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刘国樑采用社会主义的口号，在他的《大烈氏账表汇存簿》的封内写了一句题鉴：“绝对为大众服务。”可以推想，他对新政权的拥护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他还至少希望他的商业空间环境能够好转。换个角度说，刘国樑认为，他身为“民族资本家”管理和发展工商企业是“为人民服务”。以下，我们将对刘国樑的资本家立场和作为作考察，因为这导致他的处境发生逆转，并在“三反”“五反”中成为阶级斗争的目标。
（一）商业组织和政治环境
所谓商业组织，如前所述，指成文厚是一个综合性结构行业，通过行业整合形成。刘国樑能够创造它，也能够保护它，使它成为他的现代化管理目标的一部分。他对这个商业组织的认识和运作，基于他对内部各业所具有的工商知识。这些知识建立在一个对比差异性的假设基础上，即假设内部各业管理者的非平衡性、永久的商业风险，与不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三者是长存的，要在它们之间达成一致是很难的，而这正是一种能够接近市场现实的过程，商机也正在这中间产生[22]。把关系紧张的三者结合起来运作的条件，是实行对整个结构性行业的自主管理，这样才能达到现代化与商业传统的有机结合。为了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成文厚的档案分析上，以具体讨论成文厚的商业组织形态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在成文厚档案中，有一种新政府重估企业财产的通知文件，其背景是新政府清查私营企业资产和执行新的管理规定。通知所列财产清单分两列，每列都写有资产和债务两项，它是商人遵守政府管理合法性的法律凭据。北京市政府给成文厚的一份清单于1951年11月签发，在第二列“财产增资准备”类中，注明资金“281842225元”，在“负债”中注明14930937元，在“纯益”中注明179584525元；在“资本金额”中注明29800412元[23]。在这份清单中，“增资准备”的含义值得注意。在当时的会计概念中，它是“本为公积之一部”，“从普通公积中划出”，而所谓“公积金”（Surplus），又“本为公司资本之一部，以未分派之盈余积聚而成者也”[24]。在1951年，显然法律已将公积金与股利分开，要求用于增资资产，扩大再生产。1952年12月，该家族又有一笔时币49000000元的资金注入，实际是1台印刷机和配套印刷器材的费用[25]。在1950年至1954年，成文厚还通过了另外两次政府审核，这些都说明刘国樑是合法商人。
但是，仅看以上政府文件是不够的。从对照分析商号和铺保的档案可见，在1951年至1952年间，成文厚在奉公守法和企业自主发展之间，还与铺保联手，以政府鼓励和允许的方式，建立总、分号，对家族股份资产做分号注资，再领取新营业执照，发展企业空间。兹归纳其主要步骤。
第一，刘国樑把政府1950年评估资产当作一个机会，将被评估成文厚印刷机和配套机具定为“1950年重估”的固定资产，与父亲刘显卿名下资产区别，用“刘国樑”的名字，划归个人股份[26]。
第二，1951年12月，在政府评估成文厚和铺保久大的西单商人资产后的1个月，我们从久大档案中看到[27]，经刘国樑介入，久大当月把企业一分为二，以原企业所在西单商场15号为总店，又在西单北大街131号开设分店，然后重新注资，很快获得新的营业证。刘国樑为这个分号做了担保。1952年12月，久大再次改变分号，并故意将原西单商场的总店说成是分店，将西单北大街131号的分号说成是总店，并再次注入资金，获得新营业证[28]。这种变动的结果，是铺保久大将门市房（131号）移到距成文厚（139号）更近的位置上，同时也透露了商号与铺保的结盟更为紧密的消息。
第三，1952年9月，刘国樑正式以“成文厚显记账簿文具店代理人刘国樑”的身份，以个人的名字，利用久大经理贾华山名下的前门荣华印刷所的房地产权，与荣华印刷厂登记合作办印刷厂，并命名为“分所”，然后将成文厚的印刷机，不是以固定资产的概念，而是以“财产价”的概念注入荣华，另注入时币11000000元，总计投资时币“60000000万元”，成为印刷厂的股董。他的末科徒弟肯定地说，刘国樑当时的真正动机是要买下这家印刷厂，发展成文厚的印刷业，但刘国樑在填表时却写“不执行”业务，为自己的进退留了余地。3个月后，荣华领到了营业证，刘国樑也完成了转移成文厚部分资产的计划。我们还需要注意，他这次对股东资产分配的签约为：“年终红利、执行代理人和其他经理酬劳金、改善卫生安全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金”，共5项。其中“公积金”由“年终红利”的10%抽取；其余4项由股东自己分配。这是当时家族企业股份制分配的通例。我们将这份契约（1952年11月政府批准），与1951年11月政府规定将公积金与股利分开计算、要求将获利全部用于企业增资资产的规定，两相比较，可以看到，在1951年和1952年期间，在新政府管理下，政府权力分配方案和家族企业股份制分配方案同时都在实行，商人给两种体制的企业注资后，申请执照也都能获得批准，他们经营的自由空间还是存在的。刘国樑同时选择了两者，也都是合理合法的。铺保正是他运作两者的杠杆。我们还能看到的，刘国樑注资荣华，也不仅是为家族资产寻找出路，就在这份合伙契约中，他还吸收了另一位宋姓合伙人，该人曾在北京、重庆和南京等多个城市的印刷所供职，这能说明刘国樑对发展印刷业有长远眼光。
