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民俗志的提出，有民俗学发展的现代机遇，也有相邻学科的问题压力，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文艺学等提出的理论问题。民俗学和它们，都有跨界的边缘，也都有关于某种对象的共同兴趣。从民俗学的历程看，在田野作业方面，与人类学的双跨现象更为突出，建立了彼此共享的渊源联系，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成果也为多学科所使用。田野民俗志，正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上述学科成果加以整合。现代学术的一个特点，正在于整合研究。
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人类学田野作业所成就的是人类学家，也有民俗学家。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德裔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和美国学者鲍曼（Richard Bauman）等都是这种双料人物。在学术史上，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建树也往往是重叠的，被誉为现代田野作业开山祖的马林诺夫斯基，便为人类学和民俗学史所共同记载。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它们历来有隶属关系或粘连关系。在一些欧美国家，民俗学是隶属于文化人类学的[1]，所以田野作业现场也是共同的。在中国，民俗学的起步和转型，也依托人类学。但是，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在异民族或异文化中展开，文化落差大，矛盾冲突激烈，促成了田野作业专著的先期诞生，创造了一系列专门的理论与方法。与在本土文化中做田野作业的民俗学相比，人类学能揭示出田野作业中更复杂的内心经历，发现更多的学术问题，且层出不穷，实例丰富，激活了与之相关的民俗学自我比较意识，民俗学每每由此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实际上，论田野作业的相关性，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人类学和民俗学总是绑得最紧的，田野作业对学科建设的影响，也被一起总结。钟敬文在谈到民俗学史时曾说：“像弗雷泽这些人，都是书斋学者，他是阅读人家记录的资料，再经他整理，加以理论阐述的。日本的柳田国男，人家也算他是书斋学者。在搞民俗志方面，另外也有些学者，是长期从事田野作业的，如马林诺夫斯基，他就吃那个老本。他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无法回国，就在特罗布里恩岛上蹲了几年，以后写了很多书。……从原则上说，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是不能缺少的，或者说，是主要的；但也有个别的情况，也很难说。比方说，像顾颉刚先生，他后来也到过西北，搞了一些调查，但大家都知道，他基本上还是一位书斋学者。所以这个问题也不能绝对化。”[2]田野民俗志吸收这一思想，从现代田野作业的开启者马林诺夫斯基算起，梳理民俗学田野作业思想，还有，在民俗学的解释能力不够的时候，必须借鉴人类学。
田野民俗志从三个方面吸收了人类学的学说。一是人类学把学者自己当作“工具”的学说，用以解决民俗学者对待民众的观念问题、参与观察的能力问题、田野关系问题和听两种声音的自觉性问题等。二是人类学研究“他者”的学说，用以识别民间叙事的语言象征系统、身体运动规则、社会组织结构、地方文化脉络和民族认同机理等。三是人类学研究“民俗”的学说，用以接纳、欣赏和阐释民俗的非主流文化，扩大“民俗”的文化外延，提升民俗中美好的、和谐的、自然的和永恒的成分的精神意义，在全球化、高科技、高消费的现代社会中，深植人文之根。
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本土文化中，民俗学侧重定性研究、个案研究和基层社会研究，宏观视野不够，对社会运行的整体框架关注不足。在这方面，社会学有一套办法。田野民俗志借鉴了社会学的下列部分：“社会运行”“社区”“社会结构分层”和“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中，借鉴这些概念和方法，可以用来验证民俗类型的现实存在及与地方社会的密切关系，分析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变迁的关系，界定民俗类型与亚文化的边界，描述民俗类型与个案的关系，开拓民俗类型的比较研究，以及进行叙事类型、表演类型、宗教仪式类型与生活事象类型之间的打通研究等。如此一来，所谓民俗类型就不再是学者头脑中的逻辑构造，而能引入社会图景和民众反观，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事象，成为田野民俗志对象的一部分。
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民俗学是一种群体学问。关于群体，中国话说“三人成众”，西方民俗学者说“二人成俗”[3]，都讲约定俗成，不是一个人的事。钟敬文还特别强调我国有56个民族，中国民俗学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4]。这就从民族共同体的范畴上，给民俗学的对象做了科学定位，也确定了田野民俗志与民族学的关系。田野民俗志吸收了民族学的“民族群体”理论与方法，包括空间联系定位法和人群联系定位法等，以使自己对民族民俗的研究言之成理。
文艺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人像希腊人把神话传说当作讲述事件的一部分，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中，要抛弃这些神话传说是很难的。可是后人又难以相信这些奇怪的东西，于是便改造之，将之历史化和现实意义化[5]。田野民俗志经常接触神话传说的文本，还要借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借用古典文论、叙事修辞学和文本批评理论，把它们的含义揭示出来。
资料来源。在田野民俗志中使用了两种资料：一种是理论资料，包括中西现代民俗学和人类学等部分理论著作和田野研究报告等。这些书籍，一部分是我在国外留学和工作时购买的教材和参考书，一部分是在国内使用的教学科研用书。另一种是实地考察资料，大多是我个人下田野的资料和撰写的田野调查报告，或者我参加国际联合田野调查项目积累的资料。近些年来，我反复同它们打交道，逐渐懂得了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它们对我的思想的内化作用，我把这些体会大都写进了书中。
[1] 例如，[美]威廉·R.巴斯科姆：《民俗学与人类学》：“民俗学直属于第四个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是研究活着的人们中的各种习俗、传统和制度的”。原载[美]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世界民俗学》（The Study of Folklore.Englewood，cliffs：Prentice-Hall.1965），中译本，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39。因中文书名与原著书名差别较大，故本书中将中英文书名一并注出，以便读者查询。
[2]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46。
[3] [美]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世界民俗学》（The Study of Folkore.Englewood，diffs：Prentice-Hall.1965），中译本，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3。
[4]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第三节 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27～33。另见钟敬文：“民俗学”辞条，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302。
[5] 中法系列学术讲座第三十八讲[法]弗朗素瓦·法罗（Francois Flahault）：《故事的研究：我们在故事中学到的人的知识》，刘璧榛译，董晓萍审核，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编印，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