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2年2月26日，雨果降生在靠近瑞士的贝藏松城。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一名高级军官，而母亲则是坚定的保皇党人。雨果小时候的政治倾向受母亲影响较大。少年雨果，天资聪颖，抱负远大，有“神童”之称：12岁开始写诗，14岁时已是一位“丰产的诗人”，15岁获法兰西学士院诗歌征文比赛大奖，此后又两度因诗作被国王路易十八赐予奖金。少年得志的雨果最崇拜的人是大诗人夏多布里昂，曾发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历史早已证明，雨果不但践行了自己年少时的宏愿，而更以其远为丰富多彩的人生和堪称丰饶浩瀚的创作超越了自己少时的文学偶像。1885年5月22日走完漫漫人生长路的诗人，安享了国丧的殊荣，巴黎200万民众为他送葬，他的灵柩被安葬在先贤祠。
19世纪20年代初，雨果的第一部诗集《颂歌与民谣集》问世。1826年，他与维尼、缪塞等浪漫派诗人组织第二文社。在自由主义思潮日益高涨的时代氛围中，25岁前后，诗人的社会政治立场由保皇主义明显转向自由主义，缅怀拿破仑武功的诗作《铜柱颂》（1827）就是表征之一。
浪漫主义在18世纪末发端于德国，其影响迅速波及英、法等欧洲诸国。19世纪初叶，法国文坛虽早就有夏多布里昂、斯达尔夫人、龚斯当等人写下不少浪漫主义作品，但在雨果正式步入文坛之前，由于古典主义文学传统在法国远比在英、德等国强大，加上拿破仑战争的影响，浪漫主义在法国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得以确立。1827年，雨果发表了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剧本因不符合舞台演出要求而未能上演，但那篇“序言”却成了法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被称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在《〈克伦威尔〉序》中，雨果提出了自己反对古典主义、主张浪漫主义的文学观。他明确指出：“浪漫主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序言还系统阐述了其浪漫主义的“对照原则”。雨果认为，“大自然就是永恒的双面像”，男女、善恶、忧喜、生死、爱恨、灵肉等无时无地不处于“普遍的对照”之中，“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善与恶共存，光明与黑暗相共”。因此，新的艺术绝不能像古典主义那样将两者割裂开来，只表现崇高伟大而排斥平凡粗俗与滑稽丑怪。1829年，雨果创作了浪漫主义剧本《欧那尼》。剧本写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那尼反抗国王的故事，充斥着浓郁的浪漫主义反叛精神。该剧于1830年2月25日的首演，引发了古典派与浪漫派的最终对决，而其连续数十场成功演出的盛况，则标志着浪漫主义在古典主义的故乡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雨果也因此名声大振，以青年才俊之身成为法兰西文坛领袖。
在写下《欧那尼》的同年，雨果还曾写有剧本《玛丽蓉·德罗尔姆》。在此后的创作生涯中，雨果不断有剧作问世，主要有：《国王取乐》（1832）、《吕克莱斯·波基亚》（1833）、《玛丽·都铎》（1833）、《安日洛》（1835）、《吕依·布拉斯》（1838）、《城堡卫戍官》（1843）等。总体来看，这些剧作不论其本身的艺术水准还是演出效果，似都逊色于那部为他博得显赫声名的《欧那尼》。
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要文学体裁是诗歌，雨果也不例外。在19世纪法国文学史上，雨果的崇高地位主要是由其诗歌创作奠定的。他的文学生涯始于诗歌，并终于诗歌；在长达60年以上的创作生涯中，这位文化与文学巨人的作品计有79卷之多，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其中数量最多的还是诗作。
19世纪30年代前后，雨果虽声名鹊起于舞台，在小说创作方面也颇有收获，但其主要的精力投向却无疑是在诗歌领域。在这十多年时间里，他总共有5部诗集面世：《东方集》（1829）是合乎时代精神的希腊组诗，歌颂自由，富有东方异国情调；《秋叶集》（1831）抒写家庭和私人生活，因妻子与自己好友间的暧昧关系而抹上了浓重的忧郁色调；《晨夕集》（1835）既抒发忧郁的情怀，又憧憬希望的到来；《心声集》（1837）回忆家庭生活，描绘大自然美景；《光与影集》（1840）则是他与梨园名媛朱丽叶的爱情见证，更多地将笔触探向了大自然。
19世纪40年代，乃雨果诗歌创作及整个文学创作的低潮，他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政治问题。1841年，他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1845年，被路易·菲力普册封为法兰西贵族世卿，还当上了贵族院议员。1848年革命改变了雨果一度倾向于妥协的政治态度，他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这一政治思想立场的转变，使其在1851年12月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后，坚定地站到了反抗暴政斗争的前沿，并为此被迫流亡国外19年之久；使其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毅然决然地向亡命的革命者敞开家门，并四处为革命者奔走。当然，作为作家，这一政治思想立场转变之最重要的影响还在于使雨果找回了那成就了所有真正的诗人与诗作的反叛者之“愤怒”。
