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学报发刊辞》的“例言”写道：“用理秘文，发扬幽潜，志古匡今，俾作箴砭，撰史篇”[1]。钩深致远，探赜索微，意在志古匡今，箴砭现实。可见，国粹派史学思想的核心是：通史致用。
国粹派通史致用思想的形成，固然与上述他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有关，但以下的因素，也至关重要：
首先，是出自他们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体认。国粹派认为，中国史学肇端于上古史官。在上古，尊人鬼，故崇先例；奉先例为法仪，载之文字，谓之“法”、“书”、“礼”。其事便是史职。掌其职者，谓之太史、卿大夫。有官才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才有书，故官守其书。“是则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2]。这即是说，不仅史为中国学术肇端之府，且官师合一、学用统一，一开始便形成了中国史学及全部学术的特点与优点。所以，所谓《六经》，就是先王的政典、史官的实录。先秦九流并起，共出史官。诸子承《六经》余绪，各成一家之学，即各成一家之史。诸子之史，“派别虽殊，而究之皆规切时弊，以致实用”[3]。迄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倡言“究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史学的发展虽经历了由“史”变“经”，复由“经”变“史”的转换，但其通史致用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国粹派对先秦史学流变的见解，具有多大的科学性，是另一问题；但从司马迁著《史记》，力倡“通古今之变”，到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申言“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4]，中国史学无疑是形成了自己通史致用的优良传统。国粹派体认这一点，并没有错，其孜孜以“志古匡今，俾作箴砭”为治史的圭臬，也应当说是合理的。
其次，受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影响。顾、黄、王均是著名的抗清志士，在武装斗争失败后，皆潜心学术。由于他们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和“社稷沦亡”巨大的社会变动，创深痛矩，因此力图从历史的反思中，总结明朝灭亡和清朝入主的社会原因。他们不仅都重视史学，而且治学的旨趣也是相同的：以史为鉴，寻找改革社会的方案，提倡“经世致用”的史学。他们明确指出，史家的任务在于“述往事，勖来者”；强调“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证也”[5]。所以，顾炎武“感四方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6]，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名公文集奏章，撰成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更径直提出了社会改革的具体方案；王夫之不仅撰有《读通鉴论》、《宋论》两部著名的史论，而且成《黄书》一书，抒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思。国粹派对顾、黄、王的道德文章十分敬仰，称其为秦以下两千年少数“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7]。同时，对其经世致用的史学，尤其重视。邓实称顾炎武“以经世实用为宗，遂开有清一代实事求是之学”[8]。章太炎更一再赞扬顾炎武最懂得以史为用，“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惮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者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9]。刘师培、马叙伦则称誉黄宗羲及其《明夷待访录》为中国的卢梭和《民约论》，以为值得“五体投地而赞扬靡止”[10]。至于王夫之，则有黄节仿《黄书》著《黄史》。国粹派励志通史致用，其受顾、黄、王的思想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时代条件使然。20世纪初年的中国，正面临着大变革的前夜，社会急剧变动。