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与金的战争是北宋朝的延续，战争主要发生在宋高宗时期。
1126年（靖康元年）正月，金人进犯京师。八月，金帅粘罕引兵深入。闰十一月十五日，金兵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北宋灭亡。十二月初二日，宋钦宗被迫奉上降表，向金人投降，一再表示愿向金人称臣，惟金命是从。1127年（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三月七日，金朝册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试图以傀儡政权来实现“以汉治汉”的目的。三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初一日，金人分两批将徽、钦二宗，皇后、嫔妃、王公贵族等三千余人和金银财宝、仪仗法器，一概掳去，随金军北归。北宋与金的战争到此结束。
是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初立，改元建炎，抗金成了他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南宋与金的首战发生在1127年（宋高宗建炎元年，金太宗天会五年）。战争的原因是：金人只承认“大楚皇帝”，不承认宋高宗的皇位，千方百计要消灭这个赵姓政权。当时，官员中明显分为两派，一是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一是以黄潜善与汪伯彦等主张逃跑的主和派。南宋要与金人相对抗，必须起用一个深孚众望的人物担任宰相，必须组成一个相应的政府，主战派李纲就成为第一任宰相。李纲主张坚持抗金斗争，他认为“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1]并且借重民兵作为可恃之兵，可在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一带进行有效的抵御。
为了灭亡赵构的南宋政权，金军在宗翰的率领下，以宋高宗废弃张邦昌政权为借口，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发布《伐康王晓告诸路文字》书，说明南宋“推戴赵构，妄称兴复”，必须严惩，因此“复承严令，重申大伐，统领重兵，诸路并进”，大举进攻南宋，计划从三路合围，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直到活捉赵构。
宋高宗本人并没认真作抗金的准备。由于他在金朝兵营中做过人质，亲眼看到过女真兵的凶残，非常害怕金军，患有严重的恐金病。面对金兵的进攻，大臣中又出现了南逃东南、坚守中原和返回汴京的三种不同主张。面对艰难的选择，宋高宗决定改用一味向金人屈服、投降的黄潜善与汪伯彦为相，罢免了李纲相位。黄潜善与伯汪彦同样不做作战准备，还采取隐匿军情不报、专权自恣的手段来应付高宗，面对金人的进攻，南宋政府依然束手无策。最后，宋高宗决定由李纲坚守关中，宗泽还返东京，以安抚中原的人心。很快，在金人追击下，两河失陷，山东等地亦为金军所占领。
紧接着，金人又一次发动了对宋战争。1129年（即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二月，金军一路南下，十万宋军在数百骑兵面前，望风解体，金兵推进到扬州城附近，面对金军袭来，宋军不知所措，致使扬州失陷，高宗只得再次出逃。这时，宋高宗命刘光世、朱胜非和礼部尚书张浚分别节制平江府（江苏苏州）、秀州（浙江嘉兴）军马，抵挡金军南下，自己则由瓜洲渡江来到江南，由镇江（今江苏镇江）出发，经常州（今江苏常州）、平江府（江苏苏州）、秀州（浙江嘉兴），于二月十三日逃到了杭州（今浙江杭州）。金军主力直追至徐州、扬州等地，目的依然是要追杀宋高宗，消灭南宋政权。后又回撤。
宋高宗一心想找一个能帮助自己处理抗金事业的官员，于是多次任用各类人物来担任宰相。1129年三月，先让朱胜非为相，他是既诋毁李纲又排斥赵鼎并且力主和议的人，对于定都临安非常积极，抗金自然不会有结果，一个月之后被罢相。1129年四月，任用吕颐浩为右相，他虽主张北伐，提倡勤王，但也是排斥李纲和赵鼎等抗战派人物的，他在相位上一直游离于战与不战之间，无所作为。他最突出的“贡献”是为宋高宗献上了航海避难之策，无助于抗金，1130年四月被罢相。1129年八月，宋高宗曾任杜充为右相，他更是一个抵御金军无方，众人所恨的人。1130年二月被罢相。抗金失败后，他更走上了降金之路。宰相们的无能为力，必然导致战场上的败局。宋军仓皇南逃，更“坚定”了宋高宗选择避走江南、执意南幸扬州的决策。
