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即位之初，心怀收复北方的大志，积极准备北伐。他把领导抗战的重任寄托在史浩和张浚身上。史浩是宋孝宗的老师，是智囊团的成员，之后宋孝宗又升史浩为参知政事，目的就是要他参与军事；同时还起用了一位主战的大将张浚，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他又重新起用了那些过去因主战而被罢贬的官员，以此鼓舞大家抗金斗志，满以为能帮助自己完成北伐的大业。但是，史浩与张浚是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人。史浩是个主守派、稳健而务实；张浚是著名的抗战派领袖，要求立即投入战斗，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他们必然会起冲突。一次，宋孝宗找大臣们商讨恢复中原大计，张浚主张出战。宋孝宗就转问宰相史浩，想听听他有什么看法。史浩提出主守、反对马上出战，这就与张浚的意见相反。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必然会引起争执，这就是南宋历史上的著名的“史张之辩”。
史张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是对于当时形势的看法。
张浚上奏宋孝宗说：“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时不济。”[1]张浚充满斗志，一心要求北伐，立志恢复中原，误以为当时的形势是宋强金弱；史浩却认为当时宋金间仍处在均势地位，宋军没有必胜的把握，坚决反对对金冒险用兵，主张以守为主，待机而行。这是两者最根本的不同。如前所述，史浩既反对妥协投降，也反对冒险出“战”。他从内部兵力、国家财力的角度考虑，认为现在宋金处于均势，不能贸然出兵。他主张在物力、军力、实力相当条件下，进行北伐。史浩说：“先为备御，是谓良规。”假如听信一些目光短浅“谋士”的意见，“兴不教之师，寇去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遁足迹”，不能称之为恢复。[2]认为进行无预期结果的战争，只会造成劳民伤财的结局。
焦点之二是在战法上，张浚主张宣抚江、淮，将图恢复失地。他还建议宋孝宗亲赴建康府亲征，以鼓励斗志。史浩则主张有条件地抵抗外敌，认为战争之先应有个充分的准备，不能仓促上阵。所以，他建议加强对于瓜洲（江苏扬州南）、采石（马鞍山西南）两地防守，以巩固长江一线。他还力主宋孝宗不能亲征。
焦点之三表现在战争的指导思想上。
史浩认为“兴不教之师”，仓促上阵，击退敌兵时就争着邀功论赏，战败时则到处逃遁，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收复失地的。史浩对张浚说：“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史浩的这段论述非常精辟，得到了宋孝宗的嘉奖与肯定。
张浚则以守将之心，一心急于北伐，坚持“不守两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的说法，只想收复失地、报仇雪恨。之后，张浚这一主张又得到了宋孝宗的肯定，也得到了朝廷官员胡铨、王十朋等的赞同。
不久，这一争议扩大到广大上层官员之中。
据《宋史·胡铨传》记载：1163年（宋孝宗隆兴元年）十一月，皇帝曾大规模征询对于战与和的看法，参加者有侍从、台谏、预议者等十四人。发言中主和者占一半，不置可否者又占一半，而“言不可和者”只有胡铨一人。他认为：京师失守就是因为尚书左丞耿南仲力主割地求和的缘故；徽钦二宗播迁也是因为主和；扬州失守是因为汪伯彦、黄潜善主和；完颜亮之变也是由于秦桧的主和。这就是说：外虽和而内不忘战，这向来是权臣误国之言。他以为“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战乎？”胡铨一再强调主战的原因。
