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1月22日，拜伦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个相貌英俊行为放纵的军官兼浪子。他为财产与苏格兰贵族小姐凯瑟琳结婚，将妻子带来的陪嫁挥霍干净后，只身一人浪迹欧陆，最终客死法国。拜伦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独自养育儿子的母亲，性情大变，喜怒无常。特殊的家庭环境，加上他先天跛足，难免引来别人异样的眼光与冷嘲热讽。孤独、愤怒和痛苦，几乎是诗人幼年生活中的全部风景，而敏感、自尊、反叛，则是这风景留给诗人心灵永远难以磨灭的印痕。这样的印痕，不但释出了拜伦后来生活中的孤傲不羁，而且也影响了其作为诗人的创作主题与格调。
10岁时，叔祖父去世，拜伦由此继承了爵位和诺丁汉郡纽斯泰德世袭领地。随后，他于1801年就读于哈罗中学，1807年入剑桥大学。青年拜伦醉心于演说、历史和文学，大学一年级时就出版了诗集《懒散的时日》（1807）。诗作虽尚稚嫩，但却体现出了独立的精神姿态。第二年，《爱丁堡评论》发表匿名文章对其进行挖苦，拜伦旋即发表了长篇讽刺诗《英格兰诗人与苏格兰批评家》（1809），对整个英国文坛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是年，拜伦大学毕业后在贵族院获取了世袭议员的席位，并很快离开英国去国外游历。他先后到过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地，1811年7月才回到英国。这次见闻丰富的出游，直接影响到《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一、二章和《东方叙事诗》的写作。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1812）以哈洛尔德在欧洲各地的游历为线索，描写了奇异的异国风光以及主人公的各种经历与见闻，但相比之下，诗人本人以“插话”形式所进行的大段抒情与议论在文本中却处于更为主导的地位。长诗中的哈洛尔德是一个孤独、忧郁、叛逆的贵族青年，亦即第一个“拜伦式英雄”。他性格高傲，憎恶冷酷的文明，厌倦虚伪的上流社会，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然而，他的高傲同时也决定了他无法与人民相通：“古堡矗立着，像心灵的孤高，虽然憔悴，但决不向庸众折腰。”于是，就只剩下了难以排遣的孤独和难以解脱的悲观、抑郁、痛苦与绝望。“旅人的心是冰冷的，旅人的眼是漠然的。”长诗出版后，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英国，并很快为作者赢得了全欧性的声誉。拜伦充满魅力的性格与过人的才华，一时间成为贵族妇女聚会时最热门的话题。诗人自称：“一夜醒来，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名人。”
当时，英国爆发了工人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1812年2月，英国国会制定了“编织机法案”，规定凡破坏机器者一律处死。拜伦义愤填膺，以议员身份首次在上议院发表演说，为破坏机器的工人辩护。不久，他还在报纸上发表了讽刺诗《〈编织机法案〉制定者颂》。面对现实，愈发孤独和愤懑的诗人，开始创作一组以反叛为题旨的叙事诗，这就是《东方叙事诗》。《东方叙事诗》包括作者在1813—1815年写下的《异教徒》（1813）、《阿比托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科林斯的围攻》（1816）、《巴里西纳》（1816）。《海盗》中的主人公康拉德生来就有一颗“富于柔情的心”，但环境却使他变成一个憎恨人类、铁石心肠、杀戮成性的人。他说，人们把他的心“当作蠕虫来践踏，它将像毒蛇那样为自己复仇”。诗作中的主人公均有诗人本人生活遭遇和性格气质的明显印记，被称为“拜伦式英雄”。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桀骜不驯，孤独傲岸，愤世嫉俗，以永不妥协的精神姿态跟整个社会对抗。
