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和人类学有了田野作业，产生了田野理论，便日益显示了自己的重要作用。田野工作所阐释的是被压抑和被忽略的非官方文化，在人类社会史上曾经历了漫长、丰富、充满生命的律动而又寂寞的发展岁月。田野理论开始介绍它们，呼吁提高它们的地位，反对一切书本权威钦定的金科玉律，反对一切文化霸权扣加的统治标准，此举引起广泛的注意。这种工作从田野的角度，将官方文化和非官方文化的位置颠倒过来，大幅度地调整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它还以非官方文化无所不在为前提，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伸展到社会的政治、历史、经济、伦理、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使自己的研究对于改进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起到促进作用。它从崭露头角至今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学术观念上颇具挑战性，在社会实践上也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发端是和西方工业社会的殖民史纠缠在一起的，而更早反对殖民史的是民俗学。当然，人类学者不是殖民主义者。在殖民战争前，他们是工业文明社会的成员。在殖民战争中，他们在没有战争硝烟的、异国他乡的前工业文明中生活，通过对不同社会的强烈对比、感受和艰苦的调查研究，开掘了田野作业的内涵。在殖民史结束后，西方工业文明国家的人类学者对早期田野作业成就紧紧地拥抱，也做了深刻有力的批判。这种保持距离的理性和学术独立的定位，塑造了现代田野作业精神，民俗学者是分享这种精神的人。
早期田野作业与现代田野作业的界限在于是否具有田野作业过程模式。它指学者从事田野作业的研究过程和所运用的理论与方法的样式。任何千差万别的田野作业都有过程模式。早期田野作业者应该是过程模式的最早创造者和实践者，但由于调查点相距分散和从事田野作业的个人化方式，早期田野作业者都像盲人摸象一样抓到各自的一部分，他们还无法归纳出这个模式。他们在自我文化精神的支撑中度过不同文化的社会生活，他们还会有意无意地排斥这个模式，不敢把它当成一种必要的理论承受。他们把这方面的自我感受和自我分析写进了日记里，当作一种私藏品。然而，在他们身后，当他们的日记面世之时，人们却从中看到了这个不约而同经历的模式。
现代田野作业揭示和描述田野作业过程模式，分两个方面，一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早期学者的日记和自传体著作，向学界展示了这个模式；二是肯定前人开启了过程模式，但也对他们掩盖田野过程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和反思，现代田野作业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建设田野作业过程模式，把它推向了理论形态，使之成为田野理论中最具个人权威性的一部分。吉尔兹曾因为创建巴厘岛斗鸡个案研究轰动一时，其成功之道，就在于运用田野作业过程模式并做了理论阐释，而且写得妙笔生花，营造了一个干与写相连续的完整范例。
田野作业过程模式理论的建立，将新旧两种田野作业观衔接起来。现代学者对它的继承、发挥、拓展和实践，为现代田野作业理论的前行带来了生机。
一、田野作业是一种成年礼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是公认的田野作业之父。前面多次提到，自1915年至1918年，他在英属西太平洋小岛——特罗布里恩岛（Trobriand）陆陆续续地居住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做了出色的田野调查。他和原住民亲密相处，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撰写了《西太平洋的远洋航行者》等奠基之作，开创了科学田野作业的先基[3]。与他同期进行实地调查的，还有在澳大利亚的部落群体中工作的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在西伯利亚通古斯人中间工作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人[4]。此后，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波德尔马克尔（Hortense Powdermaker），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学生哈特（C.W.Hart）等积极加入这一行列，都做过严谨认真的田野作业，并一举成名。