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国粹派努力推进新史学建设，于两方面用力最多：
（一）大力倡导进化论的历史观
虽然自19世纪末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之后，生物进化的观点已在中国日渐传播；但是，将进化论引入历史领域，进一步促进国人摆脱传统循环论的影响和确立进化论的历史观，仍然是新史学极有意义的工作。国粹派对此作了很大的努力。在“国粹派的新学知识系统”一章，已经论述了国粹派怎样借助摩尔根等西方社会学者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探讨了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他们指出，中国原古祖先同样走过了由狩猎而游牧而农耕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经由母系氏族、父系氏族，才最终迈进了文明的天地。他们较比更早更系统地为时人揭示了历来充满神秘色彩而呈迷离混沌的中国原始社会演进的大致脉络，从而为人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化，作了有益的思想铺垫。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国粹派远未止乎此，而是进一步倡导以进化论的历史观去看待整个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邓实在总体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一般过程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社会历史进化的见解，也颇具特色。他认为，中国社会自黄帝时代揭开了文明的序幕，秦汉以降囿于君主专制制度，其间进化虽有快慢之分，但迄今数千年未出“耕稼时代”，即较以民权为标志的西方“工商”时代，整整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现在西方社会正面临着由第四期向第五期过渡，所以社会主义高唱入云；而中国面临的则是由第三期向第四期过渡，要在完成了由专制封闭的君权时代向民主开放的民权时代过渡之后，才有可能趋进第五期，走向人类共同的社会主义更新的时代。但是，无论如何，现今的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即由“君主专制一人独治”之时代，转为“万民共治”民主共和的时代；由“闭关自治大一统”的时代，转为“万国交通”的时代[3]。
当然，邓实既不可能懂得西方“工商”社会的实质，也不可能懂得科学社会主义为何物；其上述见解谈不上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表述。但他反复申论人类历史的进化轨迹，和中国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结束千年封闭的君主专制时代而走向民主共和，走向世界，就不仅是有力地彰显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同时即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上，论证了现实的共和革命的合理性。
（二）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
中国古代学术发展，源远流长，但有关学术史的著作，寥若晨星。清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被公认是中国古代学术史开山之作，但其内容只限于宋、元、明三代。万斯同撰《儒林宗派》上起孔孟，下迄明代，似为学术通史；实则所记主要泥于儒家各派学术授受相承的源流与发展，也谈不上对古代学术史作系统的探讨。事实上，惟有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家才肩起了此项使命。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文，是其最初的代表作。不过，梁文重在宏观透视，尚非系统研究的著作。他自谓诸子学“原为本论最要之点”，但因缺乏研究，暂付阙如，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国粹派史学研究的重点，恰恰是放在了对中国古代学术史作系统的探讨上。只要翻检一下《国粹学报》，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同时，刘师培的《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西汉学术发微论》、《南北学术不同论》；邓实的《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国故论衡》以及《訄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其时有影响的著作。
综观国粹派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研究，它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色：
