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继承。建设田野民俗志，可以总结我国民俗学田野作业方面的学术史。广义地说，20世纪以来，在前、后期两个阶段，在我国民俗学的领域里，从事过田野作业的学者，大约有三种人：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们是现代文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各个门类的学者，曾热心地搜集民间文学和民俗资料，出版了理论著述，在本学科领域和早期民俗学界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开启了双方现代学术活动的先河，北京大学历史学者顾颉刚等赴妙峰山采风的活动，成为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史上一个开端。二是专业民俗学者，他们创办了民俗学会等团体组织、建立了专业学术制度、出版了民俗学书刊、开办了民俗学大学教育，创立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两门学科，并在中国这个文化大国中，使之跻身于学术之林。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分学者自己下乡搜集和基层文化工作者搜集两种形式，在中山大学时期、杭州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包括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时期等，都有大规模的活动，积累了历史经验、科学见解和田野成果。三是外国学者，他们有的属于个人学术旅行，有的是与本地学者合作、有的成立了社会调查组，先后到达了华南、东南、华北和西北等地，进行田野考察，撰写和出版了一些著作。改革开放后，国内开展了多地域的中外联合田野作业，所搜集的资料和研究项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田野作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总之，在我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史上，学者纷纭、方面众多、内容复杂，需要进行专门的梳理和总结。建立田野民俗志，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其次是发展。五四民俗学者大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特别是清代朴学功夫，加上接受五四的平民思想，推崇西方的民主学说，因而，在探讨民俗学的学理上，所提出的学术观点，与田野作业的实证理论，往往是深层相通的。他们博大精深而总览其成，把民俗资料与书面文献打通研究，还能够指出民族共同体文化中的一些带有本质性的特征，把某些民俗传播规律写深说透，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过人之处。在他们之后，民俗学者继往开来，贯通古今，也解决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的许多课题。但是，相比之下，现代民俗学者就不完全一样了。不少人失去了修炼国学的文化环境，缺乏充分的相关学科理论修养，又不大重视自己去搜集民俗资料，只当“图书馆里的老鼠”或“网虫”，这样写出来的民俗研究文章就未免要大打折扣了。与他们条件相反的是，基层文化工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却苦于没有理论训练，不知如何分析利用，好钢用不到刀刃上。这些研究者或搜集者都无法照亮对方。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把田野作业只看成是搜集资料，这也是偏见。田野民俗志说明，民俗学的理论研究从搜集田野资料的第一步就开始了，从那时起，民俗学者就处在理论批评的资料旋涡中。成功的学者，其驾驭能力是双向增长的，学术建树也是双向进行的。现在有些学术争论，因偏执一方而喋喋不休，甲说甲的理论，乙说乙的理论，谁也不听对方的道理；或甲出示甲的资料，乙出示乙的资料，谁也不看对方的资料和资料之间的联系，结果争来争去无穷期，无法形成研究焦点。田野民俗志要避免这类问题。
再次是跨文化比较。改革开放，海禁大开，我国民俗学界的首次对外交流——中日民俗学交流，就是围绕田野作业展开的。在双方的交谈中，钟敬文做了题为《三十年来我国民间文学调查采录工作——它的历程、方式、方法及成果》的学术报告[1]。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国内的田野作业，一直是中外学者驰骋的舞台。来中国做田野的外国学者，大都是学问高手，到中国来，就是拼材料来了。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学术背景的各国学者，面对同一田野现场，都使尽了十八般武艺，搜集、拆解和诠释资料。而大凡能对资料“点石成金”者，都是理论过硬的人。田野民俗志将充分展示这一过程，创造多元文化和多学科对话的平台。因为民俗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需要从多元文化、多学科的角度，去加以透视和说明，民俗学者只是挑大梁而已。
最后是落实到研究生教育上。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民俗学研究生教育也得到了很快发展。近年来，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都有了惊人的变化，对田野作业课和相关书籍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然而，与民俗学的发展局面相比，国内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建设还显得滞后。已出版的田野作业著作和论集，曾不同程度地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但它们的内容，主要是描写搜集资料的学术史、操作方法和使用科学仪器设备的具体技术，或者直接发表研究成果，对其中最重要的过程环节，如田野调查的理论假设、学者的解释思路、实证研究的经过和调查个案等，都没有给予介绍和理论阐释，使民俗学者的形象缺失，被调查人也活动不起来，两种人与资料的关系都被资料给淹没了，这也就去掉了培养学生的基本线索。学生下去还是发懵，会说不会干。现在的民俗学硕士、博士论文资料都要求研究生自己搜集一部分，或者大部分，他们在到达田野现场后最为难的，就是面对千差万别的地方场景，不知如何进入、如何建立关系、如何发现、搜集和分析资料、如何调整自己的理论观念，而不是怎样去照相、录音和背书本。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论文质量。毕竟田野作业不是人机对话，而是人人对话，田野民俗志就是要提醒这一点。从我个人从事研究生教学的实践看，研究生应及早介入田野民俗志的训练，获得较为自觉的民众观念、对话意识和互动知识，再反复下田野去锻炼和调整，掌握这一工作的要领。等他们完成了学位论文，走出了研究的第一步，以后还要继续练飞，直至逐步成熟，进入民俗学的理论阵容。这种研究生教育坚持下去，就能提高国内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田野民俗志的一个目标也就达到了。
[1] 姚居顺、孟慧英：《新时期民间文学搜集出版史略》，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6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