1952年12月，刘国樑的家族内部股份制发生变更。我们已经知道，刘国樑此前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这样我们再来读成文厚档案，可以发现，在12月12日当天，有4种声明同时签出，里面有家族更股声明3种，其中的1种是刘国樑把放到荣华的印刷机拿回成文厚补报，这台印刷机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对这样密集的同日签约，也许我们可以设想，一切都在按刘国樑设计的方向发展。
现在我们集中来看刘国樑处理家族私企与成文厚公司的关系的方式。这是两种所有制不同的商业组织，他是有保全公私利益的双重倾向的。12月12日更东的背景是父亲刘显卿去世，成文厚到了变动权力的历史时刻，它的实际创业人刘国樑，经过17年的奋斗，终于从埋头苦干的“代理人”改为前台的“任职经理”，并掌控了3/5的股权。更东后的成文厚家族管理层有4人，他们是刘国樑及其幼弟与两个侄子，但据档案记载，当时他的幼弟远在云南，两个侄子还都是在校中学生，整个家族企业实际上仍要由刘国樑单挑独任。这样刘国樑的一切作为就有一种解释，所谓“绝对为大众服务”，包括既为广大社会客户服务，也为家族私企利益服务。他的苦心经营围绕两个核心进行：一是将扩展商号规模与房地产权的结合，如通过贾华山对前门一带荣华房地产的利用，对铺保春和房产的并购，对铺保久大房地产的收拢，以及用大酱坊胡同的家族房产对永和铺保的控制等，这些都在他要做大成文厚的计划中；二是维护家族私企股份制与城市政府组织管理分配制的各自权益，他与荣华印刷厂股份合伙的签约，与铺保久大的密切关系，都是既维护家族企业，又壮大公司地盘之举。他把这两者关系处理得当，有利于他增加企业资本，使之从小资本变为大资本。
可惜的是，刘国樑对账簿业的投资，对现代与传统商业模式的用心结合和精心维护，虽然曾使成文厚赢得过企业自主管理权。却做不到自始至终的自主管理。1952年以后，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他遭到了历史性的处境逆转。虽然他的家庭成员曾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他本人也在新中国开国前夕便把成文厚的全部账簿表单样册上交国家，表达了他对在新社会条件下发展企业还抱有希望[29]，但他终于没能向前跨出一步。他以小企业集体化为核心的经营策略，与新政府的大计划经济战略目标，终成对立物[30]，他只能在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压力下退出历史舞台。1952年年底，他彻底失去了成文厚的领导权。
（二）定性为“严重违法户”
在1950年至1952年间，刘国樑的经营魄力令人叹服。即便在1952年后局势发生变化，刘国樑还是明确要继续投资发展，要为成文厚建成印刷厂。他买下春合和久大的房产，以相机扩大成文厚的经营空间。但商机是商业环境不断变化的产物，同时时代也在变化、人力和产品的资方分配也在变化，刘国樑又是怎样应对这些变化呢？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到1952年上半年，刘国樑一手创建的成文厚是由多种行业成分构成的商业组织，已有灵通的市场渠道，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多种需求，他要继续选择新的投资方向，扩大企业经营，加强各行业成分之间的整合程度，是完全可能的。他对市场的敏锐直觉，基于他谙熟生产管理和产品性能知识，拥有开拓市场的经济实力，也有驾驭行业改造和打造新局面的胜算。这些知识建立在一个对比差异性的假设基础上，即假设内部各业管理者的非平衡性、永久的商业风险，与不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三者是长存的，要在它们之间达成一致是很难的，而这正是一种接近市场现实的过程，商机也正在这中间产生。把关系紧张的三者结合起来运作的条件，是占有企业管理自主权[31]，这样才能达到现代化与商业传统的有机结合。但是，正当刘国樑刚刚正式继任父亲的业主权，准备为新政府领导下的成文厚企业发展大干一场时，也就是说，在他可以行使企业自主权时，他的家庭成员却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中放弃了股权，他操持多年的企业也在悄然向国有化过渡，他痴情于企业却孤悬一线，这时他寻求自主权反而使他成为枪口上的猎物。在新政府方面，经济动力与政治权力的对垒已经开始，刘国樑的经济目标本来应该被评价为目光远大，现在却成了不识时务。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其企业自主权所要争取的资本、人力和产品的个体化自治管理权力，与新政府国有化的改造趋势，在方针路线上相悖，这时他跃跃欲试，实际上究竟意味着什么？政府又如何不觉察到这种个体化的商业活动是一种威胁。虽然至今成文厚的上下员工，以及刘国樑的后代，都确信和怀念刘国樑的一腔真诚，但也只能感叹他在当时民族主义情感的挣扎中必然退场。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和个体化资本在人力和产品管理上的差异，已反映在当时的档案中。我们有幸找到了西城区档案馆的资料，其中有几份是区政府自1949年起在西单大街一带执行改造政策的总结报告。最早的一份报告写于1949年6月，对区政府建设定点市场，对旧摊贩实行集中管理的措施描述得十分详细具体。该定点市场设在缸瓦市附近的皇城根市场和佟林阁路市场。[32]纸贩子也在集中管理之内，如赵所言：有一位“跑纸盒的”“国家不让他干了，他就到成文厚了”。[33]新政府将城市商业合理改造政策灌输给商贩，要求商贩注册纳税，控制了产品价格和紧缺物资的分配。这对成文厚产品的重要资源——纸的供应造成了钳制之势。其中有的旧商贩是刘国樑在1949年前的老“拉纤儿”，这时刘国樑从容地给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把他们吸收进成文厚。赵吉亮认为，刘国樑的做法出于基督教博爱的信仰，是照顾老熟人。但我们也不妨走出人情关系的思路，从商业利益上分析刘的考虑。他与这些基层商贩仅仅是商场上的熟人，他在他们危难之际答应接手，不无可能在新情势中重新结盟，保住原有的行业渠道和资源供应。
