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资本家”的形成
刘国樑的经商选择基于一个稳定的家族传统，下面要探讨刘姓家族的经营管理之道。我们首先利用政府行政管理文献、政府档案和口述史资料，分析成文厚在1942年后的传统继承和现代变革。在此基础上，讨论“民族资本家”概念的形成。
自1942年至1952年，成文厚都是家族股份制商号。与任何家族企业一样，成文厚商号模式的生成，一是由家族创立商号，依靠家族能力和人力求得发展；二是商号的经营管理应该在家族成员的掌控下进行。
起初刘国樑在经营上还是维持上一代的传统，与纸张印刷品有关。1937年他正式成为成文厚的经理后，销售的“图书仍然是黄历、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农村读物等，新书很少”[10]。不久日军摧毁了吉林的成文厚分号，这时刘国樑可能明白，社会在动**变化，他遇到了家族企业重创和损失的现实，也面临着自己与北京其他纸张文具行业的激烈竞争，他需要加强行业规模和专业知识技能，这正是刘国樑试图寻找新的发展出路的动力和社会环境。
为此，我们也要尝试重构他的主要策略。现在我们回到刘国樑领导商号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设计生产的千余种账簿表单。[11]这些样品展示了一个账簿业从白手起家到设计成熟的过程，证明刘国樑在这项革新上极富创新精神，并付出了长期的探索。成文厚是集账簿设计、纸张文具和印制装订为一体的综合性行业，经营者除了生产账簿，还要掌握新的会计概念、各种法律法规知识、商业或银行会计知识和财政知识，熟悉各个生产环节，了解各方面政策的变化。我们由此也能看出刘国樑的才能。在现代会计知识方面，刘国樑与北京人贾得泉合作，使自己成为新兴财会行业的内行。贾得泉是会计师，在西单大街西四缸瓦市开办了得泉簿记学校，自任校长兼教员。1985年，成文厚举行50周年店庆展，在展品中，有一份刘国樑于1942年10月20日以成文厚商号的名义与贾得泉签订的合作协议，协议规定，贾得泉同意担任成文厚账簿的“设计顾问”，与成文厚“永久合作”。成文厚提供经济支持，将贾得泉的设计产品上架销售。贾得泉应利用其社会影响向业内人士和社会各界介绍成文厚“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新式账册”[12]。自1942年10月23日起，北京《实报》对此予以报道。该报除了刊发得泉簿记学校11月的招生计划，还刊载了该校以下三行信息：“本校设计新式账簿，每本5元，预约九扣，十月底附送说明书负责解答，预约处西单北大街成文厚。”广告将会计学校与成文厚商号的推介混合，一直登到11月13日，共登载23次后停止。此后，自1942年12月1日至1943年10月10日，他们很少再做联手广告，只有得泉学校登载每月各班的招生计划。1942年，第一批新式账册出台，产品的成本很高，但迅速售罄。成文厚看到了这种产品的市场商机。1943年，成文厚与天津文化制本厂签订协议，由对方制作账簿，到当年10月，成文厚已能满足市场供应[13]。
我们还搜集到贾得泉和他的会计学校的档案，里面有课程表、会计专业文凭存底、学生和教员的名册[14]。在1946年的4位教员中，有3位毕业于辅仁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15]。这很难得出什么结论，不过这3位教员都相当年轻：分别是26岁、28岁和28岁，可能工作经验有限，他们在北京战后重建时被招聘，可能既表明年轻人有了工作机会，以及城市社会对行业教育师资的需求。会计学校也必须满足社会需求才能生存。
这所会计学校的教学内容更有意思。贾得泉于1940年8月出版了自己写的《改良商业簿记与报税》一书，这是一本通俗教本，附有习题，封面自题“无师自通”。此书以“改良”命名，内容涉及了当时中国会计业讨论的要害问题，如对中国旧式记账法进行改造，再推广使用，以免全盘采用西式记账法。贾得泉支持徐永祚（1891—1959）的观点，相信对中国旧会计制度进行“改良”是可能的。他反对全盘采用西方会计制度，反对高举潘序伦（1893—1985）旗帜的“改造派”[16]。我们推测，那些被贾得泉雇用的年轻教员一方面肯定受到在学院派中占支配地位的“改造派”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还要服从得泉簿记学校的“改良派”观点才能授课。更有趣的是，贾得泉本人就是潘序伦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毕业生，刚才提到的贾得泉与刘国樑合作的合同也应该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签订的。
