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9月9日，托尔斯泰出生于莫斯科以南约160千米的图拉省克拉皮县亚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伯爵世家。2岁时母亲去世，9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在姑母的监护下长大。童年家庭生活的不幸使其养成了沉思默想的个性，在幼年时他就开始了对人与上帝之类问题的追问。早年，他在家庭中接受的是贵族式的启蒙教育，1844年进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次年转到法律系。在大学期间，他感兴趣的是文学与道德哲学，广泛阅读了这方面的著作。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接受了卢梭思想的深刻影响。1847年，由于对学校教育的不满，他自动退学回到自己的世袭庄园。在这里，他一面有计划地自学各种学科的知识，一面亲理农事，并企图通过改革以缓解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但这种改革却因得不到农民的理解而终告失败。在灰心失望的情况下，他在莫斯科上流社会过了一段懒散、荒唐的生活，同时也在心烦意乱、焦虑不安中思索着道德上自我完善的问题。1851年随兄到高加索服军役，在高加索的6年生活中，他曾在克里米亚参加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战争，并担任炮兵连连长。在军务之余，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童年》（1852）、《少年》（1854）等小说，使其声名鹊起。1856年，他退伍回到庄园再次推行农事改革，但又以失败告终。
《童年》《少年》和《青年》（1857）是其自传体小说，这组三部曲通过对贵族出身的尼古林卡的思想与感情变化的描写，揭示了一个青年人的成长及其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反映出他努力寻找自己生活使命的历史。托尔斯泰把主人公逐步发现世界和认识自身的历史作为三部曲内在的结构线索，深刻而细致地展现了主人公感情和心理世界的千变万化，表现出道德探索和心理分析的创作倾向。《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是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的短篇小说集，它不仅表现出作者对战争生活的深刻理解，而且还在发扬了三部曲道德和心理探索特点的基础上，显示出史诗式的叙事风格，初步展露出以后《战争与和平》中的创作才情。自传性的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首次表现了作者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探索者形象，他身上反映了当时托尔斯泰思想的主要特征。
在农事改革失败后的1857年，托尔斯泰带着苦闷矛盾的心情到德国、法国和瑞士考察。他在综合了这次旅行感受的基础上，写出了短篇小说《琉森》（1857）。小说在对资本主义文明与个人命运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对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怀疑、不满与批判，以及对真理和善等永恒道德原则的呼唤。50年代末，托尔斯泰与革命民主派在农奴制和艺术观问题上发生分歧。1859年他与《现代人》杂志分离后，从彼得堡回到故乡的庄园，在家乡创办学校，把教育视为社会改良的重要途径。1862年9月，他和莫斯科名医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结婚。婚姻生活减轻了其精神上的苦闷，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1863年，他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发表。主人公奥列宁是一个自传性的精神探索者形象，作者通过他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社会问题和贵族出路问题的苦苦探索。小说表现出托尔斯泰史诗性风格的发展，为创作《战争与和平》做了准备。同年，托尔斯泰停止办学，潜心研究历史和从事文学创作，他企图在历史和道德的研究中找到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答案。
1863年至1869年，他潜心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乃其三大代表作之一。小说着重通过对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三个中心人物的描写，回答贵族的命运与前途的问题。小说以包尔康斯基、别素号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个贵族家庭的纪事为情节线索，从战争与和平两个主要方面来表现俄罗斯民族同拿破仑侵略者、俄国社会制度同人民意愿间的矛盾，肯定了俄国人民在战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他努力写人民的历史，把卫国战争写成是正义之战，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高涨的爱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历史事变中描写人是《战争与和平》的一条基本的创作原则，也是使小说产生宏伟的史诗风格的重要原因。《战争与和平》不仅描写了强大的和不同性质的生活激流，展现了历史和社会的运动，而且也展示了各种人物的心理发展和他们的内心生活激流，同时还揭示了内心生活激流与外部生活激流之间的联系；作品的心理描写技巧不仅表现在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刻画上，而且也表现在对人民群众群体心理的描写中。丰富繁杂的材料和众多的人物在作品中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小说以其宏伟的构思、气势磅礴的叙述和卓越的艺术描写被公认为世界长篇杰作之一。但小说不少章节中在阐述历史和道德哲学观点时，过于冗长的议论破坏了小说结构的和谐性。