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危机更加岌岌可危，激起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日趋高涨；另一方面，清政府颟顸昏聩，倒行逆施，又使各种社会力量迅速分化和重组，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也因之风起云涌。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便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到了人们的面前：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还是共和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通古今之变”的古老箴言，自然会如响斯应地凸现在精通经史而又看重历史的国粹派的脑际，引导他们以史为鉴，助益现实的革命。章太炎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11]。总之，国粹派通史致用思想的最终确立，又是其投身社会变革的洪流和服从共和革命斗争需要的必然结果。
所以，说到底，国粹派通史致用，就是致共和革命之“用”。这主要表现为：
（一）鼓动排满革命思潮
辛亥革命时期，排满革命思潮一日千里，而国粹派恰恰是鼓**这一思潮的主力军，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们擅长以经史立论，故其排满宣传充分而激烈，为他人所不能及：
1.“辨种族”。“种族上的意见，要把我汉族谱系，考得详细”[12]。“正姓氏之本，考汉虏之异”[13]。为此，他们花了很大的气力，爬梳旧籍，撰成各种“民族志”、“氏族志”。例如，黄节撰《黄史》，其第一章便是“种族书”，下分“种源”、“种别”、“立国”、“种名国名”、“氏族变”、“通种”、“攘彝”、“防汉”、“辨同种”、“惜明”十节。马叙伦的《古政通志》第一篇是“氏族志”。章太炎撰有《序种性》上下篇。刘师培不仅著有《攘书》、《中国民族志》，其《中国历史教科书》、《古政原始论》，也都分别辟有“汉族起源”、“氏族原始”专节。国粹派鼓吹排满革命，也暴露出自己存在浓重的大汉族主义消极情绪。他们所以热衷于“辨种族”，意在凸现两种观念：一是“辨别内外，区析华戎”的“春秋大义”。刘师培在《两汉种族学发微论》中说：“辨别内外，区析华戎，明于非种必锄之义，使赤县人民咸知国耻，故奋发兴起，扫**胡尘，以立开边之功，则诸儒内夏外夷之言，岂可没欤[14]？”二是西方东渐的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理论。黄节说：“泰西民族主义汹汹东侵，于是爱国之士，辄颂辨别种族，而先行于域内”。[15]其《黄史》，“条别宗法，统于黄帝”[16]，就是一部汉族专史。总之，他们是要强调，无论是根据古老的春秋大义，还是根据最新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排满都是天经地义的。首“辨种族”，目的是在为整个排满宣传提供前提依据。
总之，“辨种族”以证清廷卖国虐民的必然性；借表彰民族气节增进人们民族主义的热肠；国粹派的排满宣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尽管此中也暴露了国粹派浓厚的大汉族主义，但其本质无疑在于助益革命。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从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它与传统的地主阶级排满，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国粹派也始终没有忘记将排满与共和革命相联系。在他们的眼里，清廷不仅是种族的政权，而且同时还是卖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反动政权。所以，他们强调，“排满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22]。这“与前儒中外华夷之辨不同”，因为专制政权即便非操自满人之手，“仍为天水凤阳之裔，吾人视之固亦无异于满洲”[23]。如果我们肯定辛亥革命风潮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借助于排满思潮而鼓**起来的，那么我们也应当肯定，国粹派以经史立论，有力地推进了排满革命的宣传，其裨益革命之功，就是不容忽视的了。
其二，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宣传，固然有历史与民族情感上的动因；但还须看到，从根本上说，它只是革命党人借以鼓**革命风潮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即是一种政治策略上的需要。蔡元培于此看得最清楚。在排满宣传日趋激烈，众人头脑发热之时，他却在《苏报》上发表了《释仇满》一文，冷静地指出：随着文明进步，种族的成见应当日渐减少，但如今仇满之论却高唱入云，这是因为“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他说有些人不承认这一点，但事实是“乃全在政略上”[24]。所谓“政略”，就是政治上的策略。辛亥后，上海都督著名革命党人陈其美发起成立“融洽汉满禁书会”，并上书当时袁世凯大总统，要求禁毁辛亥前出版的党人鼓吹排满宣传的所有书籍，以利汉满团结，就有力地证明了蔡元培当年的识见，确有洞烛先机之明。陈其美在呈文中称：