是年五月，一心想着求和的宋高宗，一边逃跑，一边派人与金军谈判，表示“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2]，甘心做个傀儡皇帝。金军并不接受宋高宗的乞和。金太宗决定以兀术为统帅，率众渡江，兵分四路南下，各地宋朝官军皆降，以至建康也不能守。金军集中兵力渡过长江，又从海道南下追击，准备活捉赵构。
宋高宗一路逃来，从杭州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再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接着逃到定海（今浙江镇海）、并由此入海到达昌国（今浙江定海）、台州（今浙江临海），最后干脆在温州（今浙江温州）一带躲藏起来。与此同时，他又派人继续向金人求和，甚至在致金军左副元帅宗翰书中提出：金人南下是“大国征小邦”，而自己“自汴城而迁南京，自南京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迁江宁”，已陷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的境地，因此，恳求“元帅阁下，恢宏远之图，念孤危之国，回师偃甲，赐以余年”，摆出一付苦苦哀求的可怜相。在他看来“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期有二上矣”。
金人南越江淮，一路所向披靡，从建康、杭州、越州、明州，直至定海，由于是孤军深入，骑兵一时也难以渡江，遂于1129年（即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七月，部分金军北返，一路上也遇到了南宋军民的不少抵抗。这时，韩世忠正守于江上。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二月，金军北返途中，遇到韩世忠事先设下的埋伏，在黄天**（今江苏南京东北江边）围困金人四十八日。宋军虽然不能扼住兀术与宗弼的北归之路，但却提升了军中的士气。金军也意识到攻宋之不易，转向和议。
南宋初年，宋金之间的战争，打破了明州史氏家族的平静。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作战双方政治家、军事家的事。对于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民众来说，害怕战争、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生活是大家的共同心愿，更是这些外来移民们的共同心态。过去，史氏家族为了避免战争，聚族从江苏溧阳而迁移到明州。现在，为躲避宋与金的战争，他们又得聚集在一起准备逃难。
当宋高宗渡过长江，决定向东南沿海逃跑时，史氏家族与明州百姓就开始受到一路南下的宋朝官兵的搔扰。十二月初五日，在高宗由越州逃往明州之前，习惯于躲避灾难的族人们就开始了逃难的准备。十五日，金兵攻下临安府，宋高宗慌忙逃至镇海（今浙江宁波），明州百姓全体出动迎接“惊驾”了的皇帝。同时各自筹备足够的财物，以备路途的急需。当宋军护送高宗渡海抵达昌国县（浙江定海）时，明州史氏家族最后作出生死的抉择。这时的当家人是八行先生史诏，他与三儿子史木商量，决定把自家人及各房儿子都散置于他处，自己带领族人们外出逃难。于是，四处联络，招集到族人兼有亲朋、好友、姻族、同乡共计二百余人，他们雇用三艘大船渡海，来到舟山群岛，躲避金军。史诏为带领家族驾船入海外逃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有舟船用具、行囊，还为各家供给粮食和食物，想尽各种办法，尽到自己的能力来资助众人，还“惟恐推存不至”，让族人受难。就这样他们在岛上坚持了一个多月。直到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二月，金兵北撤、退走。是年三月，宋高宗离开温州，由余姚（今属浙江宁波）回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史氏家族的人们才返回故乡。明州史氏家族为了避难，这次共计花费资产数以万计，用尽了多年的积蓄。
金兵退走后，史氏家人得知同去避难的诸家亲友都安全无恙，自然备感欣慰。作为长房长子长孙的史浩身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他是一个孝敬父母、关心家人的人。在全家族外出逃难之时，年轻的史浩接受家人的瞩托，留守在明州月湖家中，坚守家园，护卫家业。在此期间，他为家人和明州市民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留心家庭周围动静，减少全家和族人的财产损失；二是想方设法帮助城南以至近邻解决困难。帮助群众处理了当地流行的疫病，送医送药，使疫情得以缓解，并自出经费割山买地，设法掩埋病故者的尸体，使难民得到救济，人心得以安定，明州人民称赞他为百姓做了善事、好事。
