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派关于新史学的探索
在国粹派看来，封建旧史学“既难当意”，随着进入20世纪君权时代必为民权时代所代替，打破旧史学的体系以建立新史学，就是刻不容缓的。刘师培写的一篇文章，就叫“新史篇”[1]。章太炎指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霩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2]。即是说，史学的进步不仅是表现为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和否定，而且更主要的是表现为新史学的创立。而富有**的邓实，更大声呼唤“史界革命”：“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新史氏乎？其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20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乎！鸡既鸣而云将曙乎？吾民幸福其来乎？可以兴乎？抑犹是沉迷醉梦于君主之专制史而不觉也”[3]。
与梁启超同步，国粹派对于创立新史学也作了积极的探索。早在1902年，章太炎即着手搜集资料，拟撰《中国通史》百卷，六七十万字，计划于一年内完成。他致书梁启超说：“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编《中国通志》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一切谢绝，惟欲成就此志”。“知公于历史一科，固振振欲发抒者。鄙人虽驽下，取举世不为之事，而以一身任之，或亦大雅所不弃乎？”[4]后虽因故未能成书，但他撰就《中国通史略例》及《中国通史目录》，仍然留下了自己的思考。同时，马叙伦撰《史学总论》[5]、《无史辨》[6]、《史学大同说》[7]；邓实撰《史学通论》；刘师培撰《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乡土志序例》；黄节撰《黄史·总叙》，等等，对新史学也多所阐发。综合上述论著，可以看出国粹派关于新史学的构想，主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一）以西方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指导
国粹派强调新史学必须重视西学，在当今中西交通的时代，史家不能局限于中国固有的典籍，当开阔视野，善于借西方之石以攻错。章太炎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西人的“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8]。他拟撰《中国通史》，在收集旧籍的同时，也注意寻求和参考外人著述。黄节指出，自己著《黄史》就不仅依赖古籍、野乘，而且“驰心域外”，参考了西书。他认为，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较中国为先进，它们所揭示的许多新理新法，“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于史学尤裨助益：“吾以为西方诸国，繇历史时代进而为哲学时代，故其人多活泼而尚进取。若其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诸编，有足裨吾史科者尤多”[9]。刘师培同样强调，治史当吸收西方新知。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就很注意“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10]。
在国粹派的用语中，“社会学”通常是一广泛的概念，用以泛指整个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所以，其强调西学，首先就是强调要接受构成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理论基础的进化论的指导。在刘师培看来，中国旧史学所以满足于侈陈往迹，无所发明，归根结底，是史家“不明社会学之故”[11]，而陷于循环论的历史观不能自拔。新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所以是“精微之学”，就在于它不仅指出了“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12]，其本质是发展进化的；而且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形成了人们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此种内在规律的一整套理论。“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3]。所以，新史家不能不改弦更张，接受社会学的理论指导，以确立进化论的历史观。
刘师培强调新史观的意义，章太炎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强调新史学区别于旧史学，要在能“熔冶哲理”[14]，其用“在抽象不在具体”[15]，即强调新史家当“深知进化之理”，具备对历史现象行宏观概括和理论抽象的思辩能力。章太炎表示，自己拟撰的《中国通史》所以将超胜旧史，就在于他要做到“熔冶哲理”，实现“学理交胜”：“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16]。所谓“学”，是指具体的史实考辨与叙述；所谓“理”，是指抽象的理论思辨。“熔冶哲理”、“学理交胜”，说到底，也就是要实现社会学理论对史学研究的观照。所以，他致书梁启超说“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志》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正是表达了自己史论结合、融会贯通后的愉悦和撰述的冲动。
刘师培讲新史观，章太炎讲“熔冶哲理”，邓实讲“史之精神”，这在马叙伦则归结为新史家必具的前提——“理心”。何谓“理心”？“理心”就是史家从为民的“公心”出发，所具有的从哲理高度上揭示历史进化公律的自觉，并借此与满足于记事的传统平庸的旧史家划开界限。马叙伦说：“（历史）可以推世界之进化事理之因果，作史者固不独循列纪事为足尽民史之义务，当贯通数千百年之全史，撮徵申义，以成一家哲理之书”。“史无理心，此庸常记载之史不足味也”[17]。由上可见，各人表述虽有不同，主张新史学当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历史观的指导，却是国粹派的共识。
（二）写“民史”并当突出其重点
