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语权力的研究具有普遍意义，也是媒介话语权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文化研究、政治经济批判等媒介批评理论也正是在对权力的普遍意义研究的基础上，对媒介权力进行审视和批判。
就其运作过程而言，权力与社会中的资源分配具有内在关系。权力既可以被化约为如财产、地位等其他资源的分配，权力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并能够争夺或控制对其他资源的使用。对稀缺资源的控制能够促使那些需要而没有这些资源的人们的服从，这是权力运作的内在逻辑。因此，无论如何定义权力，都可以说它是指特定主体因拥有一定的资本或者优势而得到支配他人或影响他人的力量。但是，就资源形态看，这些资本或优势是经济的，也可能是政治和文化的、传播和符号的或其他方面的权力，如福柯所言的话语权力，媒介权力也是话语权力。由此，媒介批评理论对媒介权力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展开批判。
因此，与政治、经济等能够发生直接作用的社会权力形式不同，媒介权力正通过话语符号的意义的建构产生影响。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决定话语的题目、类型、风格和表达方式，并通过符号权力制造和传播公共知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各种话语符号遵循各自的语法规则和现实逻辑，组合成文本、语言和图像信息，构成各类传播文本。媒介依靠其传播的工具性资本和掌握的符号资本行使权力，从而掌握着“话语权力”。媒介权力正是来源于它可以通过体制的认同而成为一种符号权力或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对社会产生影响。
一、文化霸权与媒介权力
对媒介权力的批评，基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为代表，研究者将媒介权力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要素。文化霸权理论不仅是媒介批评的宏观理论基础的重要构成，也是媒介话语权力研究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即文化领导权，也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力。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理论，虽然源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与马克思的分析不同。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是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构成模式，而葛兰西则认为，社会结构是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社会（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葛兰西将意识形态置于社会结构的第二层面。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依赖军队、暴力等国家权力，而主要依靠牢牢占有的文化霸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媒介权力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实现途径。
作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媒介权力，不是一种简单的压迫和支配，其传播并不是通过简单粗暴的灌输，而是需要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认同、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才得以达成。故而，媒介权力正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的具体工具。统治阶级为了取得支配权，必须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谈判、协商。文化霸权并不是消除对立的一方，而是将对立方的利益纳入自身来进行维系。媒介权力集中体现了社会各方利益的谈判、协商和认同的过程。一方面它是统治者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被统治者表达权利的工具。所以，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于理解媒介权力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二、文化资本与符号权力
媒介权力是话语权力，媒介文本是媒介权力的呈现方式，因此，媒介批评研究借助于符号学理论，分析媒介文本的话语“意义”，从而认为媒介权力是一种“符号权力”，构成了媒介权力批评的理论基础。
传播学理论认为符号是信息的载体，卡西尔将符号定义为“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1]符号不仅仅是意义与沟通的工具，也是一种权力技术的工具。布尔迪厄将符号与权力结合起来，把符号生产视为一种权力的实践。布尔迪厄立足于“场域”理论，提出了“文化资本”和“符号权力”的概念，阐释媒介权力的本质。布尔迪厄媒介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对媒介文本的权力结构的分析。
首先，布尔迪厄关于符号权力的探究以其“场域”理论为基础。布尔迪厄把整个社会看做诸多权力“场”，如经济场、法律场、宗教场、艺术场等的集合。权力场域中包含多种力量，它们都力求在场域中占据有利的位置而拥有权力。各种力量借助于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如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或文化资本等去争夺更多的权力或者资本，从而在场中占据一个支配性的地位。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是指一个“某种类型的资本的特定分布结构”，是一个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或资本组合而组织的结构化空间。根据他的解释，大众传播媒介引发的资本介入和组织形式也构成一个场域。大众媒介场域就是社会的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并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社会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
大众传播媒介场域的特点，一方面受制于商业利益的支配。节目收视率和广告份额等标准已经成为目前衡量大众传播媒介实力的主要指标。所以，这种掌控媒介的形式，也就意味着媒介的符号权力具有明确的话语权力。另一方面，媒介场域体现了“文化资本”的特征。媒介场域作为一个现实的关系网络存在，其内部经济资本与符号象征资本共生的关系形成了媒介本身的权力结构。
其次，在文化资本的基础上，布尔迪厄提出“符号权力”的概念。所谓符号权力，“是通过占有符号资本而取得支配社会资源和他人行为的权力”，符号权力是一种次级的权力形式，是其他权力经过变形、改造和合法化的一种形式。因此，必须描述在不同种类的资本变为符号资本中起支配作用的转化规律。一方面，从符号权力的角度看，“符号系统”就是一套知识工具，既被结构塑造，也被进一步用来塑造结构。布尔迪厄指出，“符号权力”概念就是要强调符号是一种建构现实的权力，它往往能够建立社会世界的秩序。另一方面，要避免将符号关系简化为传播关系，仅仅注意到传播关系是权力关系还不够，还必须认识到“符号系统”既作为知识工具，同时也是支配的手段。[2]
最后，就媒介权力与社会其他权力的关系而言，布尔迪厄认为，社会权力场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场由多个具有自身逻辑的权力形式组合而成，媒介权力因其传播的工具性资本，主要以控制信息载体、话语形式和传播特定的“符号—意义”体系而占据重要位置。政治、经济权力等一方面与媒介争夺于己有利的位置，另一方面又依赖媒介权力，使之更加深广地产生权力作用和对其他权力施加影响。
权力场中的一切权力都是通过符号权力发挥效力的。“符号权力是通过占有符号资本而取得支配社会资源和他人行为的权力。”“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是一种建构现实的权力。“符号系统”既作为知识工具，同时也是支配的手段。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权力主体与对象“合谋”的情况下完成的。社会的支配秩序并不主要是通过暴力来实现，而是依靠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符号暴力”。