1853年，流亡途中的雨果发表了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除此之外，其他流亡期间的重要诗集还有《静观集》（1856）、《林园集》（1865）等，而尤以《静观集》最为著名。《静观集》中既有令人陶醉的田园诗，也有面向社会问题的政治诗；既有咏诵爱情的抒情恋歌，也有探索宇宙及人生奥秘的哲理佳句……汇总了各种抒情题材，并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雨果抒情诗的高峰。晚年，雨果的主要诗集有《凶年集》（1872）与《历代传奇》（1883，第三集；前两集分别发表于1859、1877）等。《历代传奇》以圣经故事、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为题材，勾画了从上帝造人，中经古代东方、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直到当代的漫长的人类历史，被称之为是“人的诗歌”。这部题材雄伟的大型诗作创作时间长达40余年，充分表明雨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和讽刺诗人，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史诗诗人。
纵观雨果一生的诗歌创作，可以发现，题材的丰富，体式的多变，风格上的高昂和乐观，构成了其不同于维尼、拉马丁、缪塞等一般浪漫派诗人的鲜明特征。
早在刚刚步入文坛之初，雨果就曾涉足小说创作。中篇小说《冰岛恶魔》（1823）与《布格—雅加尔》（1826）颇有英国哥特体传奇小说的风韵，乃其最早的尝试；而稍晚发表的中篇《死囚末日记》（1829）则表明了其早期小说创作中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1831年，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完成耗时4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发表，标志着雨果早期小说创作的探索终于结出了硕果，该作也由此成为经典的浪漫主义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巴黎圣母院》以离奇的手法描写了一个发生在15世纪的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道貌岸然，因爱生恨迫害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而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伽西莫多却维护正义，甘为女郎舍生赴死。小说揭露了教会的黑暗与教士的虚伪，宣告了禁欲主义的破产。小说中的人物以爱斯梅拉达为中心呈现为一个对照的循环，诸如女主人公与克洛德内在的善恶对照、与伽西莫多外形上的美丑对照，堪称雨果浪漫主义美丑对照原则的文本实验。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小说越来越成为雨果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流亡期间，除1862年发表的《悲惨世界》之外，雨果还发表了《海上劳工》（1866）和《笑面人》（1869）两部长篇小说。前者写青年渔民吉利亚特为了获得理想的婚姻，一个人来到大海上，战胜排山倒海的巨浪和大风暴的袭击，终于将老水手沉船上的机器运回去——这是老水手所开出的娶他侄女为妻的条件。雨果把主人公称为“约伯和普罗米修斯的结合”，其与大自然搏斗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坚强意志被礼赞为人类不断进步的动力。后者以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英国的宫廷斗争为背景，写一个从小被骗卖毁容而成为马戏团小丑的贵族的故事，情节离奇曲折。
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九三年》（1874）是雨果小说创作中的封笔之作。小说的中心人物是革命远征军司令郭文与政治委员西穆尔登。朗德纳克侯爵是保王党军队的统帅，对革命充满仇恨，曾将被俘的巴黎联队士兵全部枪杀。叛乱失败后，已经成功逃脱的他为救3个孩子又返回，结果束手就擒被革命军判处绞刑。在郭文看来，侯爵牺牲自己救孩子，表明他已回到人道的圈子里来，于是他放走了朗德纳克。西穆尔登按革命法律判处郭文绞刑，郭文被推上绞架，西穆尔登开枪自杀。小说展现了残酷的革命与仁爱的人道的对立，整个故事论证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雨果无愧为一代伟人。他是个胸怀博大的民主斗士，声讨封建专制，挞伐民族压迫，也曾斥责英法联军对中国的侵略。他又是个真诚热情的人道主义卫士，高举博爱主义大旗，同情下层人民，反对阶级压迫，努力探求消除罪恶、改造人性的途径。作为一位大诗人，他把抒情、讽刺、写景、咏史和哲理沉思出色地纳入诗歌领域，独创一种恢宏豪放而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一位大作家，他的小说堪称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浪漫主义小说。他不仅得心应手地运用对比原则，把善恶美丑的揭示渗透在人物事件的描写之中，而且想象奇特、夸张大胆、情节大起大落，富有传奇色彩和史诗气氛。他小说的主人公多为地位低下而品质高尚的普通人。他小说的语言瑰丽，笔墨酣畅，行文大气磅礴。缪塞、大仲马、戈蒂耶、梅里美、司汤达和巴尔扎克都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