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传
九年前，何先生和师母送给了我一本他们自选的《三论一谈》，这是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心语”丛书中的一本。先生和师母在前言中解释了书名的来源，三论是：论世、论人、论学，是先生写的。一谈是：人生杂谈，是师母写的。
先生和师母在前言中说：“我们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蚂蚱，有着共同的命运。都是幸运的，也都是悲剧的。”先生和师母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一年先生正好九十岁，先生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中对此有所解释：“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原来如此。先生以生于一个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而感到幸运，同时又为这场大变动使之失去了许多宝贵时间而有悲剧之感。我想，这正是一个愿把毕生献给历史学的学者的心声吧。
一
我记得1966年“**”开始之际，在一次由北京史学会组织的批判吴晗先生的会议，出席的都是史学界的教授学者，我当时还只是个学生，由老师带着去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很多人对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轮到何先生发言时，他说：吴晗和其他的学部委员们，每个月去四川饭店吃一次饭，轮流请客，一次就把学部委员一个月的津贴吃掉。那么贵的饭，太奢侈，太不应该了吧。那时我还十分年轻幼稚，听过先生这一席批判发言后，只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先生为什么不从政治上去批判吴晗，却只从生活小节上去谈，说了这样的一席话。
直到读到先生《三论一谈》中说到他回国时的想法，才明白了先生的心思。先生说他不是不知道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也看到离开祖国在外流浪的俄国知识分子，但是先生想得最多的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失去多少复兴的机会！中国不能再折腾了，这次机会不能再失。为了国家，知识分子应该牺牲自己的主观，个人民主自由思想，依附共产党身上，把自己的能力贡献给国家”。先生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下回国的。先生带着这样的信念回国，又怎么会去从政治上否定一个同样爱国的学者呢？
“三论”的第一论是“论世”，虽然只有三篇文章，但是我认为这却是先生“三论”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分。
先生亲身经历了这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他把自己亲身经历而总结出的对人类前景的幻想和忧虑都写在了这三篇论世的文章中。但是我总觉得，这里面反映出来的是先生的大历史观。先生长于治汉魏的历史，那个时代是战争频发的时代，是强权政治的时代。其实不仅是汉魏之际，即使是世界人类的历史，从某种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一部战争的历史？甚至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伴随着战争而实现的。从孟子的时候，他就把和平作为一种理想，这说明了人类对于和平的企望，直到今日，先生幼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青年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对于人类的战争有亲历后的深刻理解。今天中国亲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先生是硕果仅存的了。所以我认为先生是一位智者，他既有世界战争的亲身经历，所以他有忧虑；他同时又毕生钻研历史，是一位知识渊博、见识深刻的历史学家。
先生在文章中说：“书生不谙时势。”他很怕自己的理想“是幻想，是梦呓”（《世纪之初展望人类前景》）。但是这正说明先生不是一个故纸堆中的治史者，而是把历史研究与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的，有着大历史观的大历史学家。
二
“论人”的七篇文章中，除去一篇《孙中山和他的民生主义》外，其余六篇都是写师友的，读起来很像是先生的读书回忆录。从中小学的老师，写到先生走上史学道路的四位业师、恩师。
这四位业师、恩师是陶希圣、傅斯年、钱穆和胡适。这四位均称得上是中国近世学术奠基人的泰斗级的人物。先生说：“我学术思想受他们极大影响，走的是他们领导的路。”由此可以知道，他们是先生过从最近的几位老师。先生今日的学术成就，自当与这几位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众所周知，由于政治的原因，这四位学界的泰斗一直是不能有文述介的。即有相关的文字，则一概批判否定。四位泰斗的学生当中，未见有如先生这样去讲述师承关系，谈及师生情谊的。
中国政治变迁在学界造成的伤痕是十分深刻的。因为限于学界的圈子，一般人往往无从知晓。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跟政治上对立的老师决裂。那个时候，通过骂老师可以换取政治上的信任。先生是1950年回国的，当时较先生稍早些天回国的还有王毓铨师。他们都是因为热爱祖国而怀抱投身新中国建设理想而归的，他们也都从不肯贬低自己的老师，哪怕这时候他们的老师被称为“反动派”分子。
先生这样说自己：“我这个人，对国家民族命运，对政治，对社会，有理想，有热情。但骨子里是个书生，不懂政治，尤不懂政治斗争中的纵横和残酷。”先生甚至说自己“蠢人一个”。可是先生说的这个“蠢”，其实正是一种长期以来学界十分缺少的正直。