媒介依靠其掌握的符号资本行使权力。符号精英“可以在其权力范围之内，决定话语的类型、风格、题目和表达方式。这种符号权力本质上不受清晰度的限制，而且可以扩展其影响的模式；建立公众讨论的话题，影响典范的中肯性，管理信息的数量和分类，特别是影响到公开描绘什么人和以什么方式描绘。他们是公共知识、信仰、态度、规则、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他们依靠其掌握的符号资本行使权力”。[3]媒介权力正是通过掌握文化资本，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结合，进而建构符号权力，形成特定的大众传播媒介场域，从而影响社会。
三、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第四权力”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关于新闻传播媒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比喻。它所表达的内涵，指的是新闻传播媒体在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4]作为“第四权力”，媒介权力的核心含义是指媒介的舆论监督的权力，媒介权力并不能超越其他三种权力，而是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这三种政治力量起到一种制衡的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并不是来自于国家主权通过法律的合法授予，它的存在和作用是来源于媒体在现实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社会中的地位。因此，媒介的舆论监督成为“第四权力”仅仅是一种认识观念和比喻。[5]可见，对于媒介权力的批评，其根本问题在于探究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媒介与其他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
就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形成发展看，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构成了媒介第四权力说的基础，早期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就主张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约翰·弥尔顿于1644年出版的《论出版自由》首次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关于新闻自由的口号和思想，其主要观点是“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弥尔顿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人是有理性的，他们倾向于服从真理；而真理只有在意见的公开市场上的竞争中才能凸现出来。在意见的公开市场上，通过真理与谬误的搏斗，正确的思想必然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错误的思想必然会被人们所抛弃。”因此，限制言论自由，就意味着扼杀真理。后来，弥尔顿的这些思想成为新闻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成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基本原则，也为新闻媒体成为第四权力提供可能。
西方最早提出“第四权力”思想的是美国著名思想家杰弗逊。杰弗逊认为，如果一个政府在批评面前站不住脚，就理应垮台，而联邦政府的真正力量在于接受公众的批评，而且有能力抵挡批评。自由报刊理应是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权力”。[6]而“第四权力”真正成为西方新闻界的基本行动原则，始于1828年英国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在英国议会上称记者为“第四阶级”，他认为，议会中除贵族、僧侣、资产者三个阶级之外，记者应该是第四阶级，比其他阶级更重要。1923年，美国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对“芝加哥市对《芝加哥论坛报》案”的判决，正式确立了报纸批评政府的绝对权力的原则。1964年，“《纽约时报》对苏利文案”的判决确立了报纸批评官员的权力。1971年，由“专业新闻人员协会”提议创立的“盾牌法”保证了新闻人员对新闻来源的保密权，以防止官员钳制舆论。上述法律保障措施使得美国的新闻界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并能够负起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能。197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官斯特瓦特根据新闻媒介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从法学的角度提出了“第四权力理论”。其论述提到，宪法之所以保障新闻自由，目的就是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媒体，使其能够成为三权以外的第四权力，起到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功能。第四权力不仅是一种认识观念，而且在美国社会中得到有效的保障。
就美国新闻传播的实践而言，美国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作用得到了极大的体现。一方面它为美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便捷的通道，大多数美国公民认为电视是他们获取日常政府活动、选举和相关事件的主要来源，同时，网络作为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也日渐变得重要，年轻人通过网络获取政治信息的比例最高。另一方面它能够凝聚社会力量对政府实施监督制约，这主要体现在媒介利用议程设置、提供讯息等传媒技术手段，让公众在一定时期内围绕某个相关的议题进行讨论或者引起公众的注意，从而形成一定的民意和声音，最后达成公意，利用强大的公意向政府部门施加压力，促使司法机关秉公处理，及时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从而实现其“第四权力”的功能。除了体现民意之外，媒体还因为现实中民众不能直接监督庞大的政府，便自然而然地担负起监督政府的职能，这也是由媒介本身具有结构健全、相关新闻评论等人才聚集、获取新闻讯息的专业化机构等特征所决定的。[7]
就我国媒介实践发展而言，如何有效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从而真正实现公民的表达自由权利，不仅是大众传播媒介现实发展的问题，还需要媒介批评理论进行深入探究，立足于中国发展的现实，厘清媒介权力与社会其他权力之间的关系，保障社会的良性发展。
思考与练习
一、名词解释
1.权力
2.媒介权力
3.符号权力
4.第四权力
二、简述题
1.简述权力研究的基本理论。
2.简述媒介话语权力的基本内涵。
3.简述媒介权力批评的基本理论。
4.简述媒介“第四权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三、案例分析
阅读新闻文本材料《韩国废除网络实名制》，载《财新网》，2012年8月24日，试使用相关媒介研究理论进行分析，思考媒介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讨论：媒介权力与个体权利是什么关系？媒介权力如何影响个体权利？媒介权力是否是社会的控制力量，您如何理解现实中媒介权力实施的社会控制？
四、课堂练习
选取不同的视角，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查阅有关“媒介控制”的文献资料，并整理成系统的文献综述，总结其中的规律和特点。
[1] ［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14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参阅王伟利：《媒介·符号·权力——解析语言符号在媒介权力建构中的作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3] 贺建平：《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兼论布尔迪厄权力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2（3）。
[4] 陈力丹：《第四权力》，载《新闻传播》，2003（3）。
[5] 陈沭岸：《浅谈美国媒体如何成为第四权力》，载《理论界》，2013（6）。
[6] 刘建明：《第四权利说的历史滑落》，载《现代传播》，2006（4）。
[7] 参阅陈沭岸：《浅谈美国媒体如何成为第四权力》，载《理论界》，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