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上说，田野民俗志属于民俗学，但从研究上说，也可以倒过来，从田野民俗志的视角看民俗学，好像用儿子的眼睛看母亲一样。从田野民俗志的视角看，民俗学始终是有自己的领地的，即“民俗”。它是人类世世代代、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是民族共同体的血缘标记，是习而不察的传承模式，是一种说话的文化。[1]在古代文明中，它简朴而淳厚，在现代社会，它故旧而趋新，但无论怎样，它养育社会的每一个人，谁对它反感，谁就不属于这个社会。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可以不从事政治、军事等权力活动，但却不能不享用民俗；少数人即便掌握国家权力，也有民俗生活。人是不可以不做民俗人，去从事社会百业的。在生命力上，文字文献和考古文物等会被历史磨成断字残片，民俗却不然，总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和做法。不论在最复杂的社会、还是在最简单的社会，民俗都恒常存在，乃至于人类就是民俗人类。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以来，民俗学诞生，从此人类看民俗犹如照镜子，属于自己看自己一类。同时就像人很难了解自己一样，人又很难了解民俗。民俗学者不外乎此，你不去做田野，民俗就飘浮在空气中；你去做田野，民俗就和你迎头相撞，你却不见得能把它认个明白，而要颇下一番调查研究的功夫，才能明白自己是谁，民俗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说，田野民俗志发现民俗，也发现民俗学者自己。
从田野民俗志的视角，讨论民俗学田野作业，旨在建设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现代理论和方法。“田野作业”（fieldwork）一词，曾指到西方文明以外的不开化社会做实地调查。后来它的工作超越了这个界限，成为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纷纷涉足之地。20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现代方法论时期，田野作业随之成为具有广泛意义的理论与方法。然而，比起其他使用田野调查资料撰写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田野民俗志还没有看到，这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民俗学的田野作业就是搜集资料，而搜集方法和内幕，不能为外人道也，所谓田野工作的调查点，也多蒙着蜡染布和丛林亚麻，很难让外人了解内情，更无法验证学者资料的可靠程度，也就很难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理论与方法。一些现代相邻学科批评民俗学田野作业就是搜集资料，虽然有片面的地方，但还是有道理的，特别对旧民族志时期民俗学者搜集民俗的批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20世纪60年代以后，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弟子的田野日记出版，打破了半个世纪的沉寂。他们在这些日记中，道出了早年田野工作者的欢乐与痛苦、内心的文化冲突、消沉的个人情绪、在当地艰难融入的日日夜夜，以及最终一个人可以独享一种别人文化的巨大惊喜等田野经历，引起了后人的极大兴趣。虽然这些是当事人随手记下的偶感，或一种日常经验分析，但田野作业的理论正是从经验分析中产生的，是一种由经验分析得到社会承认的理论系统，因而田野作业声誉日隆。新一代学者以前人的田野日记为基础，开始出版理论性更强的民族志，即新民族志，即便如此，凡其中引人入胜的部分，还是作者的经验分析和日常个案。前后对照，可知田野作业理论特征的形成史，在田野民俗志中，将引用这部分作为理论前史。
田野民俗志鼓励民俗学者自己搜集资料和对资料做理论研究。它告诉民俗学者如何阅读和描述民俗事象，促使民俗学者在田野工作中，通过对方的视角，反思自己的日常经验。它告诉民俗学者将个人领悟到的知识表达出来的科学方法，并帮助民俗学者创造可以阐释民俗事象的术语和观念的新成果。它还指导民俗学者学习前人的田野作业经验，撰写自己的田野民俗志。
田野民俗志依靠分析经验资料产生理论，比起书斋研究，花费的时间要多，积累的过程也要长一些，这已成为一种学术规律。田野民族志强调遵循这一规律。
一个更实质性的原因是现场性的作用，这是田野民俗志所不能忽视的。田野作业是一种充满创造活力的现场工作。它的许多灵感和方法，是在现场操作的环境中迸发的，许多独特地方意识的表达，也是在现场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合作完成的。民俗学者正是在现场的时间消耗中产生思想质变的。从这点看，田野民俗志十分强调现场意义的工作，它的原创精神正来自田野。它的工作步骤，决不像订蛋糕，可以预先量好尺寸，它的每次田野工作背景和现场运作都有不确定性，都不可事先完全预料，因此收获也是不一样的。田野民俗志要讲这些具体的内容，别人听了才有收获，从此点说，这也是一项很个人化的工作，工作效果因人而异。因此，在大学课堂上，这门课程的精髓是口传的，是一代传一代的。在学生的眼里，这门课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听教师讲自己的田野作业。这时教师要讲自己原来的研究方向，后来通过田野作业得到了哪些资料，从中发现了哪些问题，使原来脑子里的想法发生了哪些改变，最后解决了什么问题，才达到现在这样的效果等。总之，要讲清楚自己的进退得失，才能使田野民俗志成为学生容易消化的理论与方法。从学生的方面讲，别人的田野经验就是一本书，多听别人的田野经验，再去翻理论书，才有收获。本书在对这个问题的阐释上，将尽量提供前人的田野经验和工作策略，帮助学习者成为一名田野民俗志工作者。
就现代品格而言，田野民俗志要求民俗学者在介绍自己的田野作业经历和撰写民族志时，还应对已进行的田野工作的局限和已取得的理论成果的使用限度进行说明，指出尚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不能夸大学者的成果和工作能力。田野民俗志强调行文谨慎，与旧民族志时期搜集记录民俗的文字相比，这显得更成熟些。
田野民俗志强调田野作业的伦理原则，要求民俗学者了解自己在调查和撰写时的反应要对研究对象负责，并且怎样负责。它鼓励民俗学者像审视别人那样审视自己，也像接纳自己那样接纳别人。有了这种伦理原则做指导，民俗学田野作业就能成为一个文化发现、文化学习、文化反观和文化交流的愉快过程。有人说，田野作业锻炼人品，没有好人品，就做不好田野作业，这是有道理的。
[1] 参见董晓萍：《说话的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