然而，张浚的主张也遭到不少官员的反对，当时就有洪遵、金安节、唐文若等人不同意张浚这一主张，相继发言论述自己的看法。洪遵是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任地方官时，曾为宋军提供粮食、器械和船楫，有军供方面的经验，他认为作战不宜直情径行，以备足再战为好。金安节是安徽籍进士，博览经史，历任大理卿、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官至吏部尚书兼侍读，他和家人都曾与秦桧有过节。他以为“治民之道，先德后刑”。他曾就对于金朝的作战陈说过进取、招纳、备守三策，并且以为备守为进取、招纳之本，反对盲目出战。唐文若是四川籍进士，时任敷文阁待制，是个收藏先帝文物的一个闲差。他也曾提出过：亲征、劳军、起用张浚三策。但是针对当时情况，他认为以“严兵备、定民志、训练有法”为好。总而言之，他们主张居安思危，整军轻武，以兵休兵。之后，武锋军都统制陈敏也以为“盛夏兴师，恐非其时”，所以反对出兵；吏部尚书韩元吉提出：“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的看法，认为“以和为疑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也不同意立即出兵。
这场争论最后无果而终，由于两者意见依然相左，不断引起争执，且争吵在不断地发展中。于是，作为宰相的史浩执行着他参知政事、左通奉大夫、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的职责。张浚则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并开赴建康，具体布署用兵事宜。两人意见不一，各管一摊。最后都在等待皇帝诏议应敌的定论。
1163年（宋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正月，宋孝宗让张浚负责对金用兵事宜。张浚却迫不及待、刚愎自用，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他把江淮东西路军人马开至建康，并乘机收复两淮州郡，又取唐、邓、海、泗等地，心想一举就能收复故土。是时，金朝元帅是纥石烈志宁统率十万金兵屯驻河南，便向张浚提出索要海、泗、唐、邓诸州土地和岁币。于是，张浚决定由李显忠、邵宏渊引兵进取。张浚还要求入觐皇帝，请求即日降诏，亲幸建康。
宋孝宗再次询问史浩的意见，史浩仍然明确表示三不可的理由，认为不可打无准备之仗，不可兴不教之师，皇帝不可任意亲征。退朝之后，史浩又对张浚说：“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双方又开始在殿上进行公开辩论。张浚说：“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史浩说：“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张浚又说：“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史浩又说：“陈胜、吴广用锄头农具揭竿而起以亡秦。”所以，必待我兵的绝非豪杰，而是人民的反对。
双方辩论多日仍无结果，张浚见辩论中不能取胜，仍固执已见，决意出兵，就转入内廷引奏。不久，他再次上奏孝宗，认为：“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3]1163年（隆兴元年）四月，张浚在宋孝宗同意下，绕开三省和枢密院，命其部将直接出战，南宋历史上著名“符离之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当史浩听到邵宏渊已突击出兵的消息，始知兵权已在诸将，而不由三省。身居要职的史浩得知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自己却不得其闻，今后也不能再行使宰相的权力了，于是就对另一位宰相陈康伯说：我史浩虽是右丞相，现在，连出兵这样的重大事情都不相告知，要丞相有何用！不去职尚待何时？接着又说：你康伯想纳归正人，而我恐他日必为陛下的子孙担忧。张浚锐意用兵，若一失误之后，今后陛下恐终不得复望中原了。
本来，两位同僚之间对于下属行为进行评价，表示不满，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况且越级行动、不打招呼、以上压下，的确错在张浚等主战派。江西籍进士、宰相陈康伯也是力赞抗金的，作为多年为相的老臣，加上不阿附和助人为乐的性格，他倒表现得非常通情达理，依然做着左相兼枢密使的工作，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但是，隔墙有耳，史浩不主张马上出战的想法，与主战派王十朋等意见有分歧，而史浩对陈康伯的谈话也被王十朋听见，于是在辩论之外又引发了一场王十朋恶人先告状的闹剧，引起辩论之外的恶意中伤。