国粹派强调，新史学必须打破仅为封建帝王修家谱的旧史学的格局，转而以修民史为己任。社会的进化既是群体的进化，历史的本质就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史学自然当以国民全体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要在阐明社会兴亡盛衰之由，以增进文明，造福群体。章太炎说，他拟著《中国通史》，就是要“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18]。邓实也说：“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19]。史家写民史，既是为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写民史，又当突出重点。这在国粹派看来，有两层含义：
其一，从横向上看，应突出民族、政制、经济和学术文化的进化。刘师培在著名的《黄帝纪年说》一文中，附有“大事表”，他特别注明：“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体、三文化”，他说，记“周避犬戎”、“晋辟五胡”等，为要明异种“战胜汉族”及入主中原之始末；记隋文帝、洪秀全事，为要明“汉族光复”；记联军事，为要明“汉族将受制于西人”，“是为中国民族之变迁”；夏禹即位，“为君主世袭记”；商汤即位，为“诸侯革命记”；逐厉王为“平民革命记”；始皇、陈涉事，为“君权民权之消长记”，“是为中国政界之活动”。黄帝即位，为“文化胚胎时代”；唐尧即位，为“文明渐起时代”；周武即位，为“文治极盛时代”；孔子则为“集中国学术之大成者”，“是为中国文化之变迁”[20]。这与林獬强调突出历代“民族的战争”、“政体的异同”、“学术的变迁”[21]，是一致的。不过，在另一处，刘师培又将之归结为五点：“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22]。这里第三点，实指社会经济的变动。章太炎先是强调“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23]；后又概括为六个方面：“制度的变迁”、“形势的变迁”、“生计的变迁”、“礼俗的变迁”、“学术的变迁”、“文辞的变迁”[24]。他们具体表达有不同，但大体都强调了新史学当着重研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这固然是看到了历史进化的主潮，但与此同时，他们极力要突出排满、反帝和民权革命的内容，是十分鲜明的。
（三）新史书体例的探讨
国粹派对新史书的撰写体例，予以了更多的关注。他们认为，史学随着社会的进化而进化，同时必然要带动作为其表现形式的史书体例的变动：“是故，经变而史，说经变而为传。史变而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纪传变而为鉴，为纲目，为本末体；书表变而为类志，为谱录，为地志水经……子变而为文，子史互变而为学案，为艺术史”[27]。“史职范围，今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28]。章太炎撰有《中国通史略例》及《中国通史目录》，对此的考虑较其他人远为周详。他拟定中的百卷《中国通史》，以6表、12典、10记、9考纪、25外录建构体例[29]。章太炎的体例构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即其重点，在彰显社会进化的原理。在此之下，复形成两个原则：一是“独裁”，即将自己的见解一以贯之，使全书形成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他认为，中国自唐代起设局修史，由宋迄明，监修分纂，其最大的弊端，便是汗漫无纪，不成统一的体系。《明史》虽由万斯同总其成，稍胜《宋史》、《元史》，但终不过集合数传以成一史而已。“发言盈廷，所见各异，虽有殊识，无繇独箸。孟德斯鸠所谓‘古事谈话’者，实近史之良箴矣”。所以，他强调，“今修《通史》，旨在独裁”；二是“熔冶哲理”，即以“新思想为主观”，以史迹为“客体”，全书要体现“用在抽象不在具体”宏观概括和理论思辩的魅力。二者相辅相成：唯有“独裁”，才能保证全书形成严谨的思辩；同样，唯有“熔冶哲理”，“独裁”才能形成特色，不流于平庸。“《通史》之作，所以审端径隧，决导神思”。章太炎自信自己的《通史》将超迈前人，成为一部独成体系、别具特色的史学新著[30]。
章太炎以志、记、纪、传为《通史》的主体，是受社会学启发后的精心架构。他指出，西方社会学有静、动两种，静以臧往，动以知来。《通史》要兼得二者之长，就必须充分发挥典及纪传两种体裁的功能。典志重分析事类，述制度演变，设计的“种族”、“工艺”、“宗教”、“学术”、“礼俗”等12典，“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体裁虽创自《三通》，但因有了“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缝策论者异趣”，也不似《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因此，本书诸典“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推迹古今，足以臧往。但典志所述，终究近于制度，而略事状，既无法容纳人事之纷纭，也不足引动人们的观感；因之，《通史》“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开浚民智，激扬民气”，即激动国人爱国热肠的功能，便不能不“于经传见之”。考虑到四千年中君相文儒不可胜数，著史“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纪传但取“有影响今日者”，如秦始皇、唐太宗、洪秀全及老子、孔子、墨子诸人，撰为《考纪》、《别录》[31]。“非有关于政治、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虽明若文、景，贤若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仅归之于《帝王表》、《师相表》等五表[32]。历代重要事件，“苦难贯串”[33]，则仿袁枢的纪事本末例为之作“革命”、“党锢”、“海交”、“光复”等十记。这样看来，章太炎《通史》体例的构想，恰恰是凸现了国粹派对史学两大社会功能的体认：明进化之理，增爱国之情。
国粹派关于新史书体例的构想，并不一致。章太炎的上述见解固成一家之言，但许之衡却不以为然。他说：“愚谓表、志、列传、纪事本末，无一不当别为书，沟而合之，则必无良史。而断代一例，尤为史家之大惑。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故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代，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借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许之衡认为，司马迁固不断代，但迄今仍承其例必大不便。《史记》记五帝至汉武事，卷帙已多，更何况数千年后的今天？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体例无非仿史公，虽改列传为“别录”，“所搜颇挂一漏万。书固未成，体例亦殊未精也”[34]。
