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派重国学。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学，当首经史”[1]。而经即史，“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2]。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国粹派主张国学，其主要内容就是史学。故章太炎肯定：“国粹以历史为主”[3]。其重史，不言而喻。
但是，具体地说，国粹派又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地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借以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在他们看来，历史就是最可贵的国粹。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他具有历史的观念，因而能合群，进而“建国家，辨种族”[4]。失去历史的民族，是无根的民族，一盘散沙，不可能竞存于世界。章太炎十分形象地将国民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比作庄稼，而将民族的历史则比作庄稼赖以扎根和吸取养料的沃土。他说：“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5]。这就是说，唯有历史才是保持民族凝聚力无可替代而又永不衰竭的力量源泉。所以，国粹派始终坚信，培养人们的爱国心，此种“润物细无声”的无形之用，乃是历史的“最大的用处”[6]。也惟其如此，必须将历史知识化为国人的常识。
二是鉴往知来、推进人类文明的利器。马叙伦曾对史的“名”、“实”，作了界定。他认为，史之名虽始于文明开化之世，但史之实就其原指过去的事实而言，“它与宇宙并生”；人们将宇宙万物的化育过程及人类过去的实践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史便成了专门的学问，称史学或“历史之学”。所以史的作用就在于它以鉴往知来为职志，可成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利器。他说：“达史之用，可以促开化，可以进文明。”[7]“中人而有志于兴国也，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盖历史固文明之嚆矢也。”[8]邓实表述得更明确，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实为古今无穷递嬗的过程。“今”为“古”之发展，而“古”即孕育着“今”。说到底，历史的功能就在于为人类社会此种古今递嬗生命机制的正常运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中介作用。他说：“（人群进化）当其既进，有已往之现象，当其未进，有未来之影响。历史者，即其一大群之现象、影响也。既往之文明现象，惟历史能留之，未来之文明影响，惟历史能胎之”[9]。这里的见解与马叙伦 “历史文明之嚆矢”的说法，显然是一致的：不仅人类过往的“文明现象”有待历史来保存；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对未来的“影响”，也有待于历史积极的保存、提炼与转换，从而得以实现新旧文明的递嬗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化。邓实无疑较他人更有力地彰显了史学作为文明利器的社会功能。
国粹派虽十分看重历史，但却深感中国传统史学实难“当意”[10]。因此，对封建旧史学施以猛烈的批判，以为它有三大缺陷：
其一，有“君史”，无“民史”。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书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但无非是君史，而非民史，即为封建帝王“一人之传记，而无社会之历史”[11]。王者有天下，更正朔，改服色，于是一言一语，则有“诏令”、“制诰”、“宝训”；一举一动，则有“起居注”、“实录”；祭天有“郊祀志”，巡游有封禅，行石刻；征讨有“中兴记”、“平定方略”等。封建史家“其脑坯中所有仅一帝王耳，舍帝王以外无日月，舍帝王以外无风云”。所传威名彪炳的将帅，所记功烈懿铄的元勋，所谓“儒林传”“文苑传”中的文人学士，无非是攀附奔走帝王者，或其下走之舆台、弭笔之文士而已；而“人群之英雄、社会之豪杰、政治之大家、哲学之巨子”，真正体现群体利益的人物，尽遭刊落[12]。但事实上，社会的进化不是一、二人的进化，而是群体的进化。“人是群体的生物”，“以群生，以群强，以群治，以群昌”，因此，“舍人群不能成历史”。所谓“民史”，就是应当颂扬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生计家、探险家等，“人群之英雄”；记述学术、宗教、种族、风俗、经济等，“人群之事功”。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之人物”和“历史之光荣”[13]。然而，旧史书所津津乐道的所谓“龙兴”、“中兴”，所谓“熙朝”、“盛世”、“太平”，无非记录着“中国专制政体之进化”和“一人一家之利益”[14]，于群治进退、人民的利益，并无关系。封建帝王不仅私天下于一家，而且“私其史于一家”[15]。所以毫不奇怪，本是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历史学，却变得索然无味 。关系国计民生的民史，包括学术史、科技史、教育史、风俗史、种族史、财政史、外交史等，均湮没无闻。其结果，四千年的中国，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君史而无民史，有朝史而无国史。二十四史“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16]