在托尔斯泰完成了《战争与和平》之后，俄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他的人生哲学也在激烈的精神探索中发生了变化。1869年9月，托尔斯泰因事途经阿尔扎玛斯，深夜，在肮脏的旅馆中他首次体验到了忧虑与死亡的恐怖，此后，这种恐怖频繁地向他袭来，打破了他先前宁静的心境。这种“阿尔扎玛斯的恐怖”预示了托尔斯泰精神危机的来临。1873年到1877年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流露出危机感和悲观情调，主人公们的内心矛盾往往得不到解决，有时还造成灾难，充满了悲剧成分。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冲击下，托尔斯泰的内心矛盾更趋尖锐。为了找到出路和答案，他广泛接触、考察现实生活，阅读了大量有关社会、哲学、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书籍，期间，还接触了叔本华的哲学。这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精神探索阶段。经过紧张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彻底地与贵族阶级决裂，站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他思想转变过程中的许多观点，在《忏悔录》（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6）等论文中得到了阐述。就是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托尔斯泰主义”是指托尔斯泰于19世纪后期形成的一种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是“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上帝之爱和向上帝呼吁，把对上帝的信仰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作为消除社会邪恶、改良社会的根本途径。在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日益高涨、人民日益觉醒的时代，托尔斯泰一方面对沙皇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进行最激烈的批判，表现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竭力推行他的“托尔斯泰主义”，表现出了他思想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托尔斯泰主义”作为他发明的救世新术，不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性。
19世纪80—90年代，托尔斯泰创作了许多小说、戏剧、民间故事、传说、寓言、政论和艺术论文等。主要有：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活尸》（1911），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教育的果实》（1890）、《克莱采奏鸣曲》（1887—1889）、《哈吉·穆特拉》（1896—1904）、《舞会之后》（1911）、《谢尔盖神父》（1912）等，以及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这一时期的创作一方面表达和宣扬了作者世界观转变后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对社会的种种罪恶作了尖锐批判。
《复活》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他晚年思想与艺术探索的结晶。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把人的精神复活看作社会根本转变的起点，这种思想集中地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精神复活过程的描写表现出来。
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思想和性格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洁善良、追求理想。这时，他健康、真诚、充实、崇高、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而献身。他信奉斯宾塞“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理论，把继承父亲的土地送给了农民。他真挚地爱着姑母家半养女半婢女的玛丝洛娃，其内心迸发出来的对她的爱情，纯洁而富于诗意。第二阶段是放纵情欲、走向堕落。受习惯观念以及违背真与美原则的那种日常生活榜样的影响，聂赫留朵夫变得猥琐、低下、空虚和渺小。按作者的说法，这是“动物的人”压倒了“精神的人”的阶段。小说还较为充分地展示了主人公灵魂深处两种矛盾的感情冲突：真正的爱和**欲、希望玛丝洛娃幸福和渴求肉欲的享乐。小说强调了生活中“通行的”“习惯的”东西对他的影响。当他厌恶自己的不洁欲望时，“应该像大家那样去做才对”的声音很快压倒了那点善良的念头，于是，很自然地滑入了堕落的泥坑。第三阶段是从忏悔走向复活。法庭上与玛丝洛娃重逢后，聂赫留朵夫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深睡在心灵深处的精神的人开始苏醒。他认清了自己虚伪可耻的面目，决心悔过自新。他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还按“真理的原则”处理家庭财产，最后在上帝那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这时，按照作者的观点看，“精神的人”战胜了“动物的人”，聂赫留朵夫走向了灵魂的“复活”。聂赫留朵夫由忏悔走向复活的过程，就是人性由失落到复归的过程，也即改恶从善，善战胜恶，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不过，小说的具体描写又告诉人们，聂赫留朵夫的转变，是他在不断地接触现实，认识“通行的”“习惯的”生活的恶，并经过内心的冲突、反抗，最终放弃他原先奉行的观点与准则的过程。这既是他的人的道德精神复活的过程，也是他转变贵族立场，走向人民的过程。这种转变具有现实的根据，也富有教育意义。但聂赫留朵夫最后信奉“勿以暴力抗恶”的不抵抗主义，使他俨然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这反而失去形象的真实性。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的贵族”的形象，他身上表现了作者自己世界观的矛盾，具有自传性。