应当说，许之衡批评章太炎“挂一漏万”，实出误解，因为他明明说：“《通史》之作，所以审端径隧，决导神思。其他人事浩穰，乐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既，旧史具体，自不厌其浏览”[35]。其本意不在求博，而在以“新思想”为旧史决导新路。所谓“所搜颇挂一漏万”，实际正反映了他力求简括的特色。同时，认断代必成君主易姓的符号，也失之偏颇。不过，许之衡认为章太炎拟定的体例仍未脱司马迁纪传的窠臼，而它已不能适应于今天的需要，却不无道理。章太炎的体例架构，虽在思想指导上已与旧史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形式结构上，毕竟因袭多于创获。同时，许之衡相信，“表志、列传、纪事本末，无一不当别为书，沟而合之，则必无良史”，也许有失绝对化；但他强调必须采用上古、中古、近古之类更能彰显社会历史进化动态的西式断代法，却又涉及应如何对待中西不同的史书体例问题。
章太炎认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以书志为类，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划期。二者各有长短，为“知古今进化之轨”，可以“互为经纬”。不过，他又强调，分时代的方法，只适于学校教科书，专门研究则只能用中国书志的体例：“故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至乃研精条列，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36]。这如同志方舆，若主郡国，自然只以山水附见，其起讫不必致详；若主山川，记一山必尽其脉带，述一水必穷其出入，是不能以郡国封限的。强调专门研究重在历史沿革，不能以时代强行阻隔，这是对的。但是，章太炎未能将分时代与分析事类可“互为经纬”的见解贯穿到底，他强调分时代只适于教科书，不适于专门研究；分析事类只适于专门研究，且不能分期；又不免失之绝对化。事实上，学校教科书未尝不需要分析事类，而专题研究也未尝不需要分时代；二者虽有偏重，但于两种分法，实难截然分开。对此，刘师培的见解较为客观。他说：“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这是肯定了分时与分类原是中西史学都使用的普遍的方法，只是其具体表现形式有不同而已。他认为，中国通史教科书固然当以时代区先后，但涉及制度文物又不能不用分类，只是于分类之中未尝不可“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瞭然”[37]。刘师培强调分时与分类的结合，是把章太炎提出的中西方法可以“互为经纬”的思想，真正贯彻到底了。所以，在国粹派中关于史书体例的见解并不一致，章太炎、黄节等人重传统的纪传体，不用西式分期及西书体例；而刘师培、许之衡等人则相反。刘师培的《中国历史大略》[38]分中国历史为四期：第一期，上古时代，三皇五帝至周；第二期，中古时代，秦至唐；第三期，近古时代，梁至明；第四期，近世时代，清。我们在下面即将谈到，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将分时与分类相结合，更是完全采纳了西方近代史书的体例。
此外，还应当提到历史纪年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说：“纪年者，历史之符号，而于记录考证所最不可缺之具也。”中国传统的帝王生卒纪年，是“最野蛮”也是“最不便”的方法。“当采用何者以代之，是今日著中国史一紧要之问题”[39]。其时，人们于此莫衷一是。康有为、梁启超主孔子纪年。高凤谦首倡耶稣纪年。在国粹派中，章太炎主西周共和纪年，刘师培则最早主黄帝纪年，影响也最大。1903年他在《攘书·胡史篇》中首倡“宜仿西国纪年之例，以黄帝降生为纪年”[40]。接着又在《黄帝魂》上撰《黄帝纪年说》，以申其论。其后，革命派首领宋教仁力倡此说，《民报》等革命刊物应之，遂成风气。章士钊说：“顾此说露布（指刘著《黄帝纪年说》——引者），不啻为舆论矗立一指明方向之界牌，使天下之士分途奔集而无歧误”[41]。钱玄同也说：“故黄帝纪年者，实建国以前民党正式应用之纪年，为民国开国史上之重要文献也”[42]。梁启超等立宪派主孔子纪年，刘师培等革命派主黄帝纪年，各有其政治上的动因，自不必说；二者均非科学的纪年方法，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们在当时的提出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却是共同的。梁启超的见解已如上述，刘师培在说明黄帝纪年的意义时则指出：“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43]。所以，主张黄帝纪年，也应当视为国粹派新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重视。
（四）修新方志
中国的方志源远流长，至清代，尤其是经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推动，更有大的发展。但进入近代以后，方志不可避免地与整个封建旧史学一样走向衰微。因此，国粹派在探讨新史学的建设时，并未忘记将方志的改造，收入自己的视野之内。不过，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当归功刘师培。他撰有《编辑乡土志序例》[44]等文，明确提出传统的方志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当另编乡土志的主张。刘师培对编写新方志的指导思想、体例及具体的方法，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传统方志学理论明显地划开了界限，这表现为：
首先，修志的指导思想不同。旧方志的指导思想与封建正史一样，职在彰扬封建的纲常名教。其“外纪”录“皇恩庆典”，“年谱”纪“官师诠除”，“考”著“典籍法制”，“传”列地方“名官”。此外，还有“忠义”、“烈女”之目，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刘师培强调，方志作为民史的一部分，当能助益国人“识社会之进化”。他在论及“风俗志”的重要时说：“今编此志，宜蒐集人世之现象，推记古今之变迁，以验人群进化之迹。盖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惟即果以制其因，使民之囿于习俗者，各明其所以致此之由，并证明迁化之无穷，若囿于习染，斯为不知通变，则中国之弊俗，庶可因此而渐革”。[45]这即是说，编撰方志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通古今之变，增进变革进取的意识。其与旧方志的尊君重道，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其次，对方志的功能认识不同。我国方志虽起源甚早，但人们对其性质与功能长期不甚了然，往往属之于地理。如著名学者戴震有“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之说[46]。《四库全书总目》则将之列于史部地理类。