1.将儒学归入诸子学研究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两千年中，诸子学陷于衰微。至清代，诸子学稍稍复苏，如汪中著《荀卿子通论》；孙星衍著《墨子序》；俞樾著《诸子评议》；孙诒让著《墨子闲诂》；王先谦著《韩非子集释》等，一时蔚为风气。但应当看到，随朴学兴盛而复苏的清代诸子学，说到底，仍不过是经学的附庸。这不仅是指它仅为朴学家们治经的副产品；而且是指从总体上看，它并未超出校勘学的范围。所以，尽管诸子学的复苏包含了清代思想蜕变的契机，但从根本上说，诸子学并未获得与儒学同等地位。近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便是将科学与民主的观念引入学术领域，强调学术自由与求真是其最高的原则。由是形成的新的学术观念与封建时代浸**着尊卑等级正统思想的旧学术观念，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国粹派正是从学术平等的观念出发，将儒学归入诸子学，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别开生面。
他们认为，先秦诸子同出于周代的史官，不过各尊所闻，各异其趋而已。儒家为九流之一，与诸子并无尊卑之别。“学为天下之公器，只当明是非”，不当别门户，分贵贱。但是，“秦汉以来，学者溺于成见，视儒教为甚重，而视九家为甚轻，此学者之第一大患也”[4]。因此，很自然，他们的研究着力于肯定久被抹杀的诸子学的价值。例如，对于墨家，孟子曾诋其“兼爱”说，斥为“无父”。但章太炎说，这无非是“末流之噧言”。“墨家宗祀严父，以孝视天下，孰曰无父”[5]？他认为，“非命之说，为墨家所独胜”。其崇俭、非乐之说，不甚高明，墨家确有不逮孔、老之处，但“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6]。刘师培则认为，墨家的优点有二：一是“学求实用，于名、数、质、力之学，咸略引其端”[7]；二是“兼爱”论，“以众生平等为归”，“以君权为有限”，“较之儒家其说进矣”[8]；对于老子的学说，刘师培以为，从总体上看，平等是其所长，而倡“无为”实其所短[9]。邓实的评价更高，他强调老子富有历史经验，总结其学说将大有益于现实的政治改革[10]。对于法家，章太炎称赞它相当于西方的政治家，“不厌酷于刑，而厌歧于律”[11]。刘师培也以为管、申、商、韩诸人“以法治国”，深得“政治之本”，虽不避严刑峻法，但“举君臣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并非“偏于专制”[12]。这里国粹派的见解，不仅于墨、老、法诸家有所偏爱，而且将平等、民权、法治、政治家一类近代观念加诸其身，明显又失之牵强附会。他们有意拂逆传统，提升诸子而贬抑儒学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一般说来，重新肯定诸子学的价值，时人多能接受；但是，将孔子及其儒学降与诸子同列并重新评判其优劣得失，就难免惊世骇俗，以为“非圣”。甚至一些开明的学者，也往往缺乏应有的心理承受力。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及今而稍明达之学者，皆以子与经并重，思想蜕变之枢机，有捩于彼而阙于此者”。梁书成于1920年，“及今而稍明达之学者”能知子、经并重，可见此种识见在清末之难得了。事实上梁启超本人其时便未全脱口欲言而嗫嚅的困窘。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虽然对汉以后儒学独尊的弊害常加挞伐，但事涉孔子，徒唤奈何：“呜呼，吾不敢议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王顾左右而言他，反映的正是上述脆弱的心理。同样，如前所述，邓实、黄节、马叙伦等人也怀类似的心态：可以批判“伪孔”，但讳言“真孔”。惟其如此，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对孔子及其儒家施以正面和尖锐的批评，就不仅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使国粹派学术平等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有力的彰显。章太炎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13]，孔子本人就是一位“时伸时绌”、“哗众取宠”之人。所以，用儒家道德，必至“艰苦卓厉者绝灭，而冒没奔竞者皆是”。缘是之故，儒家缺少明晰的见解，议论止于含混。如果说基督教崇奉一尊，害在堵塞人的思想，那么“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14]。这在当时已属极大胆的见解。不过，章太炎的批评主要突出了道德的评价；刘师培则更注意指出孔子学说作为一家之言，其自身的缺憾，因而较比也更能反映学术研究平实、冷静的氛围。他认为，孔子学说有四大弊病：一曰“信人事并信天事”。春秋之世，科学未明，孔子虽圣并未脱对天命的敬畏；二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即重人道而轻艺学，“高谈性命，视科学为无足重轻”；三曰“有持论无驳诘”，即少学术民主，反映了“孔门之专制”；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孔子诛少正卯，且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是为“儒教排外之鼻祖”。但是，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师培，他们都没有全然抹杀孔子之儒学。章太炎说，孔子删定《春秋》，不愧为“古良史”。其轻鬼神而重人事，变世宦之学而及平民，皆功在千古，“则景仰孔子，当如岱宗北斗”[15]。刘师培也指出，孔学虽有遗憾，“然以周秦诸子较之，则固未有出孔子之右者矣”[16]。
国粹派，尤其是章太炎、刘师培的诸子学研究，于其时成就最为巨大，这是人所周知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他们所获致的巨大成就，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有力地突出了一种新观念，即将儒学与 诸子学同视为科学的认知对象的近代学术意识，具有着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2.系统探讨古代学术变迁的大势