当然，我们也要记住，当时北京城市商业的集体化控制才启动二三年，还处在试行、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也在观察商人的反应。在1953年1月的另一份简报中，提到了西单地区“资本家的思想动态”[34]。作者提供消息说，“私商在货源上受到了限制，因此资本家在思想上有点波动”。作者还把资本家的反应归纳为四种态度，例如，一些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晚走不如早走好”；一些人想解雇工人，尽快销售公司所存货物；还有一些人“觉得企业没有前途，趁着申请公私合营或转工业从企业想捞一把”，如通过“柜上长支着钱，存在银行里”或“把过去股东在柜上存着的款完全支出去”；最后一种资本家是持“观望”态度。现在我们可以了解成文厚1951年档案所记刘国樑仍在做“财产储备”，是没有与政府作对或犹疑观望的，他甚至还在为扩建成文厚热情地投入资本，这至少在客观上是配合政府之举。
（三）商人活动空间的缩小对企业社会关系的影响
现在我们再次转向分析成文厚档案。从1951年开始的商号资本重组，显然是对成文厚家族企业控制性质的再次认同和内部定位。但也从这时起，成文厚的资产被纳入政府监管之下，档案中的政府清产文件表明，当时政府已经决定对所有城市工商企业做新的评估。刘国樑能够在这种情况进行投资，是在遵守政府总体方针政策的前提下适应市场变化，以保护家族企业利益的策略。然而，此时也正处在抗美援朝的非常时期，政府要求通过增加资本家的资产流动的方式予以物质支持，任何其他决策都有违背之嫌。这时刘转移印刷机以准备投资印刷厂的资本积累，以及为购置春合和久大的房产投入的经费，都可能被视为变换手法保存家族资本，对他产生不利后果。用官方的话说，他是“想捞一把”，或者用当时公方代表的话说，他要把在企业的存款“完全支出去”。按照当时政府政策的框架，刘作为企业家无论做怎样的抉择，都有可能被置于“资本家思想状态”层面的阶级斗争的旋涡之中。
就商号及其经营网络而言，企业自主权也非个人所能自由选择，它还取决于商业管理者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在这方面，我们通过成文厚的铺保档案获得了一些历史信息。1951年至1952年12月，成文厚的铺保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和另一个铺保永和寿材厂，都因为更换股东受到了政府的批评。永和寿材厂的档案逾百页，内容相当复杂，概括地说，在1952年后，有8个股东在社会环境变迁中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股东之一李某参军复员，留在外地，他决定将股份转让给在北京的姐姐和西城区政府福利部门，获区政府批准，但此举却遭到另2位在京股东的反对，他们也曾提出售股份，被区政府批评，说他们“平时懒散不爱劳动”，现在他们也反对其他股东转让股权。
各种工商档案和个人口述资料都说明了新政府对商人的压力，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三年后，在西单一带商户和经理们的周围，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变，这对在传统行业与现代经营模式结合的探索中谋求生存发展的商人们来说，已感到进退维谷，不知道应该如何做出反应。可以肯定地说，刘国樑的徒弟和后代都有无法知道的事情，但刘国樑后来行事更加谨慎是肯定的，从那时起，刘国樑对社会形势的任何反应都成为反面证据，被用来怀疑他要反对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政策，或者被用来证明他是企图破坏新政权的“奸商”。而基层政府的干部确信毛泽东主席在1952年6月的讲话是正确的，他宣布：“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35]。毛泽东利用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长期普遍的冲突构建了一种政治架构，如此“劳资两利”的原则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结论