其二，“贵知记事，而文明史不详”。在国粹派心目中，“文明史”就是重在彰显群体进化、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历史现象虽然纷繁复杂，但决非是彼此孤立的“陈迹”、“幻想”、“浮云”之类一堆无意义的东西的偶然堆积。“人类者，磅礴乎宇宙，弥纶乎今古”，既不能离宇宙而自存，则地理环境影响着人类的身心及其运动经营的形式，固不待言；既不能超古今而独立，则前人之影响于后人，古形式之影响于今形式，也显而易见。因而，无论是人群与人群之间，还是新形式与旧形式之间，“或冲击撞突，而彼此兴亡，或和济博翕，而协化并存”，其盛衰兴灭，分合聚散，都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而必有某种“理法纲维于其间”。这就是史迹彼此间存在着的内在的因果关系。“人与人无关系则无人群之历史，国与国无关系则无国群之历史”。此种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既不因帝王而起，也不因英雄而息，甚至与众人的意愿无关。它只缘社会有机体“相翕应相维系而起”。因此，一定历史阶段史迹间内在因果关系的总和，既是体现着“大化之精神”，“时代之精神”，同时也就是体现着社会“有机团体”自身生命的搏动[17]。历史要真正成为一门学问，就必须着重去探究人群兴亡盛衰、隆替荣枯的道理，即揭示历史进化自身内在的必然性。但是，中国传统的史学与之相反，它重天地、年代，故有年表、编年史之作，以记时代、史迹之先后。所谓记事本末体，也惟以年月别此群彼群间的“新旧”而已。其最致命的弱点，恰恰在于满足记述孤立、琐碎的史迹，而于“其中之关系”，无所措意。“零碎之智识，不足称科学”。旧史书只是帝王起居注、英雄列传一类的组合体，犹如木材土石之杂然丛积并不等于巍峨的宫室，充其量不过是详尽的年表，却称不上是历史的科学[18]。这在章太炎，就叫做“文明史不详”。他说：“中夏之典，贵在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19]。这里所谓“知万物之皆出于几”，也就是强调著史须把握历史进化内在的必然性；而旧史“其实难理”，也在于“苟务编缀”，于此无所发明。所以，章太炎强调，旧史书“徒知记事”，实难“当意”[20]。邓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中国“无史”：“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呜乎，中国无史矣，非无史，无史家也；非无史家，无史识也”[21]。
其三，“宗旨既非，焉有信史”。国粹派认为，史学虽为天下的公器，但它真能著为信史，裨益群体，却赖史家有“公权”，即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泰西各国人有作史之权……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重，动关全族”[22]。故其史为群史，非一姓一家所私有。同时，惟其如此，史家多能出以公心，其史为信史。在中国则不同，秦以降，暴君独夫接踵后世，禁网日密，公权尽失。史既为帝王一家私有物，史必无公心，“宗旨既非，焉有信史”[23]？这又表现为二：一是史家不敢“有放直笔以触文网”。司马迁、班固以下，“后之史职者，惟言其谀佞，舍铺张虚美盛德大业之外无文字”[24]。“文君其君，但纪美谈，引避口实，揄扬雍容”。但同样对于君主，情况又有不同。凡本朝应运，“君皆圣明”，而前代末造，必尽“昏君”。总之，史臣誉者益誉，毁者益毁，无非曲笔求容，并无实事求是之心[25]；二是史家有意曲笔以取利。例如，“固受金而寿求米”，都无非挟其奇纵傀逸之才，而为“褒贬过情之论”。同样，欧阳修作《五代史》，不为辅通立传，意存曲古讳今。班固、陈寿诸人古称良史，尚非“当于史义而无媿者”，遑论其他[26]。
上述国粹派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所概括的旧史学有“四弊二病”的见解[32]，大体上是一致的。二者都尖锐地指出，封建史学说到底不过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工具，不仅漠视国民，而且满足于记事，于社会进化的原理很少措意。这些见解应当说是正确的。但二者又都明显地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中国传统史学虽然有种种弊端，但它毕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他们概之以“帝王家谱”，甚至谓“中国无史”，又无疑是不正确的。如果说这是二者的共同点，那么还应当看到其间依然存在着差别：一是梁启超的见解更偏激。他不仅批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而且认为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同时，将传统的纪传都说成无非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因此，他断言，中国史书满纸充斥“邻猫生子”一类的事实，读来令人发昏，并无价值可言[33]。这自然是较上述国粹派的见解，更加绝对地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史学。
二是国粹派的上述批判虽然也存在偏激，但他们显然很快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一些论述中，又注意到适当肯定旧史学的地位，从而在实际上纠正了自己原先某些偏激的论点，甚至径直对梁启超的过激提出批评。例如，邓实就指出，社会进化由野蛮趋向文明，已历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代，即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与此相应，史学的进化也经历了“神权时代史”，即“神史”；“君权时代史”，即“君史”；“民权时代史”，即“民史”三个时期。“神史”重祭祀，在今天看来固属迷信，但它曾有过“以神权监君权”的积极作用，“此神史之功也”[34]。“君史”屈从君权，固然荒谬，但一代之君成一代之史，史氏诵本朝之法，录其典制，在其时却堪称“良史材”，其书也堪称“信史”。中国既未进民权时代，“民史之为物，中国未尝有也”[35]，但邓实相信，随着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要过渡到民权时代，中国的“君史”也必然要为民史所替代：“前之天下为君王治下之天下，后之天下为民主治下之天下，天下大势既由君而趋于民，则其制度、文物、人材、学术、历史、宗教，亦必由君而归于民。势之所趋，虽有圣智无可与逆”[36]。这种见解，实则从根本上就肯定了封建史学有自己历史的合理性。黄节则对梁启超首倡的“家谱”说提出疑义。他认为，不仅《六经》、诸子书反映了中国群治的进化，史迁的《河渠志》、《平准志》以及“刺客”，“游侠”，“货殖”诸篇，也都详述了民物、风俗、道艺的兴衰升降，足见社会得失之由。所以他说：“概以谓吾国四千年旧史，皆一家一姓之谱谍，斯言也，毋亦过当欤[37]？”章太炎的见解尤其值得重视。他虽然批评传统史学不足“当意”，但甚少偏激。所以章太炎对梁启超的“邻猫生子”及“斫书”说，一再提出批评。他说，旧史所载多关乎人物制度、地理风俗荦荦大者，如何能比作“生猫”？且所记为本国历史，仍自家事不是外国邻家事；即是外国史也须要看看，何况本国历史？旧史书主要记政治得失，论人物高下，记战争所占篇幅并不很多，如何能说是“斫书”？章太炎认为，中国史学尽管有自己的弊端，但它不仅源远流长，且体例完备，记叙周详，其发达程度实为他国所不能及[38]。这种实事求是的见解就显得平实。所以，从总体上看，国粹派终究较梁启超高出一筹，就在于他们自觉到可以批判旧史学，却不应该简单的抹杀它。