我们可以假设，成文厚和贾得泉之间的协议是互惠的。一方面，贾得泉帮助了刘国樑。刘国樑从贾的会计专业知识中受益，成文厚因此获得了会计学的新观念；贾得泉还帮助刘国樑将经营方向转到财会行业的市场专供产品上来，这等于给了刘国樑开辟新市场的灵感和商机。此外，得泉簿记学校在当时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职业培训学校，成文厚与它捆绑宣传，无疑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刘国樑也帮了贾得泉。成文厚使北京会计贾得泉的财会理念市场化，发展了一些社会实践项目，推进了他的知识分子关怀和培训人才的理想。赵吉亮详细讲述了他在得泉簿记学校进修的经过，他按照成文厚的严格要求完成了全部6个月的培训，他说，刘国樑提出，“卖账簿的必须会会计，从成文厚出来的人都会会计”。他补充说，这是一个规定，因此成文厚的每位职工都要坚实地掌握会计学知识。
（二）现代商号管理
成文厚的经营转向是几个因素促动的结果。我们可以讨论从刘国樑家族思想开放的求知知氛围入手。刘家的基督教信仰和西单基督教氛围表明，他们比其他人更接近于当时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方法和新观念。刘国樑的子女回忆说，父亲付出极大的心血送每个孩子去上学，还要为其他子侄的升学支付大量学费，可见刘国樑是热情地响应现代化的观念的，而这种教育观念又是有家族基础的。
刘国樑的现代商业管理才干也体现在他把家族传统行业与北京城市现代行业结合，形成新的商业经营结构。民国时期，北京图书业网络已经建立了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扩展新的网络关系，刘国樑需要寻找新的行业结构方式。他在继承家族纸张文具业经营传统的基础上，把纸张批发与图书印制结合，提高了商业活动的技术含量，形成一半技术一半商业的产品，逐步把成文厚改造成综合性高级服务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他始终恪守家族传统，即保证原料质量、纸张质量和簿册产品质量的上乘一流。他的目标是可以为各种特殊需要的顾客提供专门服务。当时的会计账簿、往来收据、销售凭证和记账表单等大都是这些独特需求的设计印制项目。事实上，这些产品文字少而空白多，并未把刘国樑推进一个未知领域，反而为他施展家族企业的本领和经营知识提供了用武之地，也展现了他的灵活商业头脑，他可以满足城市账簿市场的各种需求。
刘国樑对现代化商业的改革，还体现在北京城市账簿业崛起时所发明的行业技术及其中西结合模式。他将所整理和保存的账簿表单汇总簿册自题为《大烈氏账表汇存簿》，正是这种创新模式的现代遗产。它的设计和销售走过了1942年以后的8年历程，内含124种不同的客户，包括银行、钱庄、大中企业、工厂、军营、商店、供销社、小商号、财政局、使馆和驻京国际机构等，账簿文字大都使用中文和阿拉伯数字，也有少量的中英文对译账页和英文账单。这表明成文厚商号已有能力适应当时在京中国和外国机构，以及大、中、小企业财会和商业财会等不同客户的专门需求。成文厚的高质量产品，及其不分巨细、诚信服务的供货方式，有效地适应了各种机构和商号会计人员的不同习惯。当时城市政府的财会制度还很不稳定，记账标准尚未有效地统一起来，各行各业会计从汉字记账到阿拉伯数字记账的转换也未彻底完成，在这种现代化的过渡时期，是需要刘国樑这种既有现代知识头脑又有市场供求判断力的智慧商人的。