我们的研究通过一个中小商号的具体变迁过程，自下而上地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北京商业史的发展过程。目前成文厚的个案研究还是有局限的，肯定需要调查搜集更多的资料做补充。然而，在已有的个案分析中，我们阐明了历史文献与口述史资料的多样联系，以及在文献资料背后的多种社会环境的变革状况，特别是民国时期城市商人和商业活动的变革，以及一位资本家的身份在各种社会变革中的具体生成过程。刘国樑是从传统家族管理中走出来的商人，最终成为一位现代经理，并对北京城市商业现代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已建立了一种超家族管理模式的行业结构组织，他把不同行业与学校和教师都视为城市社会的新资源，纳入新的行业社会网络，推动了商业的行业化发展，这种策略也曾使他的商业组织自主管理的意识日益增强。在这种条件下，他努力把新行业知识开发、产品生产和市场销售整合在一起。他对新技术感兴趣，重视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他对“五色账”的发明，表明他愿意采纳西方观念以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他还注意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鼓励商号员工获得较好的培训，只要认为有前途的年轻职工必须接受严格的培训。虽然我们对他的一些商业理念和商业活动还是推测，但这种情况是北京现代商业发展一个大趋势，成文厚也确实在这种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和成熟。刘国樑曾被列为“民族资本家”，在新国家政府成立之初，他可能为自己负责管理同业公会而感到骄傲。他同时努力完善成文厚的经营策略，通过与各种合作者建立关系，如与师资和学校、摊贩和印刷厂建立网络关系等，以保持和扩大家族企业之外的联盟，还对成文厚新的扩大发展目标做出了规划。但是，他必须经受暴风骤雨般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变化。
刘国樑不仅是“三反”“五反”运动的牺牲品，同时也是这场政治事件的社会行动者。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刘与西单其他资本家在商业组织和商业行为上的社会互动；另一方面，市区行政部门也不能不根据政府总体方针路线对工商改造运动给出相应措施。刘国樑在企业自主管理条件逐步成熟的时候，提出了整合行业资源、市场渠道和产品的一体化发展策略，但在政府管理部门实行国有化集体发展的大趋势中，他的行为被视为与政府经济导向背道而驰。在一些档案文件中，政府管理部门还强化了对这种冲突的阶级斗争解释，并将之激化为政治斗争。刘国樑曾试图保持他的商业活动空间，但由于处于商业企业和市场之间一体化的自由空间中，他的任何行动都被越来越看成是非法活动，越来越具危险性，乃至应该被取缔。
本个案还需要补充和发展，但它已可以表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可能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我们应该注意历史文献的运用，但也应该更加明确和具体地描述社会事实。在艰难时期的生活和商业经营方面的口述资料，不仅能提供活资料，也能提供当事人的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思想分析的范畴。例如，成文厚的老职工们仍然相信刘国樑是模范经理；但也有人认为，工商业改造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不可少的过程；还有的管理者认为，在成文厚的商业发展史上，公私合营仅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的第一步，从这个角度说，成文厚的十年变动史不过是北京现代商业史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1] 本项研究属于中法合作项目“行业文化和专业知识传承”北京组的子课题成果，由我与蓝克利教授合写，原文题目为《现代商业的社会史研究：北京成文厚（1942—1952）》，原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部分博硕研究生周锦章、吕红峰和连莉等参加了查阅档案和部分调研过程，特此说明并致谢。
[2] 成文厚，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名为“成文厚显记账簿文具店”，后几次更名，先后为“成文厚账簿文具店”和“北京成文厚账簿店”和“北京成文厚账簿卡片有限公司”等。该商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文献、政府档案和口述史，我们将在本项研究中综合利用。在本文中为方便讨论起见，我们暂且将之统一简称为“成文厚”。
[3] 北京市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编：《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西城卷）》，铅印本，内部资料，2007年1月印制。
[4] 在本项研究中，北京成文厚账簿卡片有限公司总经理崔连会、书记刘玉和副经理李真等领导班子成员曾给予多方支持和协助，谨此特别致谢。
[5] 北京农业学院的刘基厚教授与夫人关毓顺医生，北京物质管理学院的刘兴厚教授等，对本课题的研究有重要帮助，特此郑重致谢。