在他们之后，又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田野作业者，一代又一代地推进了这项工作的进程。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曾受到了严厉地批评。现代学者指出，他们不讲调查分析方法的细节、不讲自己对异文化的误读[5]。他们在搜集和解释田野作业资料时，表现了西方理论的支配观，夸大了田野作业的作用，这些都是不够成熟的田野作业心态。但他们在批评的同时又大量利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成果，叹服他的天才发现，并从中发现了前人掩饰田野过程模式的难处。那一过程在两个文化相撞中产生，外来学者被夹在石缝的中间，经历了生死考验，直至自我死去、非我诞生，重新张眼去看周围的世界，适应异文化的一切。他们将之比拟为部落男子的通过仪礼，认为自己同样是在新生之后，告别了过去，可以成为他者社会中的正式一员。现代学者认为，这正是过程模式的起点，对它加以总结和分析，可以帮助现代学者反思早期田野作业者的观念和形象。
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亲炙弟子一代都属于早期田野作业者。他的女弟子波德尔马克尔还成为在书中写出田野调查的内心痛苦和过关考验的第一人。她写道，田野作业“成了我人生成长的一部分，它使我对传统的价值观、家庭的概念发生了疑问，通过许多行为模式和理想观念，使我获得了新的人生经历”。此书后来成为田野作业史上的经典之作，正与她对学者田野作业的心路历程的生动描述有关。
另一位女人类学者沃尔特·戈德施米特（Walter Goldschmidt）指出，自我进入他者文化的艰难关口，从性质上说是对田野作业者的专业考验。这种考验与人们所熟悉的死与再生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故成为田野作业者必须通过的成年礼。
研究一下人类学文化中最重要的礼仪。它的基本仪礼是田野作业。在这于野外一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田野作业与熟识的死和再生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田野调查当然是相当深入的。深入的原因有如下一些内容：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亲密和互相依赖的关系的建立，共患难，包括生理上的事情（生产、病、死），新加入者起码掌握一部分被研究者的行为，在这种奇特的世界的与世隔绝感，和对所有发生的事情的相互联系的认识。没有其他社会科学家——准确地说，是没有其他科学家——与他的研究对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不管历史学家多么喜欢，也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和他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经济学家分析市场，但不分析集市，更不用说买主和卖主了。社会学家历来是通过工具来调查的。我们不仅住在我们的村庄和部落，而且像我们所抱怨的那样，无法安宁静居，没有遮掩。我们自诩加入了氏族，用相应的亲属成为称呼我们的研究对象。人类学的这项特殊内容确实是我们的知识力量的重大来源[6]。
对接近他者的生理反应与学问长进的专业训练有深刻联系的认识，使许多早期田野工作学者对田野作业又爱又怕。他们会在走向田野的旅途上突然问自己：为什么要从温暖的热带跑到冰天雪地的猎户中去调查？为什么要挣扎着逃出恋人的怀抱，走近一群满脸狐疑的陌生人的世界？他们是抱有阵阵高涨的学术热情和七七八八的胡思乱想的那种人。但是，也有许多人在忍受了艰难的折磨之后融入了当地社会，获得了学术上的成就，还对当地人产生了热烈的、浓厚的情感。他们把调查点称为“我的村庄”“我的民族”“我的爱人”，把到现场做田野视为一种从精神上获得报酬的工作，沃尔特·戈德施米特就说：“这项特殊内容确实是我们的知识力量的重大来源。”