刘国樑在账簿设计上有两项创新：一是“五色账”；二是制造各种开本的账本。成文厚的老经理和老职工都确信“五色账”的技术是成文厚商业成功的秘密。简单地说，“五色”是一项实用性的创新：在表格的黑色或灰色边框上，画上两种蓝线条和两种红线条，引导会计使用阿拉伯数字在右栏中写下大而详细的数目。这种方法使中国商人无须再用汉字记账。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要考虑到新会计制度在传播和推广过程中的变动性。成文厚商号成为“改良派”的商业代表，希望将中国传统与西方模式结合起来，实现中国商业会计的现代化。
这项新技术的转向对商号的业主结构产生了影响。刘国樑意识到，他的选择实际上把他推向印刷行业的专业化，这就要掌握以往农村家族企业所没有的新技术。因此，据他的徒弟回忆，他不能只从山东招远老家招工，还要从其他地区招工。1949年之后，成文厚的职工地区来源比例仍以招远县居多。还有几个核心人物来自河北和山西。显然因为传统、方言和中保人等原因，成文厚还是以山东籍职工为多，但后来成文厚的管理已打破了家族地区网络。
现在我们要通过探讨行业文化和专业知识与技术传承，考察它们对企业新知识的形成的作用，说明刘国樑的现代化观念与商业管理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基本问题是：刘国樑是否促成成文厚职工集体专业培训并达到现代教育标准？现代化对他的管理有什么影响？由于与此相关的书面文献和口述史都是1949年后的资料，我们也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探讨。
老职工说，新政权执政的前几年，在刘国樑手下工作的职工都要学会计。在刘国樑的计划中，这是成文厚职工学徒生涯的一部分。他们甚至猜想，这是刘国樑与贾得泉合作中的一项附加规定。不过，据我们查阅其他工商档案和教育档案以及老职工的回忆，对职工进行会计培训并非成文厚所独有。第一，据其他被访谈人说，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很难找到工作，但还有不少商号经理送职工去财会班学习，取得会计资格。他们看中这门新知识对生意有利，宁可支付学费。第二，被访谈的各位老人今天都记得当年在西单当学徒的艰辛，但他们都从当时学会计的职业培训中到了希望。他们说，当时有不少职业学校和业校课程，年轻的学徒都可以报名学习，有的是经理资助学费，有的是经理和徒弟各付一半，也有的是自费。不过在众多的职业培训学校中，得泉簿记学校是最有名的之一。
从北京市档案馆所保存的得泉簿记学校档案中，我们还可以获得了一些招生年龄范围和受教育程度的有用数据。在该校抗战前后的1943年、1945年和1946年的档案中，同一水平班级的学生数从1943年和1945年的21人增加到1946年的36人，这几个班中每班都有女生：1943年，4人；1945年，3人；1946年，11人，学生的年龄范围如下：1943年，15～38岁；1945年，18～32岁；1946年，16～30岁。最后，名单中还包括学生入学时的教育程度。除了1946年之外，[17]没有大学生；中学毕业生分别是1943年，13人；1945年，13人；1946年23人，其他人都只读过小学。可以想象这种职业学校怎样把商号经理送来的学徒和家庭送来的未就业青年混编在一起培训。
由以上分析可见，刘国樑对成文厚学徒的进修要求与同时期其他商号经理的要求是一样的。当时学会计被当作改进商业管理和使管理现代化的一种途径，连小商号也这么认为，成文厚可能迎来了一个企业在过去十年间所梦寐以求的大趋势：它是否意味着战后北京的经理们愿意付学费来培训他们的有前途的学徒？他们是否把这笔经费当作有效投资？当然我们已无法得到确切答案，但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形视为管理程序变迁的结果，从而尝试在更大的背景中思考这些问题。即可否纵观成文厚家族企业传统管理的主要现代变迁。
正如被访谈的企业老职工所说，在1949年前后，在成文厚的商业结构模式中，许多人起了各种不同的核心作用。刘国樑为了发展商号，招募各种人才，发挥资源整合的作用，其实这也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基本模式。不过，在刘国樑的个案中，他除了知人善任，还要处理商号与“城市化”进程的各种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末吉林成文厚破产后，他不得不考虑家族企业在城市的行业认同和行业地位问题，他不能再仅仅按照农村家族模式分配资源，而要计算城市环境中的新投资，包括教育投资和建立新客户系统的社会成本投资。现代城市化，使这家老商号的商业活动变得更为复杂。刘国樑后来采用新技术，改造家族传统模式，这是旧式家族模式所无法提供给的应对危机的策略。他在寻找城市新商机和投资教育与先进技术设备的过程中，表现了他决心投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观念和行动。