但是，国粹派所以极力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猛烈批判封建旧史学，又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史学领域的反映。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实现民族团结，奋起抗击列强侵略和推进社会进步，始终是志士仁人奔走呼号的主题。国粹派从民族主义和社会进化的角度上，突出强调史学当充分发挥增进国民的民族意识和推动文明进步的巨大功能，显然是为了助益“合群进化”，即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
同时，革命派主张共和革命也不能不竭力去打破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而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并以正统观念为指导的封建史学体系，数千年沉沉一线，正是培植此种忠君观念的重要土壤。所以，为在思想上为民权革命开辟道路，作为革命派一翼的国粹派力斥封建史学之非，鼓吹创建反映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的新史学，就是毫不足奇的了。翼天氏的《中国历史出世颂》一文，就集中表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所以成了千年的睡狮，丧失了勃勃的生机，是历代独夫民贼拑制束缚国民思想的恶果。而此中，“则历代史家实尸其咎”。因为史家的天职本当记录国民群体的运动，“指点批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得以感奋，从而敢于“破坏”、“改造”和“进化”；但旧史家反其道而行，孜孜于正统，维护君权而抑民气，结果造就了国民奴隶的根性。他主张当打破数千年陈腐的旧史体系，掀拔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奴隶根性，以恢复“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39]，使中国睡狮重振雄风。在这里，作者激烈批判封建旧史学，和热情颂扬旨在恢复国民独立自由真面目的新史学的“出世”，其目的显然在论证现实的民权与革命。
此外，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也是应当看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传统史学向20世纪新史学过渡的重要时期。以“确定事实”和“发现规律”[40]相标榜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兴起，又成了西方新旧史学过渡的主要桥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新思潮此期正传到中国。作为此一流派泰斗的博克尔的巨著《英国文明史》，在当时的中国就有两种翻译版本，一是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译本；一是1906年《学部官报》的译本。这说明此一西方史学思潮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引起了怎样广泛的重视。此外，当时西方的史学信息更多地是由留日学生辗转传到中国。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杂志上发表的《史学概论》，是中国近代比较系统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研究法的第一篇译作。译者称：“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之习惯，大异其趣，聊绍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焉”[41]。1903年留日学生李浩生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史家浮田和民著的《史学通论》，更具体地介绍了西方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说，历史研究就是当借“过去事实之痕迹以发现其理，以说明现在，以预察将来，以知社会之起源进化之目的”[42]。此外，一些日本学者运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的中国史著作，如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田口卯吉的《中国文明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神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此期也先后译成中文。所有这些，自然都令时人耳目一新。国粹派于此十分重视。章太炎1902年致书梁启超曾提到：“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其余史学原论，及亚细亚、印度等史，或反于修史有益”，已嘱人“购求数种。”[43]邓实、刘师培等人的撰述，也多征引东西方新史家的学说。例如邓实引日本学者加藤弘的话说：“究论人群之事，即史学也”[44]。他们积极汲取西方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反思传统旧史学“既难当意”，继之以倡言批判与改造，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1]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
