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于1828年3月20日出生在挪威东南海滨小城斯基恩镇一个富有的木材商家庭。8岁时父亲经营的木材生意破产，家道中落所带来的生活境遇的变化对少年易卜生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1844年他因家庭生活贫困而辍学，来到格利姆斯达镇一家药房当学徒。期间他大量阅读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等作品，开始进行诗歌创作，写有长诗《醒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致马扎尔人》等，并开始进行戏剧创作，写有剧本《凯蒂琳》（1850）。
1850年，易卜生到首都报考大学失败后，就留在那里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852年的易卜生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剧作家兼评论家了。1851年至1864年，易卜生先后担任卑尔根民族剧院编剧和首都剧院的艺术指导，为建立挪威民族戏剧艰苦劳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1864年，面对奥普联军入侵丹麦危及挪威安全，易卜生不满统治者的中立政策。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些政客借评论他的《恋爱的喜剧》为名，对其进行恶意攻击和中伤。这一切使得易卜生离开祖国侨居异乡27年之久。期间，他密切关注欧洲的社会变革进程，关心挪威国内的局势发展，写有10多部反映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社会问题剧”。1891年，63岁的易卜生载誉回国，定居首都。晚年，作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心情忧郁、生活孤寂。1906年5月23日，易卜生去世，挪威为他举行了国葬。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除了早期的诗歌，易卜生共写有剧本26部。他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50—1868）为浪漫主义戏剧时期。主要以北欧民间传说、叙事谣曲和挪威中世纪历史故事为题材，抒发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该时期的主要剧作有《凯蒂琳》（1850）、《觊觎王位的人》（1863）、《布朗德》（1866）、《培尔·金特》（1867）等。贯穿于易卜生创作始终的所谓“个人的精神反叛”主题，在《布朗德》与《培尔·金特》中得到了最初体现。
《布朗德》中的同名主人公是牧师，同时也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毕生追求纯洁的道德和圣洁的理想。他认为精神生活才是人生的意义之所在，其他的东西得到的越少或失去的越多则越好。他满腔热情地吁请信徒们随他“向高处去！”可在抽象的理想与可见的物质之间他们却更愿选择后者，于是纷纷弃他而去。布朗德独自一人在艰难困苦中坚定地向山顶进发，最终死于雪崩。个人与大众、精英与庸众的冲突构成了该剧的基本冲突。《培尔·金特》中的同名主人公培尔·金特是极端利己主义的市侩，同时也是一位执念于个人自由的冒险家。他毫无道德准则，只有自私自利，为了个人的快乐幸福，甚至拐骗新婚朋友的妻子，后来又抛弃她。这个一度幻想当上国王的人四处冒险，但晚年却穷困潦倒，最终在恋人索尔薇格爱的感召下，终于认识并找回了真正的自我。剧作将丑恶现实与美好幻想融成一体，寓言式描绘中寄寓着深刻哲理。作家对这个人物显然怀有复杂的感情，既欣赏他身上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又鞭挞其极端个人主义的恶行。作品一发表即在全欧引起轰动，给易卜生带来极大的声誉。
第二阶段（1868—1883）是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时期，也是易卜生创作的鼎盛期。社会问题剧是易卜生独创的一种戏剧类型，以尖锐地提出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来进行分析讨论而著称。这些剧本涉及当时的政治、宗教、法律、道德、家庭、婚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思想尖锐、文笔犀利，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大致来说，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家庭问题剧，另一类为政治问题剧。前者如《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等；后者如《社会支柱》（1877）、《人民公敌》（1882）等。如上提到的4个作品又被统称为易卜生的“四大社会问题剧”。
《玩偶之家》作为易卜生的代表作发表后，遭到了社会舆论的恶毒攻击。《群鬼》是易卜生为反击对《玩偶之家》的攻击和非难而写的。剧中主人公阿尔文太太的丈夫混迹于花街柳巷，被苦闷折磨的她试图离开丈夫寻找昔日的情人曼德牧师，但曼德牧师却规劝她在家中恪守妇道，甚至要求她对外隐瞒丈夫的恶习以维护他的名声。后来她将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不料想儿子因受父亲的影响早就开始性乱——与父亲的私生女私通，还因此染上了父亲的花柳病。最终，她只能在绝望痛苦之中呼号“给我阳光！”女主人公的悲剧有力地控诉了所谓幸福婚姻、和睦家庭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社会支柱》的主人公博尼克是一家造船厂的厂主，表面看来衣冠楚楚，被当成社会的“模范公民”、家庭的“理想丈夫”，是具有一切美德的“社会支柱”，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极端无耻的骗子、刑事犯和**棍。作品揭开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假外衣，对那些所谓的“社会支柱”——其实是作恶多端的政客达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
《人民公敌》是一部揭露性很强的社会问题剧。主人公斯多克芒是挪威某城温泉浴场的一位正直善良的医生，当他发现温泉被污染含有传染病菌时，不顾当市长的哥哥与浴场主的威胁利诱，主张关闭并改建浴场，结果遭到了以市长为首的政客及其他小业主们的激烈反对。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威胁，斯多克芒单枪匹马地对抗着打着自由招牌的“多数者”，最后在群众大会上他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剧本高度肯定了斯多克芒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称颂他是“一个有完整人生理想的人”，并称“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
第三阶段（1884—1899）为象征主义戏剧时期，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减少，戏剧重心从社会批判转向人生哲理和人之内心活动的探讨，作品具有浓郁的象征色彩。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野鸭》（1884）、《海上夫人》（1888）、《建筑师》（1892）、《小艾友夫》（1894）、《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1899）。其中《野鸭》为该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剧中的雅尔马在生活的泥潭里苟且偷生、不思进取，像一只被打折了翅膀的野鸭，一头扎在深水里忘却了飞翔。
易卜生以戏剧为载体，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思考，形成了其强调人的个性与精神因而放言人格大于国格的“易卜生主义”。他的“社会问题剧”打破了欧洲剧坛的格局，把剧场由一个娱乐场所变成激发观众思考社会问题的舞台。他对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法律、家庭、婚姻、自由等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严峻拷问，极具颠覆精神。在艺术表现上，易卜生戏剧改变了长期以来戏剧以情节和巧合为主要手段的表现方法，将远离生活的古典戏剧转变为反映现实生活的白话剧。在欧洲戏剧史上，易卜生不仅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同时也是西方现代戏剧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