王十朋，字龟龄，是绍兴二十七年的进士，曾数次建议整顿朝政。他认为自建炎至今，金朝经常自相残杀，然而有的主战，有的主和，这一常态对中国（即南宋）有利，关键是在自身的准备如何。他认为，“御敌莫急于用人，今有天资忠义、才兼文武可为将相者，有长于用兵、士卒乐为之用可为大帅者，或投闲置散，或老于藩郡，愿起而用之，以寝敌谋，以图恢复”，战前的条件尚好，[4]因此主张起用张浚这样的抗金将领。之后，王十朋历任国史院编修、侍御史等职，他曾建言“人主有大职三，任贤、纳谏、赏罚是也”。每次见到皇帝，他总要陈上恢复之计，表现得非常积极。
其实，史浩是有恩于王十朋的。原来，史浩在任中书舍人兼侍读时，宋孝宗问史浩施政何以为先，史浩就提出：当年秦桧辅政，妒贤疾能，名士多被废黜，应以礼召还，加以重用。经史浩保荐，张浚、张焘、辛次膺、周葵、胡铨、张戒、王十朋等人均被重用。此次王十朋不念史浩提拔自己的恩情，竟然以侍御史身份联合多人弹劾史浩，用无限上纲的极端做法坚称史浩有：“怀奸、误国、植党、盗权、忌言、蔽贤、欺君、讪上”等八大罪状，[5]迫使史浩于当年五月辞去相职。王十朋又再次上书，认为“陛下虽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6]非置史浩于死地而后快。
在此次史张之辩中，史浩被迫辞去相位，张浚却受重用，其中有其必然的原因：
其一，张浚既主战，又主和，善于看主子眼色办事。
张浚，字德远，四川绵竹人，1097年生，宋徽宗政和年间进士。1127年（建炎元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即位，相继任用张邦昌、李纲、黄潜善为宰相，张浚紧急奔赴南京，投向高宗。这时的宰相阵营内包含有主战与主和两方面人物，如李纲坚决主战，反对议和，反对迁都。他以尚书右丞的名义，积极备战，逼使金军退兵。宋高宗时拜他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他竭尽全力来揭穿张邦昌的阴谋，组织抗金力量，屡次上书论事，反对议和，这时张浚赞同李纲的主张。而以后黄潜善与汪伯彦一起主和，他们认为，要实现自己目标的最大障碍来自李纲。张浚是黄潜善、汪伯彦的门生故吏、亲信，因此处处维护黄、汪的利益。于是，在黄、汪的授意下，张浚就攻击李纲“独擅朝政”，并罗列了他以私意虐杀侍从、招兵、买马、扰民等一系列“罪名”，使李纲在职七十五天就被罢免解职，被贬到鄂州。当时，太学生陈东上书认为李纲不可罢，黄、汪不可信，坚持抗战，结果陈东被杀。1128年（建炎二年），在驱逐李纲、杀害上书言事者之后，黄潜善与汪伯彦同居相位，他们隐匿军情，专权自恣，力主南迁，根本不作战斗的准备，导致扬州失陷，因此而遭人切齿。1129年（建炎三年）二月，当金军南下，十万宋军望风而逃时，宋高宗也开始南逃，“车驾幸钱塘”。黄潜善与汪伯彦被众人所劾，二人相继被罢相。同年四月，张浚自礼部侍郎迁通奉大夫，除知枢密院事，开始参与南宋的军事活动，这时，他又开始主战。按照要求，张浚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分别节制平江府及秀州军马，用来抵挡金军南下。
1129年（建炎三年）五月，为防止金军入川，张浚建议经营川陕，以保江南，他就被任命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还给予“便宜黜陟”罢免和升迁的大权，俨然成了抗战派的首领。七月，在他离开建康之前，还携带了“致夏国书”和“致金国书”，预备了礼物，同时做好了必要时向夏、向金求和的准备。七月中旬，高宗为加紧求和活动，应张浚的奏请，再派崔纵至金军求和。后又在张浚的荐引下，将开封府留守杜充召回，表明他放弃北方及求和的决心。
由此可见，从表面看张浚是主战的，且自幼就立下大志，以他是“亲见徽、钦二宗被虏北行”的人，曾发誓不与敌人俱存，力主抗金，“终生不主和议”。但在骨子里他却是主战与求和活动二者兼顾的，为的是掌握军事指挥大权。
其二，张浚既能文，又习武，但未能求得双全。