几篇回忆业师、恩师的文章也很有趣。一篇写傅斯年先生的，曾经发表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只是题目有些改动，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事业》改为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我不大理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意义。是不是说史学著作更单一些，谈学术事业评价要更高些，这就不知道了。《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也是早在1995年就发表过的，收录在人民出版社《国际儒学研究》第一辑。《怀念我师陶希圣》和《怀念胡适之老师》两篇，好像此前都没有发表过。虽然先生只是写出了一个学生对于老师的怀念，但是就只是这样的一个怀念，却活生生地写出了这两位在中国近世学术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大师对于先生的影响。这两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应属禁忌之列了。但是怀念胡适之老师那篇写于十多年前的1997年，另一篇怀念陶希圣老师的文章写于1988年。在那个时候就去写胡适之、陶希圣这样政治上被完全否定的人物，可就不容易了。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曾经因为说过胡适先生治学严谨而在党支部会议上受到过批评。
所以我想，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一定会引起有些人的非议，但先生却毫无顾忌，大胆说出一个学生对于老师的真情。先生的老师不也对他们的学生充满真情和关注吗？1983年或者1984年，在与陶希圣师音信隔绝38年后，先生却得到了一位美国学者从陶希圣老师那里带来的两本书。1987年先生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时，陶希圣在病中托人告诉先生：“以后中国学术会有前途，他（先生）回去后可在此方面努力。”先生写道：“这竟是陶先生对我的最后遗言了。”读到这里，我只觉得心中有一种沉重压抑之感。中国学术在被政治强迫分割了多年之后，其精神却还是那么执着地共守着一个共同的传统和目标。
所以当先生以耄耋之年来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走上研究院对面小山坡上，面向胡适之先生墓碑行三鞠躬礼，默默志哀的时候，先生想的是自己的老师，“远离故乡，飘零外地，魂而有知，会寂寞凄楚”。何时才能将老师安葬到故乡，或者北京大学校园。那里朝朝夕夕，有学生伴随；听学生歌声、朗朗诵读声。先生希望他的老师能够安息在永与学生相伴的校园。原来先生到今天仍然有着那样一颗学生的心，一颗永远怀念着自己的老师、永为学生的心。这是不是也正是先生已经百岁高龄却仍然精神矍铄，仍然在学术上与时俱进，仍然充满朝气的原因所在呢？
三
三论之中，“论学”篇幅最大，共有十篇文章。里面有先生对史学研究的一些看法，也有先生治史的心得体会。
大家都知道，先生是一位执着的学人。他从年轻时就主张汉魏封建说的观点，并且一直到老不变。这实在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倒不是因为先生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主要是先生的学术观点当初是被人当作政治问题认识的。
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他的汉魏封建说的思想渊源是来自恩格斯、考茨基和陶希圣，后来又认识到这里面还受到了钱穆先生的影响。
须知在那些政治的阴云笼罩下的日子里，因为跟毛泽东说的中国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的观点挂不上钩，所以坚持汉魏封建说的观点，简直就像是在坚持着“反革命”的立场。而坚持“反革命立场”，在当时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先生说“汉魏之际封建说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压制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尚钺同志的遭遇，就是我的榜样，我是看在眼里，惊在心里”。先生只好采取这样的办法：坚持，但是不说，心里面憋着劲。谁想说服我，好，拿证据来。先生也不是不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应吴晗先生之邀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报告的题目就是《东汉魏晋前后社会变化》，其后先生还发表过关于汉魏之际社会经济变化的研究文章。先生不谈汉魏封建说了，可是他还在讲汉魏之际的社会经济的变化，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其实我们今天听起来实在是有点奇怪，因为对历史分期的主张不同，居然就会被加上政治反动的帽子。这是一个将学术研究政治化的典型事例，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噩运。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分期的不同观点，使得一些学者受到了政治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
历史分期这个东西，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解释历史的科学方法。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观点解释中国历史，只是在某一种历史时段的分期上的看法不同，怎么就成了政治反动派了呢？这些学者毕竟还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尝试着解析中国历史，或者说，他们都还是在坚持着那种政治化的“五种社会形态说”。