国粹派将中国古代学术史大致分为：春秋前的上古、周秦之际、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个时期；重在辨镜源流，系统探讨古代学术思想的变迁过程。
国粹派花了很大的气力，首先致力于探讨古代学术的缘起。他们认为，上古仅为古代学术的胚胎期。生民之初，原无所谓学术。学术最初源于日常生活的实践：数学起于结绳记事；历学起于农业观察；医学起于神农尝百草。“盖古代学崇实际，故一切学咸因经验而发明”[17]。但因先民不明万物运行之理，又具善记的天性，故见天苍苍而有日月寒暑；地茫茫而有草木枯荣；众生芸芸而不知所自来往，因是便起天神、地祇、人鬼之思。上古祖先的一切活动，多源于天人相与之际：“舍祭祀以外无所谓事功，即舍鬼神以外，无所谓学问”[18]。所以，可以说，“神州学术，其起源在乎鬼神术数而已”[19]。迄有周一代，天人之学职掌在乎史官，故史不仅为上古学术的总汇，而且同时即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真正的源头。应当指出，古学出于史官之论，肇端于章学诚、龚自珍诸人；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国粹派巨子及梁启超、夏曾佑诸人皆主其说；内中又以刘师培的《论古学出于史官》[20]诸文推阐其说，最为详实。后来虽有胡适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21]，力排是说，但至今学者仍然肯定了前者[22]。
周秦之际，在国粹派看来，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最重要的时期。是时，周室衰微，诸侯并起，“政界专制”之纽既解，周代学在官府的“学术专制”的格局，**然无存。“学权由史官散于民间”，即学术始“由官学之时代，一变而为私学之时代”[23]。官学贵合，私学贵分，诸子百家因之并起。不独九流各异其趋，即便是同一学派，也多源远流分，所以儒分为八，墨分为五。章太炎说，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妄为皮傅，强相援引，惟周秦诸子无所假借、调和，“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显示了可贵的独立精神。但他们并不因此忽略诸子间存在着兼通的一面。章太炎就指出，“儒家多兼纵横，法家多兼名”[24]。刘师培更强调这一点。他说，后世之儒但知孔子为儒家，是缩小了孔学的范围，实则“孔子兼明九流术数诸学”[25]。惟此之故，孔门弟子多治诸子学，如子贡通纵横家，樊迟通农家，子路通兵家，“而治道家、墨家之言者尤属众多”[26]。总之，他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唱，人才盛”[27]，是中国古代思想言论最活跃、自由的时代，诸子百家争鸣互补，造成周末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足以与并时而立的西方希腊学术的黄金时代相比美。
但是，古代学术发展的这一生机勃勃的时代，却随着秦汉专制君权的确立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所造成的新的政治、学术专制局面的出现而告结束，从此中国学术发展被引上了不同的方向。这是当时许多学者都已指出的事实。不过，时人往往只注意外部的政治因素的制约，因而着意于强调真、假孔学的分别。这固然有它的合理性。汉代以后两千多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孔子及儒学，与周末作为诸子之一的孔子及儒学，自然不能等量齐观；看到其中的分别，是正确评价后者所必备的前提。但是他们毕竟没有或者不愿意看到，儒学与专制君权结下不解之缘，有其内在的根据。在国粹派中，黄节著《孔学君学辨》，未脱此种思路。邓实说：“近儒多以君主专制之政原于孔教，归罪孔子。不知孔子生东周之季，贵族横暴，杀戮平民，非定一尊以破贵族之局，则生民之祸必无已时，此则圣人忧患之学也，此孔学之所以又能为神州学术一大宗，而后且得时王之推崇”[28]。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孔学有适应帝王需要的一面。但邓实的本意却是在正面的意义上肯定这一点。所以，他也不脱时人的故辙。在国粹派中，唯有章太炎、刘师培对孔子作了真正大胆的批评。章太炎说，孔子“非世卿”，虽要与贵族抗衡，但不敢“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相反，总是教弟子依人作嫁，“所以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衷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29]。他肯定儒家的利禄思想是它以后走上依附君权道路的内在根据。刘师培更进了一步，强调孔子本身即是尊崇君权的：“孔之讥世卿，乃抑臣权伸君权，非抑君权伸民权也”[30]。所以毫不奇怪，汉景帝“已深明儒学之有益于专制政体矣”，到汉武帝更进而抑黄老而独崇《六经》了[31]。这即是说，汉代独尊儒学，是因为儒学适应了专制君权需要的必然结果。所以，刘师培尤其强调指出，附会西书，把孔子说成是重民权的，无非是“现在康梁的邪说”罢了。事实上，“是因为孔子的说话，共他们（指君主——引者）所行的专制政体很有相近的地方，又有名分尊卑的话头，很可以压制百姓……愚弄中国人民，所以孔子学术，就一天一天大起来”[32]。这在其时并非主张全盘抹杀儒学的学者中，实为难能可贵的见解。