迄章学诚才明确“志为史体”，其功用在“可为一朝之史所取裁”[47]。刘师培则强调，方志不仅可“备国史之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乡土教材，可以“供本邑教民之用”，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概括起来讲，一是可用以激发人们的爱土爱国之心。二是可资为发展地方政治、经济、文教事业的参考：“舆地志”有助于地学；“大事志”有助于史学；“人物志”有助于淑身与伦理教育；“文学志”有助于国文教学；“政典志”有助于地方政治；“风俗志”有助于群治与社会学；“方言志”为国语学之别途；“物产志”有助于博物学与推进实业的发展，“使童而习之，则普通科学可以得所入门”；复次，修志的体例与方法的不同。章学诚对方志体例有所创新，为与纪传体的国史衔接，设计了外纪、年谱、考、传、掌故、交征、丛谈的架构。各地方志有所变通，但隐然纪传体的主体结构是共同的。刘师培设计的体例却要简洁得多：舆地志、政典志、大事志、人物志、方言志、文学志、物产志（金石志附）、风俗志。这里显然打破了传统的纪传体，纯以典志结构；作为乡土教材，实突出了科学与实用的特色。旧方志没有形成明确的撰写方法，刘师培不仅对此考虑甚详，且主张引进近代科学实验的观念和手段。例如，关于物产志的撰写，他就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于各地划分区域，分派调查员详查本区物产，所得不仅列表登记，且当建立标本室，绘图并制作实物标本，最终汇为一书。为保证严格的科学性，在此过程中，尚须做以下的工作：一曰“因今而考古”，即以古书对照考订；二曰“举名而证形”，即借科学实验的方法，证某物的类别与属性；三曰“辨物以明用”，即查明各物用途，“以裨实业家之研究，庶各省之实业均可渐次振兴，非仅有裨之学术，亦有裨于民生”[48]。
此外，为保存方志的材料，章学诚曾提出各州县设立志科的建议。这在当时虽不可能实现，但显然具有创意。刘师培的视野更形开阔，他同时发表了《劝各省州县编辑书籍志启并凡例》[49]、《论中国宜建藏书楼》[50]，主张为保存旧籍，各州县先编《书籍志》，特辑一书，不与方志相附。同时，渐次推广，成一省《书籍志》；再在此基础上，异日各邑遍设图书馆。如此，编纂国史、方志、学案、诗文，皆可省搜求之劳。显然，刘师培是进一步从宏观上将方志建设与整个地方与国家的文化建设衔接起来了。这甚至在今天也不失积极的意义。
毫无疑问，刘师培在方志学上的许多见解超越了古人，是时代条件使然。但它在20世纪初年毕竟是独树一帜，因而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样彰显了国粹派探讨新史学建设的广度与深度。
（五）关于建立中国史学新体系的初步构想
国粹派不仅探讨了新史学的理论、内容、体例以及新编方志诸问题，而且提出了效法西方，建立近代化的中国史学体系的初步构想。他们深感到中国传统史学表面称盛，实则其研究的领域过于褊狭。自《六经》以下有《史记》，藉八书十表综合大政，虽不失宏博，但将数千年的历史尽括于百多篇之内，失之过简。史迁虽圣，挂一漏万，已属难免。《史记》而后，每况愈下，迄隋代，“中国并欲求一极残剥之政治史、宗教史、学术史、教育史，而不可得”。其后虽有《三通》、《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崛起一时，稍稍张大其军，但旧史学终无法改变自己偏枯衰微的命运。马叙伦认为，造成中国旧史学偏枯衰微的原因有二：一是过分尊史，使之神秘化了：“若夫中国殆尚震慴于史名之尊，一若史者有不可及之阶级，非大通者不能作，于乎此中国史之所以哀也”；二是于“史”的概念，理解过于狭隘。为此，马叙伦提出了“析史”之名，实现“史学大同”的主张。他认为，史乃群籍的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斤斤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划分，而作茧自缚。应当承认，史学并不神秘，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者，莫不可谓之“史”。“若是推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而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马叙伦的所谓“析史而万其名”，实现“史学大同”，说到底，就是要求打破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偏枯僵硬的体系，使史学研究从内容到形式都趋向多样化，从而大大扩充其堂庑，建立起近代化的中国史学新体系。所以他提醒人们注意近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过程：“有政治史，而复析为法律史、理财史；有学术史，而复析为哲学史、科学史；美词有史，修文有史，盖骎骎乎能析史而万其名矣，此欧美之所以为欧美欤？”[51]
马叙伦上述“史学大同”的见解，发表于1903年，而在1907年国学保存会公布的《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52]（见本书附录）中，它已被具体化为相当完备的学科建设计划。在表中，国粹派开列了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史学、考古学、哲学、地舆学等21个学科。史学虽然仅列为其中的一个学科，但其他学科除“译学”一门外，实际上均可归入广义的史学。例如，社会学下分：古代社会状态、中古社会状态、近代社会状态；哲学下分：古代哲学、佛教哲学、宋明哲学、近儒哲学，即可见其一斑。就其学科下所设计的具体课程而言，总数竟达百门之多。其中，史学一门下分：年代学、古事年表、历代兴亡史、外患史、政体史、外交史、内乱史、史学研究法九种。典制学一门下分：历代行政之机关、官制、法制、典礼、兵制、田制、制度杂考七种，如此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叙伦的原有见解实际上被修正了：一方面“史学大同”的提法，为明确的“学科”划分的概念所代替，原被看成无所不包的史学，又被认定只是众多学科中的一门；另一方面，这又不妨碍他们看到作为专门学科的史学，有着自己不断扩大的独立的体系。此种广义与狭义史学概念的统一，反映了国粹派近代意义的学术观念和史学学科观念，已渐趋成熟。
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崛起，不仅表现在传统史学的内容及其形式即史书体例得到了更新；而且还表现在旧有的治史方法，也获致了丰富和发展。国粹派探讨新史学，于这方面也十分重视。在他们拟设的国粹学堂的课程中，就列有“历史研究法”一门。其拟讲授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从他们的论述看，主张中西兼采的思路还是明确的。