十年前，也就是新旧世纪之交，先生突然改变了自己的历史分期观点。先生在一篇短文中提出，放弃多年以来自己坚持的历史分期观。先生说：“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先生说：“历史自然段和历史分期、社会性质的关系是：前者是客观实际，是基础，是本；后者是主观意识，是上层，是末。”只去研究历史分期，不去关注历史发展自然段，就是本末倒置！要知道，这一年先生也已经是九十岁高龄了。
先生这里说的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的、客观的”。自然段不同于朝代，有的时候可能是朝代，有的时候可能是历史发展变化的时期，甚至与以前所说的历史分期时段相合，但是关键是，不去定义这一历史时段的社会性质，而主要是认识这一历史时段的特点。先生的这个观点，跟他的“汉魏封建说”就不完全一样了。一个根本变化是先生不谈“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了。
先生和白寿彝先生是一对老友，1999年白先生90大寿时，先生在发言中用了两句话，一句是《中庸》上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另一句是荀子的“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先生说前一句，是说白先生能择善，不够固执；而先生自己固执而不够择善。一对老朋友，互相批评，也互相赞赏，到老了以后，都能向“择善而固执之”和“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上靠了。
那天的会我也去了。听到了先生的这一席话。记得先生当时还开了个玩笑，说当年他跟白先生碰见过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讨好说白先生能活到八十岁，白先生听了很不高兴。你看，现在白先生九十了吧。你们大家祝他长命百岁，他肯定也不会高兴，我看还是祝他万寿无疆吧。到会的人听了，全都笑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先生跟白先生在性格上全然不同：白先生严肃，先生随和。在治学方面则正好相反：白先生变通，先生固执。
但是先生的固执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与时俱进。一直到1992年前后，先生还在探讨社会问题，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还在探求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化。不过先生的这篇文章所探讨的，已经不是社会性质问题，而是中国明、清两朝的专制主义问题了。先生曾经开玩笑说，他小时候看见过一些前清的遗老，拖着辫子，口中不住地“之乎者也”。先生叫他们老朽！思想腐朽、行为腐朽。先生因此说：“在学术思想方面，我很顽固。有时我想：在学术思想方面，我是不是已经成为‘前清遗老’式的人，落后了？”（《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记得我一次见到先生时，就对先生说：您一点也不落后。那时候我听到王和兄说，先生对他说过，看我们这些人的文章，没有隔阂感，看再年轻一些人的文章，有一点隔阂感。
先生做了那么多年中国社会的研究。他是希望历史研究真的能够为中国的发展变化做一点事。先生在《九十自我评述》中说：“我现在已经不愿夸夸其谈地谈论什么分期问题，而愿意先摸清楚中国历史发展有哪些自然段。研究清楚了有哪些自然段和各自然段的特点、特征，水到渠成，社会分期自然会出来。基于这种认识，我要写的这本《中国中世社会》，原本叫作‘中国中世封建社会’，现在就称‘中国中世社会’了。”
读先生的文章到这里，我想起了白寿彝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题记》开首写道：“从历史发展顺序上看，这约略相当于一般历史著述中所说的奴隶制时代。但在这个时代，奴隶制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形态。我们用‘上古时代’的提法，可能更妥当些。”
每到此时，我的心便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先生说的他们这两位老友都在向“择善而固执之”和“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上靠吧？
最近几年，我很少去看望先生。一是怕触及一些不愿意去谈去想的往事，二是怕先生问起我现在的学业，实在无言以对。看到先生以百岁高龄还在孜孜不倦于学术事业，我深感惭愧。前几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元末明初的学风》，在写到元末明初那种士大夫独立的风格被摧折殆尽的时候，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但是今天我辈又从先生身上继承了多少前辈的风范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把先辈的风范丢失殆尽呢?
《三论一谈》最后“一谈”是师母写的，谈的都是师母亲身经历的事情和她对世事的评论。每每看到这些短文，就想起师母叫我们“乖乖”的情景，其实那时我们都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可是师母叫我们“乖乖”的时候，我却觉得我们确实是先生和师母面前的孩子，理所当然地应该去做一个“乖乖”的学生。
顺便说一件事情：王静是郑天挺先生的关门弟子。先生和师母就按照学术的师承，将她认作“小师妹”。每次见面就直呼“小师妹”，让我们这些身为师兄的人颇有些尴尬。后来王静考上我的博士，先生和师母知道后，特意安排了请我们一起吃饭，把王和、齐涛、宁欣都召到一起，席间先生说：我这个小师妹的学业，本来我应该管的。现在我年事已高，没精力管了，就交给商传，你一定要带好。
对于先生这有趣的做法，我们当时并不十分理解，甚至会觉得先生是在开个玩笑。其实这就是前辈的风格，是中国学术传承中的精髓。可是我们究竟又能够从先生身上学到多少呢？
真心希望我们能够从先生身上再多学到一点中国学术前辈的风格。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