同时，国粹派指出，在儒学独尊的条件下，汉代学术呈现了以下的变动：第一，儒、道的神秘化倾向。方士家言原与儒、道无涉；但汉武帝表彰《六经》，方士之流乃援饰遗经之语，别立谶纬之名，故儿宽草封禅之仪，中垒借五行灾异释书，“经学之淆至此始矣”。迄光武建邦，喜藉谶纬为帝王受命之符，儒生稽古，博士释经，更竞相附会，“或注中候之文，或阐秘书之旨，故麟经作注，何休详改制之文；虎观论经，班固引微书之说；纬学之行，于斯为盛”[33]。东汉张角、张道陵之徒则以符箓召鬼神，而托名于老子，由是神术也窜入道家[34]；第二，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格局。儒家尚礼义，法家尚法治，但就治世的实效而言，前者近于虚，后者近于实，即法家“临事有效”。但因儒学独尊，汉宣帝后法吏欲全身固位，必藉经术以自辅；儒家反之，“自耻无用，则援引法家以为己有”[35]。董仲舒对策大廷，意在黜法崇儒，但其著《春秋决狱》，却又引公羊传傅会今律。公孙弘治《春秋》，同时又谙习文法吏事，同样外避法吏之名，内行法吏之实，是为儒术辅法吏的肇始。迄东汉末年，社会动**，儒家束手，法学因之大行；但徐干、王符诸人仍然“采儒家之名而不取儒家之实，取法家之实而又避法家之名。”[36]这说明两汉形成了外儒内法的学术格局，它对此后封建社会的政治与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7]；第三，私学易为官学，学用两歧。汉立五经博士，家法日严。儒生受教于博士，学成取金紫如拾芥；不守家法者，见摒于朝廷，由是“私学易为官学”[38]。同时，别儒生于法吏，取士另有儒术一途，古代仕学合一、学用一致的传统遭破坏，“学非所用，其西汉儒生之谓乎”[39]？第四，儒学独尊，诸子学由是日渐衰微。邓实说：“学在专制而不能包容，故九流诸子皆归罢黜，而无与比观争胜，是则儒学末流之弊也。”[40]这些见解，在其时自成一家之言。
魏晋南北朝，历来被人看作是世风浇漓、学术最为暗淡无光的时期。甚至梁启超也难免此偏见。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就认为，魏晋时期是“老学之毒”泛滥的时代，“实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也”[41]。但章太炎、刘师培的见解，却与之截然相反，认为这是秦汉后两千年古代学术史最富有生气，因而亟须重视的时期。他们指出，这表现为二：①玄学崛起，反映了时人对儒学专制的反动。魏晋玄学尚老庄，宅心高远，以至崇行神仙，慕求通脱。其崛起，固然与三国以降法家柄政严贼寡恩，人多清谈放诞，托任达以全生有关；同时，战争频仍，民无乐生之心，故借隐沦以避世；但更深刻的动因，却是反映了士人对汉以来儒学专制的反动。所以，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首倡玄学即力排尧舜汤武，弃经典而尚老庄，薄礼法而崇放达。刘师培说，两汉以降，“儒生日趋于智，迷信儒术之心衰”，魏晋学士“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42]。所谓不愿身心受拘束，迷信儒术之心衰而学贵自得，反映的正是儒学独尊地位的削弱和学术独立精神的重新高扬。于此，章太炎看得更透彻，他说：周末诸子纷争，各凭真性情，但经汉兴，“其情屈钝”[43]。迄魏晋，玄学之士次六国而起，其“厌检括苛碎久矣，势激而迁，终以循天性、简小节相上，因其道也”[44]。②儒、释、道并峙，促进了学术的争鸣。玄学之源基于正始，其时仅该庄、老，东晋后，佛教兴，士大夫兼崇老、佛，玄学扩其堂庑，“遂与儒学并衡”；至牟融著《理惑论》，以佛典与老子并衡，且倡佛教为不悖于儒，是为“老释并称之始”；迨南朝顾欢、张融认孔、老为宗教，最终更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峙的局面。三者对立，但也互相渗透。玄学者崇老、佛，固是引佛入道的明证；王弼、何晏祖述庄、老，间以庄、老之说释经，“以玄理说经，亦儒道二家合一之证”[45]。同时，中国僧徒仍奉传统的多神，“乃以神教参入佛教”[46]，由是外来的佛教也日异其本来的面目。这些自然有力地促进了其时学术空前的活跃和发展：
首先，它造成了学术争鸣良善的社会氛围。是时百家争鸣，其热烈程度仅次于周末。章太炎说，“魏晋以降，稍旁理诸子，玄言之士，次六国而起”[47]。刘师培也以为，“较周末诸子之日成一家言者，岂有殊哉”[48]！同时，缘学术争鸣之故，承佛典因明之律，论理学因之日昌，遂开后世讲学之风；其次，中古哲学因是大昌。两汉儒者墨守陈言，少讲哲理。魏晋玄学“撷佛老之精英，弃儒家之糟粕”，宅心空虚，静观物化，所成正为一种高尚的哲理。因此，其时学者“独辟新想”，使中古哲学于此大放异彩；最后，玄学促进了文艺与科学的发展。玄学循天性，本情性，故其具有“翼扶”文艺、科学的重要作用：阮咸通音律，宗少文能为金石弄，戴颙制新弄十五部，殷仲堪通医术，祖冲之始定圆周率。文艺、律令、算术、医药，于六朝皆有卓然建树，而唐以降玄学绝，“六艺方技亦衰”[49]，都证明了这一点。
国粹派对魏晋时期学术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邓实、黄节认为，玄学起，魏晋世风因之卑下。但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不以为然。相反，他们认为，魏晋玄学盛行，故其风尚有为后世所不及者。例如，章太炎就指出，六朝国弱由任世贵，又以貌举人，与玄学无关。相反，士大夫“孝友醇素，隐不以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贤于季汉，过唐、宋、明益无訾。其矜流品，成于贵贱有等，乃其短也”[50]。不过，国粹派却获致了以下的共识：魏晋六朝，儒学专制濒临瓦解，古代学术因之复苏；但好景不长，随着隋朝统一，行科举尽驱天下于功令一途，尤其是唐立《五经正义》，玄学绝，诸子灭，“中邦学术统一之局”[51]复成，儒学独尊依然制约了学术的发展。宋儒之学多源于佛老，且与九流之说暗合，但却讳言学术所自来。故究其实，“宋儒高材，独欲修补儒术”而已[52]。更有甚者，程朱理学倡三纲五常之说钳制民心，“祸中生民，盖数百年于兹矣”[53]；明儒多承宋儒唾余，少所发明；清代学术因异族入主，而波澜迭起，但究未能逸出儒学一统的格局。