国粹派强调接受进化论的历史观的指导，同时，对于西方社会科学所拥有的研究社会历史的某些新方法，也十分看重。他们积极肯定西方的考古学，就是一例。西方考古学的信息，虽然早在1873年就由江南造船厂翻译出版的《地学浅释》一书传到了中国；但对考古学作具体的介绍及其作为一门史学辅助学科的明确概念的提出，却要晚到20世纪初年。1902年汪荣宝在《译书汇编》第9期上发表《史学概论》，指出，考古学“与史学有肺腑之戚，而相与维系，相与会通”。是文被公认是近代较比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研究法和考古学知识的第一篇译作[53]。国粹派重视并高度评价考古学的价值。黄节说：“皇古异闻，多详神话，近世西方科学发明，种界实迹往往发见于洪积石层者，足补旧史所不逮”[54]。刘师培不仅反应更显热烈，而且其独到之处还在于对“考古”概念的理解较为开阔，不局限于“洪积石层”的器物一途。他认为，考迹皇古，“厥有三端”：一曰“书籍”，五帝以前无文字记载，但“世本诸编去古未远”，此外《列子》、《左传》、《国语》、《淮南子》等书，其“片语单词，皆足证古物之事迹”；二曰“文字”。中国文字始于久远，“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三曰“器物”。木刀石斧，今虽失传，但刀币鼎钟，于考古都“珍如拱壁”。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正确的。但其时在西方正获迅速发展而于中国阙如的是野外考古。刘师培遗憾的正是这一点。他相信，有朝一日中国要能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考古专业，再与社会学互相发明，揭破皇古史迹的神秘，不是不可能的。“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能拟哉”[55]！章太炎在很长时间里也是一直肯定西方考古学的[56]，但后来却倒退了，以为掘地考古不足信。这自然是令人遗憾的。
由于其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建立考古学科的客观条件，因而国粹派对于野外考古也仅是心向往之，而不可能将之作为治史的辅助手段，加以实际利用。从实际上看，国粹派对史学新方法的探索，主要表现为：
1.运用“地理环境决定”论解说中国历史现象。
国粹派用非科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去解释中国历史现象，当然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来。清中叶，桐城派与以戴震为首的汉学家的交恶，有着政治、学术思想多方面的原因。章太炎将之归结为桐城、休宁两地不同的地理环境使然，显然失之牵强；刘师培更推而广之，把历史上各种各类的学术流派，一概按地理区分南北派，其武断也更明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风俗、学术分布的影响，却又有自身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师培，主观上也都没有将地理条件绝对化。章太炎在《原学》中指出：“地齐限于不通之世”，随着交通日开，地理的作用日微，今日应更注意社会的因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60]。刘师培也指出，随着学者间的交流增加，南北学派之差异，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2.初步尝试对中外历史现象作比较研究
国粹派认为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共性，比较中外历史文化现象的异同，有助于对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现象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节认为巴比伦的古碑“虽谓之吾国古史无过焉”[61]。章太炎强调，希腊诸国历史当视与中国历史息息相通：“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62]。事实上，国粹派已经开始尝试运用这一比较研究的方法。例如，刘师培认为，洪荒时代，民智初萌，其察事物，知具体不知抽象，言词简单，与后世不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出中外事例：达马拉人举数以左手撮右手指，其数至五而止；而考中国文字，“五”字以下咸有古文，“六”字以上咸无古文，可见古人同样以五为止数[63]。此外，社会学曰，“文明幼童与野蛮近，欲言金色，则言金鱼，欲言黑色，则言薪炭”。中国古籍五色之字，皆有代名，曰铁、曰墨，皆黑字之代名；曰金、曰华，皆黄字之代名。此外，李白诗曰：“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此皆“不能舍物言象之征”[64]。刘师培还将中、西、日三处的发音加以比较，说明古代语言源于自然之音。他说，自然之音即人口舌相调自成之音，称天籁。“我”字之声最易出，古人即以“我”音为己身之称，因造我字。今日本字母首列“冂”字，即“我”字之变音。“你”字之音，亦多出于喉舌间，故古人即以此音为他人之称，因造“你”字。日本字母次列“亻”字，即“你”字之变音。而中国人称“爹”、“妈”，与西人发音亦相同。“可知自然之音，循乎天籁，非地与时所克限矣”[65]。章太炎同样尝试作此种比较研究。例如，他论证上古以多占牛羊为贵时指出：上古亚衣伦图，有亚柏勒罕典法。其言部酋之富，非据土地，而视牛羊繁殖。凡外部人逃奔入境，即由牝牛贵人登高陵而集合之，编其牧竖为一队，介以征伐，掠夺他部畜产。上古希腊、加尔特亚、罗马、沙逊、佛朗哥、斯拉夫人，无不如此。加尔特亚洪水前第一皇，且以牝牛兽带为统治符号。所以，“上世畜牧善豢者疆。《易》曰：‘离，丽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其卦言：‘畜牝牛，吉’。此谓牝牛贵人集合逋逃以编军队者。唐、虞州伯称牧，牧亦视牛。及夫赁藉贡纳，悉自贵人定之，则井田食邑自此始矣”[66]。他还指出，上古崇鬼神，巫师执政是时代条件使然，中外所同：“生民之初，必方士为政。是故黄帝相蚩尤，而禹益以庪县治山。日本之天孙，印度之仙人，西方犹太之礼金牛，此五洲上世之所同也”[67]。当然，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国粹派的比较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简单类比的层面上，难免牵强附会，但它毕竟开阔了视野，提示了一种为旧史家所未曾有的新的治史思路。
3.将传统的小学与西方社会学相结合
国粹派主张借鉴西学，但究其治史的主要方法，实仍以传统的朴学为根基。乾嘉朴学强调信而有征，严谨细密的考据是其根本的方法与特色。国粹派虽然批评其末流饾饤破碎，但于乾嘉先贤“一言一得，必求其徵”严谨的治学态度，却称颂不已，以为“其术近工眇踔善”[68]，“缜密严栗，略与皙种之科学相同”[69]。特别是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多是训练有素的朴学大师，他们将朴学的方法用于治史，愈显功力。前者考证“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70]，后者考证“周、召共和”与西方共和政治无涉说[71]，皆考辨精审，为其时有名的撰述。
