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原名若望-巴蒂斯特·波克兰，是巴黎一位宫廷陈设商人（后买得“宫廷侍从”的称号成为穿袍贵族）的长子，10岁丧母。少时，外祖父常带他观看各种戏剧演出，这使他很早就生发了对戏剧的热爱。青少年时期，父亲希望他能传承家业或去做一个律师，因而送其入贵族学校读书，但执拗的儿子却一心一意要去当演员。1643年，顶着社会偏见和父亲的阻挠，莫里哀与志同道合者组织了“盛名剧团”。这个既缺乏经验更匮乏资金的剧团没多久便宣告失败，莫里哀为其负债被拘入狱。1645年，出狱后仍初衷不改的莫里哀加盟另一剧团，离开巴黎去法国外省做巡回演出，此一去便是13年。先是做演员，后来又成为编剧和剧团总监，这段履历不唯使莫里哀广泛接触到了底层民众的生活，确立了平民立场及民主自由的思想倾向，而且也使其对外省颇为流行的法国闹剧和意大利即兴喜剧有了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奠定了他成为杰出喜剧家的坚实基础。
1658年，成为剧团领导人的莫里哀率团返回巴黎，在宫廷演出喜剧《多情的医生》（已佚）并获得成功。路易十四颁诏将罗浮宫小剧场给该剧团使用，莫里哀从此便定居巴黎。
莫里哀的戏剧生涯由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黄金时期，一系列优秀的剧作相继问世。他是剧团领导人兼编剧，同时又是主要演员，其作品的主人公大多由自己扮演。过于繁重、紧张的创造性工作损坏了他的身体。1673年2月17日，他带病参加《无病呻吟》的第四次演出时倒在舞台上，三小时后阖然长逝。
与古典主义悲剧喜欢从古代历史与文学中寻找素材不同，莫里哀的创作大多聚焦于当代，其返回巴黎后所写的第一部喜剧《可笑的女才子》（1659），即取材于现实。作品通过两个资产阶级女子附庸风雅的言行，既调侃了贵族阶级的所谓“典雅”生活，又讽刺了随风而动的一般市民东施效颦的丑态。秉承这种战斗精神，莫里哀又创作了《丈夫学堂》（1661）和《太太学堂》（1662）。这两部姊妹篇探讨的是女子教育和爱情婚姻问题。形式上，两部作品均符合古典主义“大喜剧”的要求：五幕诗体、遵守“三一律”。两者中更为成功的《太太学堂》乃是莫里哀性格喜剧的发端。此后其创作基本上都采用该剧中性格揭示和风俗描绘相结合的办法——抓住人物思想或性格中的一点加以强调和夸张而获得喜剧效果，而由于这种单一性格往往与人物所属阶级的某种特征相联系，因此单一性格便获得了丰厚的生活底蕴而呈现出鲜活的真实感。莫里哀的名作《伪君子》（亦译《答尔丢夫》1664—1669）便是此种性格喜剧中最成功的作品。
《唐璜》（1665）和《恨世者》（1666）是批判贵族的喜剧。前者中的主人公唐璜中空虚无，否定宗教，否定传统的贵族道德信条，四处猎色，借债不还，言行不一。这个形象深刻揭示了贵族阶级经济败落、道德沉沦而又要强撑体面、维护特权的虚弱本质。后者塑造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形象。主人公阿尔赛斯特憎恨习俗、憎恨法律、憎恨一切人和事，成了为恨而恨的可笑怪僻者。这是江河日下之贵族心态的艺术展示。
写于1668年的《乔治·唐丹》和《悭吝人》，则是讽刺资产者的喜剧。前者写一个有钱的乡下人为提高身份地位，娶了没落贵族的女儿为妻，可在妻子及其父母的眼中他永远低一等，且妻子还公然给他戴了绿帽子。作品嘲讽了资产者攀附贵族的虚荣心理。后者则对资产者的拜金主义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嘲弄和批判。富商阿巴公对金钱既贪又吝，家财万贯却偏要哭穷；他要儿子娶有钱的寡妇，要女儿嫁有钱的老头，自己想不花钱娶一个姑娘（儿子的恋人）作续弦；他以不合情理的高利息放债，借贷者却是因恋爱急需用钱的儿子。莫里哀对主人公身上的贪欲和吝啬，做了最大程度的强化、夸张，贪吝成了其绝对情欲，它扭曲了心灵，败坏了家庭伦理。此剧在莫里哀的创作中，成就和影响仅次于《伪君子》，阿巴公则成为西方文学中最著名的吝啬鬼形象之一。
莫里哀的创作在晚年有所变化，写出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剧本，如笑剧、高级古典喜剧、芭蕾喜剧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贵人迷》（1670）、《史嘉本的诡计》（1671）、《女学者》（1672）、《无病呻吟》（1673）等。其中《史嘉本的诡计》塑造了一个聪明过人的仆人形象，作者赋予他执拗的性格，恩仇必报，甚至单单为了证明自己的智慧而百折不挠地坚持把事情做到底。莫里哀笔下有不少类似史嘉本的机智仆人形象。古典主义悲剧中曾叱咤一时的具有强烈公民意识和高度责任感的崇高英雄，被其喜剧中充满“人智”的小百姓取代。这既是艺术趣味的移转，也是“理性”内涵的变化。
莫里哀一生共创作了30部喜剧，部分作品是为宫廷宴乐而作，但他始终不忘“池座观众”（即票价低廉座位上的观众）。莫里哀以古典主义作家中少有的民主立场，继承文艺复兴以来文学的反封建、反教会传统，坚持让喜剧去揭发“本世纪人们的缺点”，去表现“本世纪的恶习”，从而形成鲜明的战斗色彩。诸多充满战斗性的作品，为他赢得了声誉，也招致了许多恶毒的攻击，但他不为所动，始终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莫里哀因为“太爱平民”，法兰西学士院一直未接纳他，死后则为他塑了一尊半身像，底座上的题词是：就他的光荣而论，并没有缺少什么；就我们的光荣而论，倒是缺少了他。
莫里哀的喜剧形式十分多样，既有规整的五幕诗体喜剧，也有三幕、独幕的散文体喜剧；手法上，既借鉴中世纪闹剧，也向意大利即兴喜剧学习。这种丰富性是无法用古典主义规则来界定的，他不被形式束缚而是创造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