玛丝洛娃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形象。玛丝洛娃原先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她最初对人态度上的明显变化，是在了解到聂赫留朵夫的欺骗的卑鄙之后。她受骗之后被人赶走，孤苦伶仃之下常常受人欺凌，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这一切都强化了她对人的最初认识，而对善、对上帝的信念开始动摇，对恶的存在与力量深信无疑。她所体验到的痛苦越多，就越相信所发生的事的必然性。在环境的影响、逼迫下，她沦为妓女，而且逐渐养成了一些新的生存观念和处世“哲学”。她不仅不再对自己的职业和习惯感到厌恶，而且还不无自觉地认同了它们，把原本令人厌恶和感到可怕的东西看作正常的。后来，她在聂赫留朵夫的行为中重新看到了人身上的善，恢复了从前有过的信念，内心也产生了真正人的情感。玛丝洛娃内心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却又不接受他提出的结婚请求，因为她觉得这不会给他带来幸福。她拒绝他的爱，同他为了拯救她而提出与她结婚一样，都是为对方而牺牲自己。作者认为，这种富于自我牺牲的爱是人类感情的最高形式。这说明玛丝洛娃也开始复活了。在去西伯利亚的途中，革命者高尚情操的影响是她走向复活道路的关键环节。与这些“好的出奇”的革命者相处，她感到自己看见了人与人之间的新天地，她内心有了对新生活的热切渴望。玛丝洛娃获得了新生，她的精神最终彻底复活了，这种复活是有深刻的生活依据的。
男女主人公复活的道路是不同的，但作者认为他们的精神归宿是一致的，即“博爱”与“宽恕”。托尔斯泰通过对男女主人公“复活”的描写，强调了“道德自我完善”在改造人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托尔斯泰所制定的这种拯救人类的宗教道德药方是空想性、虚幻性的，但在作品中，作者基于此种思想主张对沙皇俄国的一切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教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做了强烈的批判。小说对宗教式虚幻世界的追求与对现实中各种社会现象实质的深刻洞察、揭露与批判是共存的。因此，尽管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有消极性的一面，但它的社会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以及对社会各阶级描写的表现力，是超过作者以往任何一部作品的。
《复活》在题材的广泛性、内容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以及心理描写技巧的多样性方面，又一次呈现了史诗的风格。此外，小说还突出地表现出作者讽刺的才能。这部作品强烈的批判性和深刻的揭露性，常常是在对一定的生活方式、人的行为和社会制度的讽刺性描写中表现出来的，这是一部讽刺性的社会小说和心理小说。
托尔斯泰晚年致力于“平民化”工作，生活简朴，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但其平民化思想与贵族家庭的生活常发生矛盾冲突，连家里人也无法理解和接受他的思想，他在极度苦闷与矛盾中于1910年离家出走。途中得了肺炎，11月20日一代文学大师和文化巨人病逝于阿斯塔波火车站，终年82岁。
托尔斯泰认为人身上存在着灵魂与肉体的矛盾，他把物质的、肉体的欲望同利己主义联系起来，主张人应该让灵魂主宰肉体从而走向道德自我完善。他认为私有财产是诱发人的私欲、滋生人类恶的外在根据，主张彻底铲除私有财产制度。他通过文学创作对现存的制度和现实生活中一切虚伪、荒谬与不人道、不道德的东西进行了无情的、毁灭性的揭露和批判。虽然这些揭露和批判只是否定了现实，未能为人们指出切实可行的未来之路；他思想发展的本质是同现有制度彻底决裂，同时又放弃一切形式的社会斗争，借助宗教求得“自我完善”，这种思想在“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上是反动的。然而，托尔斯泰高度重视人、尊重人、同情人，对人及其内在的力量，对人类崇高的精神品质始终给予高度信赖。他的创作总是显示出对人类生存的无比真诚，即使在悲观中也永远富有崇高与乐观，因而始终富有人性的魅力。他的作品的最深处，跳动着一颗正直无私、纯真善良的巨人之心。
托尔斯泰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全景式的史诗性叙事艺术。这种特点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所包含的内容丰富多彩，叙述具有多层次性，而且还表现在他能真实地展现现实生活中人的内心世界的千变万化上面。叙事的惊人广度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揭示，对社会恶的大胆披露以及对崇高道德的追求，对那些应当成为社会生活之基础的真正合乎人道的原则的揭示，使托尔斯泰的小说既具有再现生活的广阔性和丰富性，又具有表现人的心灵世界的深刻性和真实性。他的作品既广泛描写了人的外在生活流，又表现了个体和群体的人的心理现象流，从而使他的创作显得气势磅礴、博大精深。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价托尔斯泰心理描写技巧时用“心灵辩证法”这一专门术语来概括。他认为，“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10]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看法，托尔斯泰习惯于通过描写心理变化过程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演变；他最感兴趣的是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本身，是这种过程的形态和规律；他能描述出一些情感和心理，展示心理流动形态的多样性和内在联系。这就是所谓“心灵辩证法”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