民国肇基，共和初建，亟宜联络五族协力维持始能收美满结果。从前鼓吹排满各书，实为联络之障碍，若不禁止，终难融洽，且悖共和宗旨。特倡议发起融洽汉满禁书令，请电各省一律禁止，已出版者由本会出资收毁[25]。
耐人寻味的是，章太炎当年是不承认自己的排满主张是一种政略的需要的；但是，迨武昌首义，清廷倾覆在即，而留日的满族学生人心惶惶之际，时在日本的他却发表了《致留日满洲学生书》的公开信，以安抚之。他写道：
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曩日大军未起，人心郁勃，虽发言任情，亦无尽诛满人之意。今江南风靡，大势已成，耆定以还，岂复重修旧怨。……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伏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我汉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既无屠杀人种族之心，又无横分阶级之制，域中尚有蒙古、回部、西藏诸人，既皆等视，何独薄遇满人哉？[26]
在这里，章太炎肯定满人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汉满平等，革命后同为共和国民，享有同等权利。此前大声疾呼的所谓“仇满人当仇其全体”、“尽驱逐满洲贱种”，种种排满宣传，实际已自行全然否定了。不仅如此，他说“曩日大军未起，人心郁勃……发言任情”，对过去过激的排满言论表示歉意，同时也即承认了那是一种需要。革命大势已成，排满宣传已成过去，“岂复重修旧怨”？章太炎强调汉、满、蒙、回、藏皆平等，已确然包含了辛亥后五旗共和的思想主张。
这一事实说明，我们固然当看到国粹派排满宣传中所包含的大汉族主义的消极情绪，但不宜过分夸大，乃至于断言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反满派，作简单的否定。相反，应当理解，国粹派的排满宣传，不仅是革命党人通行的“政略”，且藉经史助益革命，特色独具，功不可没。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从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它与传统的地主阶级排满，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国粹派也始终没有忘记将排满与共和革命相联系。在他们眼里，清廷不仅是种族的政权，而且同时还是卖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反动政权。所以，他们强调，“排满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这“与前儒中外华夷之辩不同”，因为专制政权即便非操自满人之手，“仍为天水汉阳之裔，吾人视之固亦无异于满洲”。如果我们肯定辛亥革命风潮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借助于排满思潮而鼓**起来的，那么我们也应肯定，国粹派以经史立论，有力推进了排满革命的宣传，其裨益革命之功，就是不容忽视的了。
（二）反驳立宪派，论证革命
进入20世纪后，革命派与立宪派间的对立与论争，日渐激烈。国粹派以史为武器反驳立宪派，论证革命，也别具特色。
庚子后，尤其是1903年后，清廷为改变自己颟顸昏聩的形象以拉拢资产阶级改良派，渐次推行所谓“新政”，乃至于预备立宪。这在康有为为首的一些人中，果然激起了新的幻想。他们相信清廷“甚悔戊戌之举”，从此将“焕然维新”，[27]因此倡言维新、立宪，排拒革命愈力。为破康有为诸人的谬说，章太炎不无尖锐地首先抓住了对“维新”二字的训诂界定。他特撰《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一文指出，“维新”一语，始见于《大雅》，再见于伪《古文尚书》。今人滥用此语，其谬有三：《大雅》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谓千年侯国忽受帝眷，统一神州，为万国共主，故称“新命”。今之清廷行君主专制既久，安谓“其命维新”？欲令维新，惟英雄崛起，历数在躬，始得名实相符。妄者以维新为变法，其谬一；伪《古文尚书》不妨以东晋学者之言尊之，其言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可见，未有不先流血，斩其独夫民贼，而能遽见维新的。妄者“以维新为温和主义”，其谬二；衣之既成，不可谓之“初”；木之既枯，不可再新；人之既老，不可还童。“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雍二世，今之清廷腐败已极，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28]。章太炎是文训诂周详，申论鞭辟入里，在其时颇具影响。