由上可知，国粹派是相当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古代学术变迁的大势。究其所论，古代学术的发展，可以进一步作如下概括：从学术发展外烁特征看，“神州学术春秋以前归于鬼神术数；春秋以降，归于史；汉以后归于儒，归于儒而无所复归矣”[54]；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看，则经历了由春秋前的官学转变为周末的私学，复由周末的私学转变为秦汉后的官学的进化轨迹。与此相应，神州学术的品格，又由古代学用一致的实学，逐渐蜕化为学用两歧的虚学，而明、清汉宋学的末流更趋其极。所以，国粹派在习惯上又将秦以前的学术称为健全的“国学”，而认其后是“君学”当道“国学”衰微的时代。对于古代学术的总体评价，邓实指出：神州二千年学术，大抵以儒家为质干，以《六经》为范围。因此，迄今中国学术与国势的衰堕，可证“儒学之果无益于中夏”。但儒学所以能成为中国学术的质干，毕竟又说明其有自身的合理性。故研究古代学术又不能不主要探讨儒学，而辨其真伪[55]。章太炎的看法有不同，他强调古代学术从总体上看，是处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中国的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过有一点儿偏胜”[56]。他们的见解虽有差异，但无疑都有益开拓时人的思路。
3.实事求是论清学
国粹派对魏晋以降古代学术史研究的重点，是清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清学不仅内涵宏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属“本朝”史，与现实息息相关。但也惟其如此，作为主张激烈排满的革命党，其论清学就不能不染上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
用民族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曾是国粹派论清学重要的指导原则。刘师培在《孙兰传》中指出，明季遗民黄宗羲、王锡阐、孙兰等人洞明泰西学术，又各“以高节闻，抗志不屈”，体现了“学术之界可泯，种族之界不可忘”的圆满。相反，杨光先诋西书，直声既著于明廷，仕籍复标于清史，“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夷）夏，而出处大节，则转舍夏就□（夷），呜乎，此孙兰所以为高士欤”[57]！刘师培实际上是把学者的“出处大节”，即民族主义看得高于一切。这也是国粹派的共识。应当说，由于清政权是一个种族压迫的政权，它的建立明显地制约了清代学术的发展，因此，国粹派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常使自己知人论世的目光变得尖锐起来。例如，他们认为，雍乾之世，学者所以尽趋考据一途，实因清廷网罗日密、文字狱屡起的缘故。学者怀抱才智，举足荆棘，“无所于施，则遁于声音训诂无用之一途以自隐”[58]，“家有智慧，尤凑于说经，亦以舒死”[59]。魏源讥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一途，固然不错；但他没有指出所以导此末路，“则由于时君之抑扬，种族之观念，运会之适然，其原因为甚繁”，而徒然归罪于儒者，则是不公平的[60]。这种看法虽然并不全面（下面即将谈到），但不失为尖锐。同时，国粹派强调民族主义的原则，显然也是为了倡导民族气节，以助益现实的排满革命。
但是，民族主义毕竟不足以规范清学。清代学术虽受清廷某些种族政策的制约，但说到底仍与古代学术一脉相承，有着自身的规律性。近年来不少论者都指出，乾嘉汉学的动因不仅限于文字狱，与其时生产繁荣、社会安定造就了学者得以专心著述的有利环境也紧密相关，正是强调了这一点。同时，仅以是否“事二主”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臧否清代学者，本身也不正确。事实上，局限于民族主义看问题，不可避免要产生片面性。例如，在国粹派中，唯有章太炎贬抑黄宗羲，其理由是黄本人虽“以死拒徵，而令其子从事于徐叶间，谅曰明臣不可以贰，子未仕明，则无害于为虏者。以《黄书》种族之义正之，则嗒焉自丧矣”[61]。就不免绝对化。同样，他无视戴震本人也出仕清廷，而断言其倡言汉学，乃是为了阴阻士人侧身伪朝，“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62]，也有失牵强。国粹派的难能之处在于，他们并不囿于民族主义的视角，而且同时更能注重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上探讨清学，判其得失，从而使自己的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1）注意探究清学演变的内在动因。邓实虽然强调清代汉学的兴起，是清廷文网日密的结果；但他同时又指出，有清一代，经学迈汉唐，性理、辞章之学蔚然并起，其著作等身卓然成家者，数以百计，为历代所未有，“可谓神州学术之中兴矣”。究其原因，“盖自乾嘉之世，天下大定，海内无事，学者无所用其才智，身心暇逸，故得从容以讲求其学问”[63]。其论说的视角，显然已越出了民族主义的范围，更客观地看到了清代中期生产发展、社会安定，对于促进包括汉学在内学术繁荣的积极作用。刘师培的见解更进了一步，他看到了清代学术变动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他将清代汉学的变迁分为四期：顺、康之交，顾氏诸人集注于音韵训诂，于汉学虽有创始之功，但却非其萌芽之所在。“汉学初兴，其徵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阎百诗之于《古文尚书》，胡渭之于《易》，毛奇龄之于《四书》，“怀疑派”崛起辨伪指谬，宋学数百年的权威因之动摇。