拜伦诗作中的政治倾向和反叛姿态招来英国上流社会的忌恨。流言蜚语很快包围了拜伦，“桂冠诗人”骚塞甚至将其称为“恶魔”。而恰在此时发生的拜伦妻子离家出走事件，似乎使英国教会、政客与反动文人对诗人的攻击突然获得了一则具体的“道德证据”，他们在亢奋中联合起来，“攻击”演变成了白热化的“围剿”。1816年4月，拜伦愤然离开英国。他先到比利时凭吊了滑铁卢战场，尔后前往瑞士，并在此结识了雪莱夫妇。雪莱的无神论和乐观主义对拜伦的思想产生了有益的影响。1816年10月，他抵达意大利，并在那里一直滞留到1823年秋。
厄难与打击，锤炼了拜伦的诗才，灵感在他的心头闪闪发光。1816年6月到9月，拜伦一口气写出了《锡隆的囚徒》《梦》《黑暗》《普罗米修斯》等诗作。接下来他又创作了《曼弗雷德》（1816—1817），并于1817年最终完成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最后两章。这两章以更为凝重、沉郁的格调抒写了作者越发强烈的孤独感和对自由的热爱。与前两章相比，人们可以发现拜伦的思想更加成熟厚重，艺术表现上也更加圆熟练达。毕竟，饱经沧桑的诗人而今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思想相对单纯的意气青年了。在《普罗米修斯》中，拜伦塑造了一个正义凛然的英雄形象，他蔑视强权，敢于抗拒一切邪恶势力，而且永远毫不妥协，具有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精神与甘为正义牺牲的高贵品格。《曼弗雷德》是拜伦的一部哲理诗剧，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流亡诗人另一精神维度——幻灭情绪——的表现。主人公曼弗雷德厌恶人生，渴望与世隔绝。他独居阿尔卑斯山的古堡，埋头于科学研究当中，像浮士德一样学识渊博。然而，他越博学便对科学越感到失望，他认为所谓的掌握知识不过只是由一种无知转向另一种无知而已。《曼弗雷德》表达了诗人“世界悲哀”的哲学。诗剧由对英国社会的否定，发展成对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怀疑和否定。曼弗雷德称：“狮子是孤独的……”好像除了孤傲的意志，一切都是虚空和荒诞。于是，主人公便只有去寻求“遗忘”和“死亡”。
1821年，拜伦创作了诗剧《该隐》。它取材于圣经传说，却与圣经的主题南辕北辙。诗剧大胆指出：上帝是一个凶残邪恶的暴君，是世间一切罪恶和不幸的根源。在圣经中，该隐是第一个杀人犯；而诗剧中他是反抗专制统治与专制神权的斗士，是一切热爱自由、为自己的权利同暴政进行斗争的人们的化身。
流亡期间，拜伦曾写下诸多对时政做出直接反应的政治讽刺诗。1820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去世后，“桂冠诗人”骚塞写了长诗《审判的幻景》为其歌功颂德。拜伦旋即写了同名诗作，揭露英国统治者，并痛斥御用文人的卑劣。这首长诗被视作讽刺诗的典范。1822年11月，欧洲各国统治者在意大利的维罗纳召开“神圣同盟”会议，拜伦以此为题材写出长诗《青铜时代》（1822—1823）予以辛辣的嘲讽。19世纪初叶，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旅居在此的拜伦不仅与为自由而战的烧炭党人有密切联系，而且为激励意大利人民的斗争写下了《塔索的哀歌》（1817）、《威尼斯颂》（1819）、《但丁的预言》（1821）等以意大利为题材的诗篇。
1823年秋，为烧炭党人起义失败深感沉痛的诗人离开了意大利，奔赴反土耳其殖民统治斗争正酣的希腊。希腊民众热烈欢迎诗人的到来，委任他为某方面军总司令。1824年4月19日，拜伦病逝于希腊。
19世纪初，有两个人物对欧洲的影响是势均力敌的，这就是拿破仑和拜伦。拜伦为自由而彻底反叛与不懈战斗的一生，可以用其临终前昏迷中的一句呓语来概括，那就是：“前进——前进——要勇敢！”虽然他的世界观中有着极其深刻的矛盾，并且在他的诗歌中流露出个人主义的孤独感和忧郁悲观情绪，然而，他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不妥协地反抗专制暴政。尤其是他洋溢着民主理想和民族解放斗争精神的壮丽诗篇，以及所创造的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的艺术形象，无不显示出真切磅礴的热情、独立不羁的风采。作为浪漫派的一代宗师，拜伦的天才罕有人匹，而强烈的主观抒情与辛辣的社会讽刺则是其独特诗才最鲜明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