不过，国粹派毕竟较乾嘉先贤站得更高，因此他们不是简单沿用传统的朴学方法，而是借助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使这一原含科学精神的治学方法，在自己的手中踵事增华，平添了新的活力，从而也进一步体现了中西的兼采与融合。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国粹派将乾嘉先贤作为治经津梁的小学，与西方的社会学衔接起来，指出了二者间存在着重要的互补性。
国粹派把这一点视为重要的发现。1902年，章太炎为撰《中国通史》，重读乾嘉先贤著作，蓦然间，豁然开朗：小学非仅为经学的附庸，同样可为通史明进化的津梁。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借以发见。……试作通史……然后知……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72]。西方社会学藉语根探迹皇古，创获极多，是因上古史迹留于传记者甚少，“惟文字语音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73]。后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他又一次郑重宣布：“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这就是“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如《说文》中的“兄弟”二字，皆为转注，而非本义，可知古人造字的时代，还没有兄弟的名字。又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与“父”字然，都是从“手”执杖，可知古人造字的时代，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如此等等。“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所记，断断不能尽的”[74]。感乎此，章太炎愈益坚信，非通晓经术与小学，不足为良史。
与章太炎相较，刘师培更强调小学与社会学间的互补性。他认为，“西人社会之学，可以考中国造字之原”[75]，即借助于社会学原理，可以理解中土文字的缘起。但是，迄今西方社会学远未成熟，穿凿之迹，附会之说，虽其著作大家，也在所难免。是学的昌明，不能不藉中土文字以为折衷。这是因为，“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故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他还指出，考察中土文字，须掌握三大原则：一察文字所从之形；二察文字得训之始；三察一字数义，求其引申之故。三者既明，用证社会学，“则言皆有物，迥异蹈虚”[76]。刘师培著有《小学发微补》、《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中土文字有益世界》等文，是其时探讨小学与社会学关系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例如，他对“酒”、“尊”、“酋”、“巫”、“医”内在联系的独到解说，就很受时人的重视。他认为，在上古，人们十分尊敬酒的发明者。“尊”为酒器，古代奉以祭神，引申为尊卑之号。而酋长之“酋”，即为酒官的借假。上古巫官兼医职，“医”（醫）字从“酉”，即系酒字省形。时以巫为酋，即以巫为医，“酋也者，巫之作酒者也。医也者，巫之以酒疗人疾者也”。据此不仅足见上古“中国之医学，多与宗教相参”，而且可见其时的政治、学术无一不始于崇信鬼神的宗教[77]。这些见解，显然使人们对上古社会的认识变得丰富了。章太炎对刘师培在这方面的探索，称赞不已。他在给后者的信中说：“大著《小学发微》，以文字之繁简，见进化之第次，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下走三四年来，夙持此义，不谓今日复见君子，此亦郑、服传舍之遇也”。他肯定刘师培关于“尊”、“酋”皆以酒器、酒名引申为贵者之号的见解，同时又加以补充：“《易》称不丧匕鬯，《史》有三为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旁徵印度，则婆罗门以苏摩为天王；近徵日本，则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少康为庖正，得以光复旧物者，亦以酿酒悦众之故（杜康即少康），此皆往事可验者矣”。此外，他复肯定刘师培“引君训群之说”以及“古人举数止于五”等见解，均“陈义奥博，不能复赞一词”[78]。
国粹派重视探讨新史学的内涵、体例和研究方法，但他们最终却是将问题归结为新史家必须具备新的素质。如前所述，章太炎、刘师培、黄节等人都认为，治史不能仅限于中国史籍，当掌握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等“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知；他们强调的是史家知识结构的更新。但马叙伦的主张更富有创意，他提出新史家当具“特别之精神”：“抑我谓史氏无特别之精神，亦必不能具千古特别之史体”。他将“特别精神”具体化为“四心”：“公心”、“理心”、“质心”、“曲心”。所谓“公心”，就是“以史体之精神，吸收政体”，或叫“明政权之本”。即史为民有，史家当自觉助益民权政治，“以保国伸民为宗旨”；所谓“理心”，就是懂得社会学理论，“推世界之进化，达事理之本原”；所谓“质心”，就是“推世界之动静进退，制为教育”。即自觉发挥史学功能，使之真正成为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利器，所以他说：“史有理心，而无质心，此未有作用之史，不足兴也”。所谓“曲心”，就是“隐其面目，以达其目的”[79]。马叙伦的“四心”，除“曲心”有失褊狭之外，显然是更集中和更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所以，从表面上看，国粹派强调新史家的新素质，似乎并未超出章学诚主张的“德、才、学、识”的范围；但从实质上看，它却完全体现了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以“明政权之本”，即服务于民主共和的根本宗旨。