当然，国粹派没有停留在文字训诂上，而是更注重征引中外历史立论。戊戌政变刚刚过去不久，但已成为历史。柳亚子以戊戌变法失败血的历史教训为例，所论一针见血。他说，维新、立宪云云，不过是幻影梦呓而已。“不见夫戊戌百日之事乎”？谭嗣同虽有救民之志，但眩于清廷“浮辞”，结果空掷大好头颅。菜市口的鲜血，足证清廷不足信，如何执迷不悟！“往车已矣，来轸今方遒，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29]！其时一些人所以侈言维新变法，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以为藉此可以避免革命流血，但国粹派反驳道：维新又何尝能苟得？“康有为戊戌之事，成鉴未远”，固不必论；即东西各国，新政也无不以革命流血成。意大利、匈牙利“轰轰烈烈，百折不回，放万丈光芒于历史者，无论矣”，英国不是以立宪著称吗？然而在它的历史上也有多次革命，“使英人不革命，一土耳其耳”。同样，日本维新有尊王倒幕之役和西乡、南洲、鹿儿岛革命，“使日本不革命，一朝鲜耳”[30]。
立宪派一方面鼓吹君主立宪，另一方面则极力诋毁革命。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以为中国今日公理未明，旧俗俱在，行革命必寻乱天下，杀人如麻。1906年他复发表长达数万言的《法国大革命记》，污蔑法国大革命，倡言中国有“特别之情”，欲行革命，无非“无病而学呻矣”，其为祸之烈必至“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31]。二文在当时都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对于前者，章太炎写了有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长文，痛加驳斥。其中，引史为证反驳康有为所谓公理未明不可革命，尤见精神。他说，义和团初起时，但知“扶清灭洋”，及景廷宾再举，则已知“扫清灭洋”；唐才常自立军起事，深信英人，卒为所卖，及今日广西会党则已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人心进化，公理日明，彰彰可见。据此，章太炎引出了著名的结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32]。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同时也即是对现实革命的有力肯定。
康有为的后一篇文章是其1904、1905年周游欧洲后写就的，并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影响甚大。故章太炎说：“自此论出，其为进步之梗者，良非浅鲜，不可不有以匡之”[33]。为此，他特嘱汪东撰文予以驳斥。汪东应其要求，先在《民报》第11号发表《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其后，又参考日本学者河津祐所译《法国革命史》，及奥田竹松著《佛兰西革命史》等，撰成长文《法国革命史》，在《民报》第13、15、16、18、19号上连载。这两篇文章不仅是革命党人直接反驳康有为的专论，而且也是革命党人系统论述法国大革命的代表作。其基本观点自然也为章太炎所认可。
汪东的文章除了在具体史实上纠正康有为的歪曲外，主要突出了以下的内容：其一，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力斥康的污蔑。他说，法国大革命“一洗旧弊，遂能去虐政，均利权，卒达改革之首志，其功亦赫然可观哉”。它推翻王权，首创自由平等的原则，实为近代欧洲各国革命的先导。康有为诋毁它，要在“其尊君之心理使然”[34]。其二，指斥康有为替清朝专制统治涂脂抹粉。汪东强调，自己撰《法国革命史》，目的在于通过中外比较使人们“知佥人之诬妄，与革命之真理”[35]。康谓清朝深仁厚泽并无法国式的苛政，因此倡革命无异无病呻吟；但汪东历数清廷“虐史”，证明其“惨酷”实远迈法国君主。其三，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汪东认为法国革命是一次反对君主专制的战争，是合理的。康有为攻击它，无非谬托危言，阴阻国人革命。但清廷的暴政既过于法国君臣，中国人民革命也同样是合理的：“何以恶革命如耿鸟猛虎洪波巨焰如也”[36]。
值得指出的是，康有为诋毁革命的一个重要口实，便是革命必酿至伏尸百万、杀人如麻的惨剧。章太炎等人以各国立宪又何尝不流血反唇相讥，虽不无道理，但终因缺少正面作答而稍呈乏力。现在汪东没有回避问题，认真作了回应。他不否认法国大革命发生了杀人流血的场面，但他认为“天下之事，惟有所忍，乃能有所不忍，而大不忍之心即存于此须臾之忍之间也”。革命缘救民而起，“革命即不能不杀人流血，杀人流血，忍事也，忍而为之即将以达其舍身拯民不忍人之心也”。革命不能不流血，这是残酷的（“忍事”），但千百万人却因此解脱专制之苦，可见它同时即包含着最大的仁慈（“不忍之心”）。因此，革命乃舍身拯民正义的伟业，又如何能诬之为洪水猛兽呢？从中外历史上看，有道之士往往以“犹豫不忍”而致败，但“悍毒之奸雄”，却能“以凶恶捷疾胜”[37]。故徒然标榜“不忍人之心”而阻遏革命，即无异于助专制奸雄以虐民，其罪岂不上浮于天！汪东的见解义正词严，无疑是有说服力的。