史氏家谱中记载了在此期间明州地区发生的一件怪事。1130年（建炎四年）正月十六日，金兵攻下明州后，准备继续乘船三百里，活捉宋高宗。但宋高宗已从明州海上逃至台州（浙江临海）。南下的金兵因一路孤军深入，又受到不断的抵抗，且后方空虚，补给困难，在海上又遇到大风暴，只得退回明州。在明州，他们就放火烧城，大肆掳掠，杀伤百姓无数。在撤退与返回途中，也是一路纵火、掳掠。当金人仰马掠掳路过史家时，询问被抓的邻居：这是什么人家？被俘者说，这是史孝子的家。金兵得知这一消息后，于是就用白灰在史家的门口写上：勿犯善人家。以此告知其他金兵不要抢夺这家的粮饷与财物。可能是史浩的孝心与爱心感动了金军，使明州史氏家族和周围近邻未受或少受损失。联系后来金世宗严格军纪的史实，说明金人这一行动有其可信度。
明州史氏家族的族人们从海上逃难回家后，由于生活的颠簸，劳心又劳神，终于击垮了史浩的爷爷——84岁老人八行公史诏，本来他就年老、体弱多病，终因经不住逃难的折腾，便在不久辞世。同样由于海上生活紧张和劳累过度，这次逃难的总管、史诏的三儿子史木亦从此一病不起，父亲的故去，一恸三日，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史木也于当年六月二十八日病逝，享年仅44岁。战争的摧残、难民生活的艰辛使家族连续失去了两位亲人，宋初的这场战争对于史浩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
紧接着又发生了1134年和1140年的两次战争，它们都发生在中原地区，这时，史浩正在家乡攻读，准备考取功名，并未亲历战事。金人原以为消灭南宋易如反掌，但多次交锋结果方知消灭南宋汉人政权亦不易。于是金人在得到河南、山东等地后，决定另立刘豫傀儡政权让其介于金宋之间作为屏藩，以实现以汉治汉的目的。1133年（宋高宗绍兴三年，金太宗天会十一年），以刘豫为前驱，先攻下襄阳府（今湖北襄樊）、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县）、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信阳军（今河南信阳）与洮州（今甘肃临潭），实现了以汉人攻汉人的策略。1134年（即宋高宗绍兴四年，金太宗天会十二年）四月，岳飞率三万大军出师北伐，很快攻下郢州、随州和襄阳等失地，给人以信心。抗战派取得的重大胜利，进一步奠定了南宋的立国基础。1140年（即宋高宗绍兴十年，金熙宗天眷三年）五月，在宋军全力反击下，金军大败于顺昌（今安徽阜阳），退守河南，宋军士气大振。这时，岳家军北进收复河南大部分失地，直逼开封。七月八日，兀术率军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大举反扑，岳家军士兵以少击众，最后，取得大胜。面对大好形势，南宋有望收复中原故土。岳飞向宋高宗表示：“天时人事，强弱已见，时不再来，机难再失。”[3]建议乘胜并进。当时，宋军若能把握住郾城大捷时宋强金弱的时机，就能获得大胜。但秦桧却指令：只准被打，不准反击，最后造成“宋弱金强”，必须和谈的败局，并以“莫须有”罪名谋杀岳飞的惨局。一胜一败的对照，告诉人们宋军只要抗金得当便能取胜。郾城大捷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岳飞的被害使人们提高了警惕，从而使人们认识到朝廷必须抓住治国之本，这才是根本大计。
史浩进士及第之后，就开始参与政府的工作，以后更有机会接触中央政府的上层人物。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金兵又一次进犯边地，两淮失守。这次战争是由金朝的海陵王引起的，金朝海陵王以为“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4]为了“统一天下”，为了当上天下一统的君主，海陵王将都城由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到燕京（今北京），并于1161年（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九月，寻找借口撕毁和约，征发60万大军，兵分四路攻宋，想在“远则百日，近止旬月”，[5]一举灭掉南宋，使自己做全中国人的君王。不难想象，如果海陵王的这一梦想得以实现，由女真人统一全中国的政局将提前近500年到来。但是，海陵王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得到金人内部的认可，不少人认为“宋人无罪，师出无名”，[6]反对海陵王伐宋。与此同时，金朝后方又遇到牧民起义。所以，战争初期，金师甚锐，兵势益盛，妄图攻破长江防线。宋军虽然没有足够的准备，但在四条战线都能英勇抗击。这时，遇到完颜雍乘机发动政变，并于十月七日在辽阳称帝，随即占据中都（今北京）。完颜雍就是金世宗，他反对侵宋战争。此时，宋军在采石重创金兵。当完颜亮被迫率军折回扬州时，十一月二十七日黎明被部将所杀。金兵只得北还，就此结束南侵。