[6] 本文中使用个人回忆资料，均引自本项目组撰写的调查报告和访谈整理资料，其中大部分资料引自董晓萍、周锦章、吕红峰：《成文厚末科徒弟LJZ与业主刘国樑老家的调查报告》，2007年7月10日。此外，还引用了下列访谈整理资料：吕红峰：《北京市西城区百货公司财会科会计SWY访谈录音整理》；连莉：《北京市西城区百货公司副经理、总会计师GQM访谈录音整理》，2007年8月28日；2007年8月10日；吕红峰：《原成文厚副经理FZC池访谈录音整理》，2007年8月29日。周锦章、吕红峰、连莉：《成文厚印刷制本工艺调查报告》，2007年11月26日。根据田野调查伦理原则，征求被访谈人意见，本文不直接披露被访谈人姓名，在文中均已“原经理”“老职工”或“末科徒弟”代称；在注释中，以原姓名的拼音形式注出。以下皆然。
[7] 贾得泉：《改良商业簿记与报税》，铅印本，得泉簿记学校发行，民国二十九年（1940）八月，国家图书馆藏本。
[8] 关于北京寺庙铺保的讨论参见董晓萍：《流动代理人：北京旧城的寺庙与铺保（1917—1956）》，《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6）：35～44。我们从工商档案中查到的关于“铺保”的较早的说法，见于北京档案馆《清咸丰六年（1856）新正月吉日立诸公外欠总老账》，其中提到“天义切面”的“铺保”为“唐爷”，全宗号：J106-1-0001，1856。
[9] 本文使用北京档案馆所存成文厚档案主要目录：《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营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合伙）》（成文厚显记账簿文具店），全宗号：J22-6-868-5，1949—1954。《北京市手工业换照登记申请书》（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全宗号：J225-450-1，1949—1955。《北平警察局关于傅怡斋超价销售案的侦讯笔录》（春合体育用品商店），全宗号：J181-25-7251，1948。《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营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全宗号：J22-6-1112-8，1949。《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营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登记申请书》（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全宗号：J22-1-807-4，1954。《北京市手工业换照登记申请书》（永和寿材厂），全宗号：J225-450-1，1949—1955。北平市警察局《北平市警察局民国三十七年户口登记簿》，全宗号J-181-6-887，1948。
[10] 北京成文厚账簿卡片有限公司《成文厚大事记》，内部资料，1985年，第1页。
[11] 为保存和研究工作的方便，由北京成文厚账簿卡片有限公司与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实验室合作，由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实验室承担制作，将这些账表汇存簿于2007年7月制成《成文厚老账簿电子书》。
[12] 刘国樑、贾得泉：《合作协议》，1942年10月20日签订，收入《成文厚50周年店庆展资料汇编》，内部资料，北京成文厚账簿卡片有限公司提供，提供时间：2007年8月。
[13] 北京成文厚账簿卡片有限公司：《成文厚大事记》，内部资料，1985，第1页。
[14] 北京档案馆存得泉簿记学校档案9种，时间自1938年至1955年，全宗号：J182-2-20428，J181-23-4482，J4-2-1193，J4-4-1403，J4-4-172，J4-2-1834，J4-4-335，J4-1-933（教育局档案）和J22-8-399-6（工商档案）。
[15] 第4位教员来自民国学院。
[16] 关于改造派和部分接受西式记账法的改良派的争论，参见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
[17] 在1946年的名单中有一位21岁的大学生。
[18] 参见Madeleine Yue Dong（董明），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民国北京：城市和不同城市史），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2003：172-207；也可以参考她的文章，Juggling Bits：Tianqiao as Republican Beijing's Recycling Center（《杂耍说唱：以天桥为民国北京循环利用资源的中心》），Modern China，25/3（1999），303-342。
[19] 成文厚老职工关于刘国樑与前门荣华印刷厂合作的说法在政府工商档案中得到资料证实，参见1952年的另一份合伙契约是原经理刘国樑与前门一带的荣华印刷所合伙的订约文书，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藏：《荣华装订印刷所》，全宗号：22-6-1068，1952。关于这份档案的合作契约内容，我们以下还将继续讨论和分析。
[20] 以下使用刘国樑末科徒弟的口述资料，引自董晓萍、周锦章、吕红峰：《成文厚末科徒弟ZJL与业主刘国樑老家的调查报告》，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7月，打印稿。兹遵守田野调查的学术伦理原则，隐去被访谈人姓名，改用拼音字母注出。