汪东对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他将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认作革命中的消极力量，显然有失偏颇。这大约是因其取材日人的著作而受影响所致。此外，为了排满宣传的需要，他既肯定路易十六昏聩残暴民曰可杀，又说他“心在国家”与异种的清廷有别，难免陷于自相矛盾。但是，尽管如此，汪东与康有为针锋相对，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功绩和有力地论证了革命自身的正义性，这不仅在对法国大革命总体的把握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其时对于击破立宪派的谬说助益革命宣传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尤其不容忽视。可以说，他达到了章太炎的要求：“有以匡之”。
立宪派非难革命的另一重要口实是：革命将招致外人干涉。其时，革命党人的回应多是：中国革命是有秩序进行的，不会伤害外人利益，因而外人的干涉可以避免，闪烁其词，最为空泛无力。但是国粹派着眼于历史经验，对此的回答却是理直气壮。他们认为民族独立只能是抵抗列强的结果，而历史已经证明列强的干涉也并不足畏：英之于脱兰斯哇，美之于菲律宾，虽大小悬绝，但费时数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勉强使之暂时屈服；而爱尔兰虽隶英有年，却至今不屈。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而惧外人干涉，岂非可羞之极！“夫干涉亦何足惧”？只要使革命思想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勿宁死之主义，“与文明公敌周旋”，外人必不能亡我中国。不然，“奴隶唯命，牛马唯命，亦终蹈红夷棕蛮之覆辙而已”！[38]要言之，着眼于唤起国民以求战胜列强的侵略，而非着眼于追求所谓的“秩序革命”以取悦外人，这正是国粹派的回答以史为鉴根本不同于其他党人的可贵之处。也惟其如此，其对立宪派的反驳也就显得更加有力量。
（三）总结历史的经验，以助益革命政略
国粹派通史致用的思想，同样鲜明地体现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助益革命政略上：
1.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教训
1903年章太炎在《革命军序》中就曾指出：“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39]。提醒人们注重革命实践。1906年他为禺山世次郎撰的《洪秀全演义》作序，又不仅肯定太平天国的事业，而且主张“尊念洪王”，以唤起人们对“国家种族之事”[40]的关切。但从总的看来，国粹派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总结，以黄侃《哀太平天国》一文为最重要。黄侃认为，太平天国败亡，其误有三：其于首义之时，借鬼神发难，不失为策略；但义旗既揭，“宜熟审民怀，概然捐其西方天国之教，以毋惊黎庶”，然计不出此，典章文告尽仿基督教，致使万方解体，此其一；建京后，以为大功将成，君臣争权内讧，“以成覆亡之祸”，此其二；将士多出草莽，无知无识，漫无纪律，民间寒心，此其三。应当说，黄侃的概括颇具尖锐性。尤其是第一点。强调太平天国固守基督教的范式，无视民族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结果脱离民众，是其致败的重要原因，更表现独到的见地。同时，黄侃进而强调，革命党人当以太平天国为“龟鉴”，观其所失，“勿蹈其覆辙”，并提出以下见解：“治国化民，不可不资于学；安众齐人，不可不慎于教；整军经武，不可不持以人；兢利而互争者，必败之道也。怙权而不恤，众将不忍之”[41]。这即是强调，革命党人当提高自己的学识素养，出以公心，知人善任。要记取不恤下情、争权夺利，乃是自取败亡的历史教训。黄侃“哀太平天国”，从其失败中引出这些历史教训，对于革命党显然是具有借鉴的价值。
2.反对“借权督抚”说