[2] 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5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3] 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见《章太炎全集》（四），3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 章太炎：《哀焚书》，《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 章太炎：《答铁铮》，见《章太炎全集》（四），371页。
[6]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见吴齐仁编：《章太炎的白话文》，泰东图书局，1927。
[7] 马叙伦：《史界大同说》，见《癸卯政艺丛书》，政史文编卷3。
[8] 马叙伦：《史学总论》，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7期。
[9] 邓实：《史学通论》（四），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10]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5页。
[11] 黄节：《黄史·总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2] 邓实：《史学通论》（三），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13] 邓实：《史学通论》（四），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14] 邓实：《论中国民治进退之大势》，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8号。
[15] 邓实：《史学通论》（三），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16]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
[17] 《序泰西通史》，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18] 《序泰西通史》，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19] 章太炎：《尊史》，《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13页。
[20]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5页。
[21] 邓实：《史学通论》（一），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22] 《史学总论》，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7期。
[23] 《史学总论》，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7期。
[24] 邓实：《民史总叙》，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17号。
[25] 田北湖：《论文章源流》，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5期。
[26] 马叙伦：《史学存微》，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7期。
[27] 刘师培：《陈去病清秘史序》，《左盦外集》卷17，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1册。
[28] 章太炎：《哀清史》，《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25页。
[29] 章太炎：《哀清史》，《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25页。
[30] 刘师培：《陈去病清秘史序》，《左盦外集》卷17，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1册。
[31] 章太炎：《哀清史》，《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28页。
[32] 梁概括的旧史学“四弊”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四弊”复生“二病”是：“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33]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34] 邓实：《史学通论》（二），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35] 邓实：《史学通论》（四），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36] 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总论》，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5号。
[37] 黄节：《黄史·总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38]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见吴齐仁编：《章太炎的白话文》，泰东图书局，1927。
[39] 翼天氏：《中国历史出世颂》，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9号。
[40]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1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1] 汪荣宝：《史学概论》，载《译书汇编》，1902年，第9期“历史”。
[42] 转引自俞旦初《20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载《考古文物》，1983年，第4期。
[43]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8页。
[44] 邓实：《史学通论》（四），见《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