国粹派对新史学的建设，身体力行。《国粹学报》上发表的大量古史研究的文章，无疑都是他们努力的成果。此外，较具规模的通史或专史性的著作，主要有：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中国民族志》、《经学教科书》（二册）；黄节的《黄史》；马叙伦的《古政述微》等。其中，又以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为最重要。《国粹学报》第4年第1期刊有其第一册“广告”说：“是册述古代之历史，由开辟以至夏殷，举古代之种族、地理、风俗、政体、典章制度、学术、技艺言之甚详。……其所注意之点，则一在历代政体之异同；一在种族竞争之始末；一在制度改革之大纲；一在社会进化之阶级；一在学术进退之大势；不专重君朝而兼重民事，不专详事迹，而兼详典制，诚中国历史教科书未有之佳本也”。是书不仅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指导，突出探索了古代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的进化过程，在内容上是全新的；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完全采用了西方近代史书的体例。从已完成的三册看，全书共分72课，以“上古时代”（开辟至夏）、“古代”（商至周）分期。每课所述，尽属专题，如“夏代之兴亡”、“商代之兴亡”、“古代之宗教”、“古代之学术”、“古代之官制”、“古代之工艺”、“古代衣服之述略”，等等。刘师培显然是将分时与分类两种著史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所以，“广告”称该书是“未有之佳本”，固不免夸大之嫌，但它毕竟是值得重视的：是书从形式到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结构严谨，气魄宏大，不仅可以看做是国粹派致力于新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而且也可以看做是20世纪初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先驱者著作中的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上古史专著。此外，国学保存会还拟编辑全国各省《乡土历史教科书》，至1907年已编辑出版了江宁、江苏、安徽、直隶、湖北各省的第一册，及广东、江西两省的第一、第二册，且都附有相应的参考书。其出版广告说：“敝会窃以小学一级为培养国民之基础，泰西各国教育咸注重乡土史志一门，就其见闻中最亲切有味者以为教授，则其记忆力与感觉力皆易粘触，所以感其爱乡之心，由是而知爱国也”[80]。这些初级的历史教科书，自然也是新史学的著作。所以我们说，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国粹派构成了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史学革命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军。
[1] 刘师培：《新史编》，载《警钟日报》，1904-08-02。
[2]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见《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330页。
[3] 邓实：《史学通论》（三、四），见《壬寅政艺通报》，史学文编卷1。
[4]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7、168页。
[5] 马叙伦：《史学总论》，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1期。
[6] 马叙伦：《无史辨》，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5、6期。
[7] 马叙伦：《史学大同说》，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16号。
[8]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0页。
[9] 黄节：《黄史·总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0] 见本书“凡例”。
[11]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社会学史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2]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社会学史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3]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载《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4]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0页。
[15] 章太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三十五岁》，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 章太炎：《社会学自序》，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70页。
[17] 马叙伦：《史学总论》，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1期。
[18]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7、168页。
[19] 邓实：《史学通论》（四），见《壬寅政艺通报》，史学文编卷1。
[20] 刘师培：《黄帝纪年说》，见《黄帝魂》。
[21] 林獬：《小孩子的教育》，载《中国白话报》，1903年，第4期。
[22]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9册，宁武南氏铅印本，1936。
[23]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0页。
[24] 章太炎：《常识与教育》，见吴齐仁编《章太炎的白话文》，泰东图书局，1921。
[25] 会稽先生：《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载《警钟日报》，1904-07-14。
[26] 会稽先生：《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载《警钟日报》，1904-07-14。
[27] 金一：《文学观》，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7期。
[28]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0页。
[29] 此据《哀清史》所附《中国通史目录》。其《致梁启超书》，“典”称“志”，8考纪、27别录，所列“史目”为初稿。
[30]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0、331、332页。
[31]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7～168页。
[32]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0页。
[33]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7～168页。
[34]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