盲目的浪漫是他们的局限。早期学者把他们调查的异民族社会看成是让他们做梦的地方，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社会”（exotic societies）。在他们眼里，那些南太平洋岛上的玻利尼西亚人，西太平洋岛上的特罗布里恩人，都是不开化的土著人。土著人整天唱歌跳舞，没有紧张的生活节奏，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土著人不会用大机器生产，没有现代生活技能。比起被工业化污染的、人性扭曲的文明人，土著人的这种简单纯朴的生活倒也让人羡慕。有些学者认为，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在乡村社会中，还存在着未被工业化摧毁的原始文明和田园精神，因此他们要到那里去寻找文化的本真，恢复民族伟大的历史。可是他们一旦远离自己的生活环境来到田野现场，又表现了强烈的不适应，情绪反应十分严重。原来的浪漫梦想都一个个地破灭了，剩下了一些被隐藏很深的，被下意识遮盖的文化偏见。在这一点上，表现出色的波德尔马克尔也未能免俗[7]：
一两天后，我的那两位人类学家朋友离开我去干他们的工作了。……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情绪低落。我服了一片奎宁以防治疟疾。突然，我感觉到自己在世界的边缘，孤零零的。我害怕，甚至有点恐慌。刚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想这是个很好的地方。土著黑人，明亮的大海和鲜艳的野花，明毛洁羽的鸟儿，高高的槟榔树和椰子树，优美的竹子，低矮的茅屋，月光映照棕榈的美景，一切都显得和谐安谧。但是，现在，同样的景色却好像是不祥的征兆。
……
由于气候毫无变化，莱苏岛缺乏季节性，只有雨季和旱季。雨季有时是很不好受的。幸运的是，我带了一件很厚的雨衣和一双好雨鞋。一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很多小昆虫被我屋里的电灯光吸引过来，飞得到处都是。我吃饭的时候，这些虫子就爬到我的背上，我一张嘴，就飞进我的嘴里，有的还掉到我的咖啡杯里。这些虫子不蛰也不咬，但却令人很不舒服。要逃开只有一个办法：躲进床里，放下蚊帐。还有好几次，我穿着最后的一件干净内衣，不知道太阳会不会很快出来，可以洗晒。那里的太阳通常都很毒，天气很热，不论什么东西——地也好，我的衣服也好，都是很快就干，所以我忘记了最后的一次暴风雨引起的不便。
有的时候，我气馁了。……尽管身体健康，资料搜集也越来越多，但有时，我无法改变的贫乏无味的生活，却使我难以忍受。
……
我的两个朋友给我寄《纽约时报》和伦敦的幽默讽刺周刊，真正使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份报纸上的广告，这些广告把我从莱苏人的社会中拉出来。漂亮的高脚无柄玻璃杯的照片，使我暂时忘记了我那老掉牙的瓷杯。我被“车中之冠”的卡的雷车（Cadillac）和“容易解决皮卡德英的（Picadilly）交通”的一种小型运动车迷住了，完全忘记了第二天要步行到另一个村子去。通过那个广告，我追忆那个我从不属于的社会，这使我产生了离开莱苏岛的强烈愿望。我离开的早晨终于到来了。我的莱苏朋友们围着卡车站着，没有说一句话。他们放声哭泣。我感到害怕，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眼泪直掉。我确实喜爱我的莱苏朋友，跟他们分别我非常难过；然而，我又非常想离开这个岛回家去。我要哭了，但我没有，我默默地站着，然后告诉我的朋友，我将永远记住他们。我急切地爬进卡车走了[8]。
西方学者的种种喜怒哀乐有时是以西方文明为制高点俯视别人文化的结果，重者还未免有殖民主义的倾向。波德尔马克尔在日记里的坏心情就是不妙的影子：她厌恶原住民村落里昆虫乱飞的“不卫生”环境，讨厌“太阳通常都很毒，天气很热”的海滨气候，怀念西方社会比比皆是的“漂亮的高脚无柄玻璃杯”和满街奔跑的小汽车，“害怕”因为留恋她而向她“放声哭泣”的当地人。这些都能让人感觉到，有一条黑影子在拖她的后腿，驱使她将心中的傲慢一吐为快。她本来是承认田野作业让她来做梦的那种人，可是她的糟糕情绪与她“刚到这里的时候”欣赏海滨秀丽风光的愉快模样相比已判若两人。她“确实喜爱”她的原住民朋友，但她还是“急快地爬进卡车走了”。这些让厌倦情绪占了上风的文字，都能表现出她离开田野现场后的那种不堪回首的心态。现代田野作业者是要绝对地克制和消灭这种心态的。他们不能抬高了自己，伤害了对方，影响了对田野资料文化价值的判断。他们说：“这正是一种‘田野作业文化’。”
应该说，田野作业者跟研究对象一起生活和体验的“参与观察”是“田野作业文化”中的一个浪漫的概念。它的一面是到田野作业中去，另一面就是田野作业中的悲惨经历。他们认为，在学者的起死回生的学术成长中，一个职业学者诞生了[9]。
二、田野作业是一种双文化经验