由怀疑而求真的探索精神，也因之一发而不可收，汉学于是浸浸而起。是为第一期；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徵实派”继起，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征不信者矣”。是为第二期；汉学既炽，精华已竭，后继者转相仿效，摭拾旧闻，不得不出于丛缀一途，所得自微。是为第三期；常州学派起，理先王之绝学，外张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虽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是为第四期。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同样没有把汉学兴起的原因只归于清廷专制，而是强调了学术自身的内驱力，即“怀疑”精神的高扬；二是认为汉学四期演进，大抵前二期属于进，后二期流为退，所以如此，合乎学术兴衰内在的逻辑：“譬之治国，怀疑学派在于除旧布新，旧国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条未备而锐气方新；若徵实学派，是犹守成之主，百废俱兴，综合名实，威令严明；而从缀学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纲而营末节，其经营创设，不过褥礼之微；虚诬学派则犹国力既虚，强国支厉，欲假富强之虚声，以荧黎庶，然根本既倾，则危亡之祸兆，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64]。除了对今文经学派的崛起所论不免偏颇之外，刘师培的上述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尤其以拓疆建邦作比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而衰微转型的必然的逻辑发展，比人们时常征引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相同见解，要早了13年。可见其对清学的理解，同样已非民族主义的原则所能规范的。
（2）于自己所敬重的学派、学者无所避讳。国粹派推崇惠栋的吴派、戴震的皖派为汉学中坚，高山仰止。但他们也指出，前者“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信古过深，难免曲为之原；后者条理严密，“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65]，稍胜于前者。他们更崇敬戴震，以为不仅其说经简直高古，唐宋以降，罕见其匹，尤其是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二书，极论“理生于欲，情得其平，是为循理”[66]，有力廓清了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说，厥功甚伟；但也指出了戴震的不足。例如，刘师培说，《孟子字义疏证》一书虽精，但有三不足：未能指出“欲”有两种：“人生所恃以进取”的欲望，若名誉、生产发展，“不当言节”；而男女饮食的“嗜欲”，则“在当节”。笼统肯定人欲，失之偏颇，此其一；宋儒以“势”为“理”，兴名分之说，以为犯“理”即犯分。戴斥之为“以意见为理”是对的；但“理”毕竟不等于“势”，宇宙万物包括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都有自己的“理”，即客观规律，不应当否定。并“理”不讲，因噎废食，此其二；戴说悉以经文为据，凡前圣所未言，即诋为异端邪说；后儒立说足申孟子者，亦深文周纳，排之不遑。“门户之见极严，不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能平心考察，故讹误实多”，“不足为千古定论”。不脱门户之见，此其三[67]。章太炎也指出，戴震虽通六艺，但于老庄书不尽懂，释经又未见，故其书“多姗议老庄，不得要领，而以浮词相难，弥以自陷，其失也”[68]。当然，章太炎不为本师讳，尤其难能可贵。他在肯定了俞樾在经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后，又指出：“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汎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69]。
（3）于自己所不赞成的学派、学者，并不全盘抹杀。国粹派不看重清代理学，以为“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70]，对高揭程朱理学与汉学为难的桐城派批评尤多；但并不否定桐城诸子在文学上的成就。章太炎说：“平生于文学一端，虽有所不为，未尝极意菲薄，下至归方姚张诸子，但于文格无点，波澜意度，非有昌狂亻面规者，则以为学识随其所至，辞气从其所好而已”[71]。曾国藩是国粹派斥为“民贼”者，但刘师培却称赞他能融合古文、理学、汉学为一，扩大了桐城派古文的堂庑，并谓：“惟姬传之丰韵、子居之峻拔、涤生之博大雄奇，则又今之绝作也”[72]。国粹派更与今文经学派对立，但也不否定它有自身的合理性。这在“国粹派的经学思想”一章将谈到。这里要指出的是，他们于常州学派擅长文法，著述别具魅力，也称赞不置：“庄氏文词深美闳约，人所鲜知……近人谓治公羊者必工文理，或然欤”[73]？
值得重视的是，国粹派最终强调，清代的学术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其范围仍不外儒学与六经而已”，未有能出乎孔子六艺之外而更立一学派者[74]，因此无论哪一学派都不可能引导传统学术走出衰败的迷津。为此，他们提出借重西学重新研究古代学术，“以发现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75]，应当成为中国学者的责任。