按照宋朝原有的祖宗之法，用人应以“文臣驭武将”为原则，文官受到重用，以此来抑制武将势力的膨胀。张浚本是一介书生，是个文人，他并不懂得军事，可是，不懂也得装懂。比如，1129年（建炎三年）十月，当他抵达秦州（甘肃天水）时，错误地估计了当时宋、金对抗的形势，滥用权力就宣布对原有的五路统帅做出全面调动，以至造成富平、关陕两次军事失利。刚愎自用的性格又会让他遇事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富平、关陕两次战役失利是在他不顾诸将劝告的情况下进行的。之后，为了表明作战的决心，他竟多次给金人写信“约战”，使金“兀术色变”而逃遁。但是，这种愚蠢做法不仅暴露了宋军的军事秘密，也给金人以充分准备的时机，犯了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最后造成宋军必败的结局。对此有人评价说：“浚为人，忠有余而才不足；虽有志而昧于用人，短于用兵。”[7]形象地说明他只是一个忠于皇帝，压制下级，表面看来能战，其实是不太懂军事的人。
1135年（绍兴五年），宋金斗争形势有所好转，而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却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张浚上奏认为：“为腹心害，不先去之，无以立国。”[8]于是朝廷决定授予张浚为右丞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亲临潭州督师。同时，又派岳飞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参与镇压起义活动。当年三四月间，张浚与岳飞先后抵达湖南。岳飞采取以诱降为主，镇压为辅的策略，最后迫使起义军投降。
这就说明张浚终究指挥过战争，虽有失败，也取得过胜利。作为文人略懂军事，并显示过军事上的才能，成了宋孝宗赋予他指挥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张浚既善进，也懂退，力保权力不丢失。
他是高宗、孝宗时期的两朝元老，二十多年里，他因主战而上升，也因主战遭人排挤。
1129年（建炎三年）三月初五日，以苗傅、刘正彦为首的宋军官兵拥兵进入宋高宗临安（今浙江杭州）行宫，当面斥责高宗赏罚不公，黄、汪误国，发动了兵变。在此高压之下，南宋朝廷召张浚入宫，令其立即进行讨伐，收回苗、刘的兵权，使“其党皆伏诛”，他就此帮助朝廷解了围，自己也得以高升。
1134年（绍兴四年）二月，张浚从四川返回临安，大臣们认为他在川、陕“五年于外”的所作所为“误国非一”。[9]并历数他指挥失当、误杀部下、“避祸远去”、“时人莫不冤之”等种种问题，对他进行弹劾，免去了他知枢密院事一职。
同年十月，宰相赵鼎因与朱胜非不合，决定罢朱胜非右相，引荐张浚返朝。张浚被“起废复用”后，“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
1135年（绍兴五年）二月，赵鼎由右相升为左相，张浚自知枢密院事授左宣奉大夫、守右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入相，都督诸路军马，指挥镇江军事。不久，两位宰相在很多问题上又发生了矛盾。
1136年（绍兴六年）正月，张浚得知刘豫军队南下中原的消息后，亲往荆襄视察，声讨刘豫僭逆之罪，聚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岳飞等所部，还扬言宋高宗要亲征，要与伪齐政权决战到底。但是，赵鼎不同意这一做法，主张高宗“回跸临安”，暂且自守。张浚主张罢刘光世的兵权，赵鼎认为这会引起人心不稳，也不同意。结果，张浚打退刘豫进攻，取得战争的胜利，受到高宗的嘉奖。赵鼎顺势便说：“今浚成功，当使尽底蕴，浚当留，臣当去。”[10]于是，辞去相位，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这也表明两人从此无法合作。张浚由此一度升为左相。
1137年（绍兴七年）三月，在张浚主持下，以严肃军纪为名，由岳飞代替刘光世，解除了刘世光的兵权，又拒绝把淮西的军权交由岳飞，而是派了文臣吕祉予以节制。还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但王德与郦琼不和谐，就命王德率军隶属于张浚都督府，引起更大矛盾，于是又密谋诛杀原有的将领郦琼。结果导致淮西宋军四万军人的兵变，大批人马渡淮投降了伪齐政权，朝野为之震惊。由此张浚再次遭到群臣弹劾，张浚被迫引咎辞职，罢去右相。宋高宗问张浚秦桧是否能取代，张浚说“近与共事，方知其暗”，于是，宋高宗再次升赵鼎为左相。