早期田野作业者把田野作业理解为在异民族聚落中居住，直接与原住民相接触，对他们的文化进行调查，搜集他们的文化的原始资料，然后使用学者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研究。这是一种来自实地的“经验”，在书本上找不到。英国的哈顿（A.C.Haddon）考察了新几内亚东南岸的原住民文化（1898～1899），美国的博厄斯（Franz Boas）考察了加拿大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文化（1883）和美国印第安人文化（1897）。他们的“经验”说影响了后来的半个多世纪。
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未能走出“经验”说。俄国的科鲁格洛夫说，田野作业调查民间文学资料的目的，不在于记住民间文学作品，而是要掌握搜集作品的经验和农村工作经验。对承担调查任务的学生来说，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就可以激发对民众历史、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更浓厚的兴趣；会增长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尝试组织座谈会和开展宣传工作的实践过程，以便今后适应农村生活和工作。这一经验本身，还能提高民间歌手和故事讲述人的威信，引起那些原来对民间文学漠不关心、毫无兴趣的人的注意，使怀疑者的观点不堪一击。政府的领导部门也会因为外面来人调查而对本地的民间文学工作给予重视[10]。鲍戈莫莉娜娅在总结指导大学生做田野作业的经验后说：“学生搜集民间文学这项工作，除了教学法以及教学实践方面的意义之外，还可能具有科学意义。而这项工作所具有的科学价值的增加，要取决于他们对搜集工作认真准备到什么程度，以及这项工作今后与教研室、大学生科研协会的研究工作之间的联系密切到什么程度。”[11]两位俄国学者的看法有政治化的倾向，但他们的有些观点还是有学术史价值的。他们提出在社会主义大学教育中传播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田野作业知识，把这项工作制度化的做法，强调搜集实践的经验意义等，都在新中国初期高校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中被引用过。后来西方学者阐释田野“经验”说的重要发展是增加了对田野作业者“体验”自我与他者双文化的分析，他们指出，田野作业的过程是卷入对方的文化和生活，田野作业者走出自我文化的代价是战胜渴望捍卫自我文化的心理[12]。他们的这些意见是对田野过程模式理论的必要补充。
三、田野作业是一种学术活动
马林诺夫斯基是弗雷泽、哈顿和博厄斯之后的继起人物，从他开始，田野作业成为正规的学术活动。这种学术活动的内容被界定为三项：长期居住、学习语言和参与观察。他自己在特罗布里恩岛住了两年多，开创了长期居住研究的先例。他的语言天赋缩短了他与当地人的距离。他还有非凡的观察力，揭示了特罗布里恩岛的文化整体性，创造了研究非西方社会的功能分析法。在他看来，认识他者文化的方法就是跟他者一起活动。他在为《西太平洋的远洋航行者》撰写的《导言》中提出了这些观点，至今是田野作业者的必读文献[13]。
按照这种学术活动原则，田野作业者被要求老老实实地在当地住上两三年，直至消除与当地人的隔阂，变成他们中的一员。然而，随着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物价的上涨、调查经费的限制、调查点社会的日益开放、学者繁重工作量的压力和交通旅行工具的发达，这种长期居住调查已变得不大可能。
现代学者还认为，早期田野作业者毕竟是比较主观的。不管他们怎样表白调查的客观性，实际上仍是以一个人的感觉去揣摸对方文化网络，就好像盲人摸象，只能摸到大象的一只脚或一条腿之类，所谓客观的，其实还是主观的。早期田野作业者也从来不谈自己运用理论和方法的不足与局限性，不谈工作上的困难，让别人以为只要进入他者社会，长时间的居住、学习语言和参与观察，就能认识他者的全部文化，这也难免有夸张之嫌。现代学者认为，田野作业者应该对自己的调查范围和研究范围加以限定，需要说明自我在他者文化中能适应到什么程度，自己的研究能做到什么地步，在哪些方面暂时做不到等。总之，要把田野作业者的学术活动放到方法论中讨论，让外界可以了解田野作业者能干到哪里，发现了什么，局限在何处，讲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才能给其他学者提供有益的借鉴。田野作业不是写小说，不可能心想事成。田野作业也不是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不可能一路顺畅。田野作业总是布满风险、挫折和感情陷阱的。早期田野作业者把田野现场说成是天然的心灵牧场和万能的科学实验室，这至少也是一种理想化的比喻，后来的学者有一万个理由推翻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