总之，国粹派将儒学归入诸子学研究，注重探讨古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并能实事求是论清学，都表明他们已把自己的工作自觉地放置在了近代意义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由此他们所获致的成就，同时也就为新史学的建设开拓了疆域。
[1] 章太炎：《尊史》，见《章太炎全集》（三），320页。
[2] 邓实：《论社会主义》，见《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1。
[3] 邓实：《论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11号。
[4] 佚名：《论中国人重视儒家之观念》，载《警钟日报》，1904-11-5。
[5] 章太炎：《儒墨》，《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37页。
[6]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93、295页。
[7]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理科学史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
[8]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政法学史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2期。
[9] 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卷1，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6册。
[10] 章太炎：《魏默深之老子论》按语，载《政艺通报》，1907年，第7号。
[11] 章太炎：《儒法》，《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39页。
[12]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政治学史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2期。
[13]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2页。
[14]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91页。
[15] 章太炎：《答铁铮》，见《章太炎全集》（四），372页。
[16] 刘师培：《孔子真论》，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5期。
[17]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9册。
[18] 邓实：《国学真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9] 邓实：《国学微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2期。
[20] 刘师培：《论古学出于史官》，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21]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载《太平洋》，第1卷，第7期。
[22] 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篇，第4章，第2节，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23] 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5期。
[24]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85、288页。
[25] 刘师培：《孔子真论》，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5期。
[26] 刘师培：《孔门弟子多治诸子学》，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27] 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5期。
[28] 邓实：《国学微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2期。
[29]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2～273页。
[30] 刘师培：《古政原始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
[31] 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
[32] 刘师培：《孔子传》，载《中国白话报》，第10期。
[33] 刘师培：《讦纬论》，《左盦外集》卷3，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3册。
[34] 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
