息的控制。第三，对被支配者的控制是通过占有和操纵信息实现的。第四，这种支配力量带有隐蔽性和目的性，即权力支配者对信息的占有和操纵具有某种主观意图（大众传播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第五，被支配者有服从的结果发生，这种服从可以仅仅是认知上的，如对媒介权力者发布的信息与包含在信息中的价值观念表示认同。也可以是行动上的，如对通过广告传播的产品产生购买行动。媒介权力所产生的影响效果往往是权力支配者并未预见到和没有预期，而实际效果却意想不到地发生了，只要有影响结果的生产，依然是媒介权力实施的结果。
对媒介权力的批评研究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将“媒介权力”假设为一种力量，研究它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二是考察构成及影响媒介权力发挥能力的资源，即反思“媒介权力”的存在状态。媒介权力是大众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普遍理论假设，也在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但从福柯所认为的“话语权力”概念考察，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而与学术假设无关。正如他所言：“权力不是一个机制，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某种力量；它只是人们为特定社会差异中复杂的战略情势所使用的名字。”[22]权力应该被理解为多重力的关系，它存在于一切差异性的关系之中。福柯更强调权力的形成过程，而非静态的特征描述。但对于媒介权力的界定，其核心仍然是社会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支配与控制力量，具体通过话语的建构而实现，并且这种支配力量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
从权力的基本特征及上述各种对媒介权力的定义中，可以从不同层面来认识媒介权力：[23]第一，媒介权力通过话语形态来实现，是人们社会关系构成中的重要的支配与控制力量。第二，媒介权力不同于政治、经济等制度化权力，是一种非制度化的、隐形的产生作用的社会控制与反控制的力量。第三，媒介权力是一种“合法化”的权力，其“合法化”并不完全指法律意义上的合法，还表现在媒介权力对象（受众）对媒介权力的认可和自愿服从之上。第四，媒介权力来源于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或通过政治和资本控制的方式，或通过传播渠道的控制等途径，从而实现对信息和符号的控制和支配。第五，媒介权力的效力主要体现在是否产生效果上，而非强制行使的过程。
此外，如果按照权力最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把影响视为外部世界产生效果的动源，它作用于环境，并使其产生某种变化，那么，媒介权力带来了社会环境的变化，环境的改变决定人们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媒介权力建构了人们所认识的世界，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这也是媒介权力的影响力。因此，对媒介权力的批评研究，应重点探讨媒介权力的存在形态、本质特征及其运作过程。
媒介权力的本质是一种话语权力。在权力研究理论中，福柯指出，权力依赖于话语发生作用，话语产生了权力，并且传递和强化了权力。在福柯看来，话语是权力的来源，它决定了权力的延伸和发展。系统化的话语即为知识，福柯由此推论出知识在权力运作中的力量，权力产生新的知识，知识维护了权力。他指出，权力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得益于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福柯认为，社会是一个总体化的强制力体系，如果仅仅把权力同法律和宪法、国家或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会把权力问题简单化。权力比法律和国家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24]
福柯把“权力”视为生产性过程，它把个体不断地构成和塑造为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福柯揭示出权力作用发生的机制，即权力是通过话语发生作用的，“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25]通过对性话语的研究，揭露人类社会深处隐蔽着的权力关系，同时揭示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话语之所以是权力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因为“话语和话语结构是我们把握现实的唯一途径”。福柯认为，权力已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中，行使着非强制性的、浸润性的，但又极具影响的控制力。由此，费斯克也认为，“知识就是权力，知识的传播就是权力的社会分配的一部分”，他甚至直接指出，新闻就是一种话语权力，是一种建构“真实”的推理权力。就此意义理解，媒介权力其实是一种隐性的社会知识话语体系。
既然如福柯所认为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那么，媒介权力的运作过程也就围绕话语生产而展开。在媒介话语的生产过程中，作为信息来源的大众媒介组织，往往是主要的社会话语生产机构。媒介研究对媒体机构的研究，其重点往往在于体制、机制与组织形态的研究，由此从政治、经济及技术等方面进行客观性的描述性分析。但是，媒介作为社会的权力形态，其重点在于社会话语的生产，对这种社会话语意义建构的剖析，应该是媒介话语权力批评的重点。当然，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以及媒介符号学等媒介批评理论，都已在媒介话语权力问题上做出了深入的探究。
从基本生产形态看，媒介话语权力的生产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体制性的控制。具体是对媒介生产资源的控制，如通过制度体制，对媒介生产的所有权、资本、技术等的控制。第二，技术控制。通过技术手段施行权力控制，如网络言论的技术过滤等控制手段。第三，法律控制。通过制定相关的法规，从而实现媒介话语的控制，如基于利益的媒介组织的建立和媒介政策的制定等。此外，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社会文化的其他要素也会对媒介话语生产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媒介权力的表现形态看，媒介权力的具体象征是媒体产品或媒体文本。作为话语形态的媒介文本，既是媒介话语意义的生产者，也是媒介与受众的结合点。因此，媒介权力是通过其产品或文本得以实现的。换言之，媒体文本所具有的意义，隐含着媒介生产机制性权力的运作和形成过程。因此，媒介批评对媒介话语权力的探究，对媒介文本的批评是其权力批评的基本出发点。媒介批评就应该探究各类不同的文本分析方法，从而发现媒介文本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以及权力生产和运作的基本特征，阐释媒介权力的内涵和本质。
在大众传播媒介构成的政治经济、传播体制三个环节中，只有信息传递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威，从而决定了它的权力是相对的和部分的。它要受到同样作为社会基本职能机制的政治机制和经济机制的制约，如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对信息采集和信息处理的影响，这种牵制和影响就是政治和经济机制对大众传播机制的权力。在社会正常时期，政治机制、经济机制和大众传播机制都比较稳定，三者的通力合作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1] ［荷］冯·戴伊克：《话语·心理·社会》，施旭、冯冰译，1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2] 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33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 邱晓林：《权力》，见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8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江涛：《公共哲学》，73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6] ［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2页、3页、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吴友之译，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8]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4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9]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上卷，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0] ［英］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丰子义等译，85页、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1]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378页～38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2] 参阅贺建平：《西方媒介权力批判》，1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13]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25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4] ［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3页、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5] ［法］加尔布雷斯：《权力的剖析》，刘北成译，9页，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
[16] ［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7] ［法］布尔迪厄：《语言与符号权力》，见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289页、29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8]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257页、23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9] 贺建平：《西方媒介权力批判》，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20] 郝加林：《媒介的权力——一种全景透视方法》，载《现代传播》，1998（1）。
[21] 吴予敏：《帝制下的媒介权力》，载《读书》，2001（3）。
[22] 汪民安：《福柯的界线》，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3] 贺建平：《西方媒介权力批判》，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24] 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161页、2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5] ［法］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99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