[35]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31～332页。
[36]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329页。
[37]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9册，宁武南氏铅印本，1936。
[38] 刘师培：《中国历史大略》，载《中国白话报》，第19期。
[39]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合集》，第6册。
[40] 刘师培：《攘书·胡史篇》，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8册。
[41] 章士钊：《疏〈黄帝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219页。
[42] 钱玄同关于《黄帝纪年说》按语，《左盦外集》卷14，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4册。
[43] 刘师培：《黄帝纪年说》，见《黄帝魂》。
[44] 刘师培：《编辑乡土志序例》，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9～12期。
[45] 刘师培：《编辑乡土志序例》，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9～12期。
[46] 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见《章氏遗书》卷14，吴兴刘氏嘉业堂刊，1922。
[47] 章学诚：《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见《章氏遗书》卷14，吴兴刘氏嘉业堂刊，1922。
[48] 章学诚：《编辑乡土志序例》，见《章氏遗书》卷14。
[49] 刘师培：《劝各省州县编辑书籍志启并凡例》，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6期。
[50] 刘师培：《论中国宜建藏书楼》，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7期。
[51] 马叙伦：《史学大同说》，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16号。
[52] 见《拟设国粹学堂启》，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
[53] 见俞旦初《20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载《考古文物》，1983年，第4期。
[54] 黄节：《黄史·总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55] 刘师培：《古政原始论·总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56]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见《哀清史》附录，《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331页。
[57] 章太炎：《原学》，《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33页。
[58] 章太炎：《清儒》，《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57～158页。
[59] 刘师培：《南北诸子学不同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2期。
[60]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33～134页。
[61] 黄节：《黄史·总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62]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见《章太炎全集》（三），331页。
[63] 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左盦外集》卷6，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
[64]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文学史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65] 刘师培：《小学发微补》，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1册。
[66] 章太炎：《序种姓上》，见《章太炎全集》（三），174页。
[67] 章太炎：《榦虫》，见《章太炎全集》（三），33页。
[68] 章太炎：《清儒》，见《章太炎全集》（三），155页。
[69] 《崔述传》，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9期。
[70] 章太炎：《官制索隐》，见《章太炎全集》（四）。
[71] 刘师培：《共和解》，《左盦外集》卷7，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7册。
[72]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72页。
[73]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72页。
[74]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7页。
[75] 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左盦外集》卷6，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
[76]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周末学术史序·文学史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77] 刘师培：《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古代医学与宗教相杂》，载《国粹学报》，第4年，第1期。
[78] 章太炎：《与刘光汉书》，见《章太炎全集》（四），147～148页。
[79] 马叙伦：《史学总论》，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1期。
[80] 见《国粹学报》，第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