这场战争给了史浩一个特殊的启发。原来，正当皇帝下诏亲征，众廷臣都在争谏退避计策之时，太子建王却非常积极，他请求亲自率师作为前驱前往作战。这时，史浩正是建王的老师，他根据历次战争的经验及历史上的相关教训，当即劝说太子建王不可妄从，他告诫建王说：“太子不可率兵。”还列举了晋申生的故事，尤其是介绍了唐朝天宝年间，安禄山攻破潼关，唐玄宗逃奔蜀中，肃宗以太子的身份被迎到灵武即位，并以此为根据地，恢复唐朝统治的事例，力图让太子引以为戒，知道作为皇太子的责任重大，不能越级上任，不能随心所欲。这一提醒使太子建王大为感悟，于是，他力促史浩起草奏章，请求只作为随从，跟随皇帝“以供子职”，请求改变原意。本来，宋高宗听说太子要上前线的要求很是恼怒，以为太子建王有争权的野心。之后看到奏折便怒意顿释，后得知奏章是出于史浩之手，就对大臣们说：史浩是“真王府官也。”不久，殿中侍御史吴芾又力劝高宗亲征，并要求以皇太子为元帅，前去探视部队。史浩听说后，再次进行规劝，他答复大臣们说：“建王生活在深宫之中，从未与诸将接触，怎能担当元帅此事。”有的官员又准备请太子建王作为留守，担当重任，史浩也以为太子不可担当此职。史浩以慎重低调的方式，使太子避免成为众矢之的。这样，皇帝就决定让太子建王遍识诸将，一起随从到达建康（今南京），从中学习如何指挥军队作战的本领，尽到太子的职责。
作为太子师的史浩还从一些大臣的言谈中领会了不少战略思想。赵鼎出身皇族，1134年入相，曾力荐岳飞收复襄阳，抗击金军。他曾向朝廷陈述过：或战、或守、或避的三个战策，并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赵鼎的这一战略思想给了史浩很大启示，使他对战或非战有了新的认识。作为太子师以其深切的劝说，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慎重态度，使太子了解到是否参战也是有艺术的。
史浩担任宰相后，得知宋朝军队内部因有很多空额要招兵买马，枢密都承旨王抃建议各募三千人充实到侍卫亲军的军队中来。于是，就开始动手在市里抓捕壮丁。这一行动引起了京城极大**，很多被抓者自断其指，表示自己不愿当兵，更不可能来为军队作战。军人则仗恃自己人多势众，就大肆抓人并抢夺民财，一时弄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作为宰相的史浩了解这一情况后就上奏朝廷，要求全部释放所捕民众，并将军队中抓人最活跃、带头喧闹者，送狱办罪。史浩说：这次军中掠人夺货以至于起哄闹事的挑衅者是军人，理当军法从事。至于不愿当兵的市民陆庆童等，是为了抗争，不可同罚。他又对皇帝说：陛下恐军人有话说，故要办市民的罪以安抚军人。然而民众受罚后也会不得安宁。人言可畏呀！陛下听说过“等死，死国可乎”这句话吗？这不是军人的话，是民众的话。史浩又说：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人民气极了，就会骂人。史浩始终坚持着一个信念：作为宰相，理应主持正义，为民办事。由此他也了解了民众对战争和军队的态度。但是，当局还是法办了陆庆童等人。后来有人说起陆庆童等人确实是被错判时，宋孝宗也后悔地说：史浩当时曾力争其不可同罚，至今悔之晚矣！
总之，在时战时和的背景下，史浩在对付金兵、收复失地和进行战争等一些重大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看法，他是反对妥协投降的，但也不同意冒险出“战”，反对贸然出兵。史浩认为：“先为备御，是谓良规。若夫议战与和，则亦在彼不在此。彼战则战，彼和则和。和不忘战，姑为雪耻之后图。战不忘和，乃欲援师而自治”。“第当坚壁，力御攻冲，谨俟乘机，以图恢复。”[7]这一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史浩从多次战争中受到了启示，他反对进行没有预期结果、只会造成劳民伤财结局的战争，这就是他的战争观。
[1] 《宋史·李纲传》上
[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3，“建炎三年五月乙酉”条。
[3] 岳珂：《金佗续编》卷12。
[4] 《金史·李通传》
[5] 《金史·李通传》
[6] 《金史·祁宰传》
[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七月癸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