[35]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见《章太谈政论选集》上册，300页。
[36] 刘师培：《儒学法学分歧论》，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10期。
[37] 章太炎以为，当是形成外儒内法、纵横的格局。他说：“儒家于招选茂异之世，则习为纵横；于综核名实之世，则毗于法律。但纵横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学。由是，儒者自耻无用，则援引法家以为己有。南宋以后，尊诸葛为圣贤，亦可闵已。然至今日，则儒、法、纵横，殆将合而为一也”（《诸子学略说》，《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00页）。
[38] 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
[39] 刘师培：《儒学法学分歧论》，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4期。
[40] 邓实：《国学通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
[4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第7册。
[42] 刘师培：《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左盦外集》卷9，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9册。
[43] 章太炎：《信史下》，见《章太炎全集》（四），65页。
[44] 章太炎：《学变》，《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45页。
[45] 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
[46] 刘师培：《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9册。
[47] 章太炎：《信史下》，见《章太炎全集》（四），65页。
[48] 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1期。
[49] 章太炎：《五朝学》，见《章太炎全集》（四），75页。
[50] 章太炎：《五朝学》，见《章太炎全集》（四），77页。
[51] 邓实：《国学真论》，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3期。
[52] 黄侃：《国故论衡·序》，载《国粹学报》，第6年，第4期。
[53] 刘师培：《东原学案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5期。
[54] 邓实：《国学通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
[55] 邓实：《国学通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
[56] 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502页。
[57] 刘师培：《孙兰传》，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
[58] 邓实：《国学今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59] 章太炎：《清儒》，《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55页。
[60] 邓实：《国学今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61] 章太炎：《说林上》，见《章太炎全集》（四），117～118页。
[62] 章太炎：《学隐》，《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62页。
[63] 邓实：《国学今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5期。
[64] 刘师培：《近世汉学变迁论》，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6期。
[65] 章太炎：《清儒》，《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56页。
[66] 见《国粹学报》，第4年，第2期“广告”。
[67] 刘师培：《东原学案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5、6期。
[68] 章太炎：《释戴》，见《章太炎全集》（四），124页。
[69] 章太炎：《俞先生传》，载《国粹学报》，第4年，第7期。
[70] 章太炎：《清儒》，《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55页。
[71]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载《制言》，第25期。
[72]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
[73]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
[74] 邓实：《国学今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5期。
[75] 邓实：《古学复兴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