[21] 此时我们应该想起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所撰写的最后一篇论文，其中谈到“社会主义的步伐”问题，原载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0/2，pp.446-456，1950）。他在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秩序正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发展，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随后出现”。他还阐述了自己坚持这个观点的理由。
[22] 参见Tim Wright（蒂姆·怀特），“The Spiritual Heritage of Chinese Capitalism”：Recent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Enterprise Management（《中国资本主义的精神遗产：中国企业管理史的最近研究方向》），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20（1988），185-214。有关本讨论参见第198-210页。
[23] “财产增值准备”（281842225元）是“转入资本”（270199587.81元）加“转入公债”（11642637.81元）的总数，而300000000元的新资本是“转入资本”加1952年前的资本（29880412.64元）的总数。
[24] 关于当时的这些会计概念，参见潘序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7：383。
[25] 北京市档案馆藏：《荣华装订印刷所》，《合伙种类详单》，全宗号：22-6-1068，1952年12月，第78页。
[26] 关于刘国樑通过政府“1950年重估”财产的机会将印刷机等以个人名义化为财产，称“财产价”，另加部分现金，以个人财产入股，合办荣华印刷厂，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藏：《荣华装订印刷所》，全宗号：22-6-1068，1952：78，详见其中《合伙种类详单》第2页。
[27] 本文所述“久大”，全称“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关于久大与成文厚的铺保和房产权关系，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藏：《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全宗号：22-6-1112-8，1952：64，74。
[28] 北京市档案馆藏：《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全宗号：22-6-1112-8，1952：66，73，86。
[29] 刘国樑努力发展企业的行为发生于1950年至1953年，给人印象深刻。他虽然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但仍选择了对合办印刷厂的风险投资；他还于1952年春合破产时，买下了这个老铺保的不动产。他的末科徒弟曾热情地描述说，当时成文厚是西单一带最大的企业，繁荣发展：“如果不搞‘三反’、‘五反’，我们早就都富了”。
[3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99。
[31] 对于市场的理解和商机选择之间的关系，参见Ian I.Mitroff & Richard O.Mason，Business Policy and Metaphysics：Som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I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7/3，1982，pp.361-371.
[32] 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第二区人民政府摊贩工作总结》，全宗号：2-1-248，1949年6月。关于北京市摊贩的再组织问题，参见崔跃峰：《1949—1952年北京市摊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初探》，《史学月刊》，2005（4）：55～60。
[33] 董晓萍、周锦章、吕红峰：《成文厚末科徒弟LJZ与业主刘国樑老家的调查报告》，2007（7）：21。遵守田野作业伦理原则，此处隐去被访谈人姓名，以拼音注出。
[34] 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对私营工商业户情况的调查报告》，全宗号：2-2-364，1953（1）。
[35] 引自郑成林：《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工商团体的改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