赵鼎恢复相位后，宋高宗对赵鼎说：“浚误朕极多，理宜远窜”，赵鼎说：“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陛下安忍使之母子不相保。”高宗说：“勤王固已赏之为宰相矣，功自功，过自过，不相掩也。”在赵鼎的劝说下，宋高宗给了张浚一个较轻的处分，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居永州。之后，高宗对赵鼎说：过去，张浚都是以兄长待你的，可是，当你一旦不做宰相，他却排挤、陷害你，可谓无所不至。今天，他犯了大罪，你却极力营救他，“卿贤于浚远矣”。[11]
1138年（绍兴八年）三月，秦桧还是以枢密使、左宣奉大夫守右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使，被宋高宗任命入相。同年十月，为了扫除议和道路的障碍，宋高宗最后又罢去了赵鼎的左相权位，把宰相大权交付秦桧一人，1139年（绍兴九年）秦桧开始了长期独掌宰相权力的局面。由于张浚曾经不同意秦桧入相，引起了秦桧对张浚的不满。秦桧当政以后，张浚遭到秦桧的迫害，将其降级，并发配到福州任职，由此被排斥二十年。
之后宋高宗也曾起用过主战派人士，让张浚出判洪州，但是，他的主张与当时宰相们的意见仍然不合，再一次被压，这又成就了张浚作为主战派的政治资本。
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金完颜亮南下，十月，张浚被宋高宗重新起用为观文殿大学士，判建康府。第二年，宋孝宗即位之后，有心收复北方失地。于是，七月，他起用史浩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迁左中大夫，任参知政事。同时，召见了张浚。《宋史·张浚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孝宗即位，召浚入见，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赐坐降问，浚从容言：“人主之学，以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孝宗悚然曰：“当不忘公言。”
张浚的话得到了急于收复失地的宋孝宗的肯定。
1163年（宋孝宗隆兴元年）正月，张浚自少傅、观文殿大学士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节制沿江军马、魏国公除枢密使，再次受到重用。同年十二月张浚又一次入相，依照前职加授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负责都督江淮东西路、建康镇江府、江阴军、江池州屯驻军马，较前有了更大的权力。
由此可见，宋孝宗原意选择史浩与张浚一文一武两位得力干将为相，有其一定道理。而史浩败于张浚之手，最后选择张浚也是历史的必然。让张浚独自掌握军政大权，有其充分的理由：因为史浩与张浚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张浚立即开战的主张与宋孝宗情投意合。同时，张浚讲的大道理让孝宗心悦诚服，又使张浚占了优势。史浩虽然也是文人，是皇帝的老师，皇帝从小对他都是言听计从，但他只会直来直去，不会见风使舵，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违心地、积极地配合别人，而且，他也不懂军事，帮不了宋孝宗实现恢复故土理想。同时，张浚又是当时被夸大的人物，社会上盛传“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人，他能使“金人惮浚”，害怕到了极点。为此，每当金使到宋，必然要问张浚安在？金人“惟恐”宋军“复用”张浚来掌军事。这样神乎其神的人物，虽然年届65岁，但他必然会得到宋孝宗的重用。而史浩的个性与人格决定了他必然要与张浚论争到底。
[1] 《宋史·张浚传》
[2] 《宋史·史浩传》
[3] 《齐东野语》卷二《符离之师》；《四朝闻见录》丙集《张史和战异议》。
[4] 《宋史·王十朋传》
[5] 《宋史·王十朋传》
[6] 《宋史·王十朋传》
[7] 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富平之战》。
[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辛酉”条。
[9]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3，“绍兴四年二月丙午”条。
[10] 《宋史·赵鼎传》
[11] 赵鼎：《建炎笔录》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