我们要了解刘的选择，就还要进一步分析他在成文厚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的两个重要环节：建立供纸网络和提升印刷包装业的能力。
据成文厚后来的经理和职工回忆，从前成文厚没有自己的纸张原料基地。新中国成立前，靠跑纸盒的山西临汾人来卖纸，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不让他们干了，刘国樑就接纳了他们。为了保证常规纸张供应，西单大街的几家纸行都与成文厚有来往。刘国樑整合行业资源的能力证实了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民国时期北京商业循环利用过程的重要性[18]。刘国樑可以借助商贩网络，打通成文厚供货的大小渠道，而这些商贩洞悉微观层面的市场需求，可以为成文厚提供重要资源的渠道来路。此外，刘国樑还维护和巩固建立在忠诚基础上的商业保护关系，这在动**年代是一种可贵的关系。但随后可见，这种忠诚模式在1952年后都变得不可靠了。
刘国樑对行业资源的整合还表现在管理成文厚的所有生产工序中。他的末科徒弟回忆说，“最关键的”是“加工，即印刷”。印刷工序的技术是“划线”，由女工干，三四十人，拉着木制纺车一样的机械划，一次能划五条彩线，叫五色账。其中，红线填“分”，蓝线填“角”，这是刘国樑的发明。过去没有胶印，全靠女工一张纸一张纸地划，很费事。成文厚的盈利全在印刷。老职工们说，“过去”成文厚与两家印刷厂合作：前门的荣华印刷厂和白塔寺附近的宏大印刷厂。1949年后，有一段时间，他打算与荣华合作成立合资经营的印刷厂，使成文厚的纸业、账簿业和印刷业之企业一体化得以完成[19]。老职工们认为，成文厚既没有其他特殊技艺，也没有更高级的技术，但在印刷加工上有一定的专业权威，再就是商业经销[20]。
各种资源的整合使成文厚的企业管理更为复杂。成文厚的经营结构分三块，即核心业务、基础业务和门市业务。核心业务是账簿表单，这是代表刘国樑的现代技术改革的产品，是占领当时市场的主打经营。基础业务是文具纸张，这是刘国樑的祖传家底，是保证刘国樑稳扎稳打的商战底牌。门市业务是印刷品和图书，这是扩大吸引使用账簿和文具的识字阶层的花边经营。在刘国樑经营成文厚的鼎盛时期，这三种业务互相帮衬，账簿业成为其中的垄断业务，文具图书为之锦上添花；在刘国樑经营的低谷时期，文具业就成为他紧抓不放的支撑。成文厚因此成为一家多样化经营的商业企业，在此过程中，刘国樑获得了现代管理知识，成为一位现代经理。
我们已多次指出刘国樑是有“现代性”（modernity）的商人，是指他不仅是一个资本家和懂技术的经理，还是一个笃信基督教和具有儒家教养的家长。他长期代替自己父亲的角色，带领成文厚在北京城市社会的环境中和现代商业竞争中拼搏，同时还要承担管理家庭股份、照顾其他兄弟的家庭经济和培养家族子女的责任，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角色，而不仅仅是城市商业管理者的角色。我们在讨论行业文化和专业知识技能时，是不能不讨论这种“文化人”的。他的卓越管理能力和文化代表性，体现在他在各种专业知识结构、各个方向的市场信息报告和各种传统家庭的危机中，都能找到平衡点；还能每每根据市场行情、不同行业资源组合的需求、家庭股份的利益，投放经济投资和人际文化成本。他的行为之道接近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所说的有关企业家经济角色的定义，即把业主和管理区分开来才能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理性组织[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