同盟会成立后，由于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失败，和客观上清廷借预备立宪削减地方督抚权力，扩大了内外的矛盾，在革命党中“借权督抚”说，一时颇为盛行。它反映了某些党人意志的薄弱，章太炎最早看到了此一问题的严重性。1906年他在《民报》周年纪念上演讲，就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魔障，不可不破”。他不仅强调“借权说”企图“舍难取易”，是一种连强盗、会党都不如的“下劣的思想”，而且引历史经验证明它不过是一种空想。他说，从历史上看，从来藩镇不是逼到无路可走，断不轻易造反。吴三桂是决心步石敬瑭后尘，甘当儿皇帝的，只是后来撤藩，兵权尽失，才激成大举。现今的袁世凯，清廷不敢轻动，就是动其一人，北洋将校无恙，“一人愿革命，人人都不愿革命，这是万不得成的”。尤其可贵的是，章太炎还进而指出，督抚革命即便有成，于革命也是有害而无益 ：“且看从古革命史，凡从草茅崛起的，所用都是朴实勤廉的人士，就把前代弊政一扫而尽；若是强藩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因为帝王虽换，官吏依然不换，前代腐败贪污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所以，他告诫人们，当彻底打消“借权”思想，不怕万难，去建设中华民国[42]。章太炎的主张，反映了他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其时一些人还担心，督抚权削，革命愈难措手，但章太炎的看法正相反：历史经验同样已证明，督抚无权，正大有利于革命军。后来的事实证明，清廷行中央集权，扩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离心力，在客观上果然有利于革命的发难。章的演讲在当时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有力地激励了革命党人的意志。
3.提出革命当重视和依靠农民的主张
从总体上看，作为革命派的一翼，国粹派较革命党中的许多人更看重农民问题。章太炎的《訄书》中的《明农》、《定版籍》，就是专谈农民问题的。尤其在后一篇文章中，章太炎记叙了自己与孙中山间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讨论。孙中山认为，为了避免“贫富斗绝”的现象，应当实行“不稼者不得有耕田”的政策。他说：“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章太炎根据历史经验，对孙中山的见解深表支持。他指出，同治年间，冯桂芬为郡人减租，世人传为美谈，至请立祠堂。但在实际上，受益者只在世家大户，无田或少田的农民并未受益。由此可知，要助益农民，根本的问题不在减租，而在均田：“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而所谓减租，也“适足以资富疆”而已。为此，章太炎甚至设计了《均田法》。这说明，在地主与农民的对立中，章太炎是同情和站在农民一边的。不过，借鉴历史，明确提出革命党当联合农民革命这一重要思想的，却是刘师培与黄侃。
刘师培在他的《悲佃农》[43]中指出，中国自古迄今，授田之法，均属失平。这从文字训诂中可以看出来：“富”、“蓄”二字，从“田”；“私”、“积”二字，从“禾”；可见古代以田谷多少区分富贫。后贵显者将力农之役转属苗民。“民”古训为“苗黎”，“氓”为农民；而“氓”从“民”声，民、氓互训，则苗民与农仆同。细以劳逸之殊，定尊卑之制，自古已然。同时，刘师培在作了详故考证之后还指出，从周代的井田制开始，中国历代田制都无非是体现着“以野人养君子”的不平等制度。其中，又以清代为尤甚。因此，他认为，土地原为一国所共有，理当为国人所共享。今同为国民，却有多寡有无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劳动之人，义务重而权利轻，徒手坐食之人则反之，且高踞前者之上，是为“人权之失平”。所以，处今之世，要实现共和平权，首先必须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非发动农民革命不可：“然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刘师培相信，从陈涉以降，农民起义不绝于史，已足证中国农民“非不足以图大举”。革命的成功，公理的昌明，实最终有待农民革命的崛起。黄侃在《哀贫民》一文中也指出，广大贫民的痛苦，根源在“富人夺之”。他大声疾呼，要实现“平等之真”，贫民当奋起革命，推倒富人：“殪此富人，复我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事之济，贫民之福也。若其不济，当以神州为巨冢，而牵率富人与之共瘗于其下，亦无悔焉尔。哀哉贫民，盍兴乎来”！[44]
无视农民革命力量的存在，脱离以至于抵拒农民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伤。上述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对农民土地要求的关注和主张联合农民革命，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它未被施行，但其自身的意义并不因此减弱。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国粹派是革命派中擅长以史为武器无可或替的一翼。可以这样说，如果说国粹派的文化观使其在近代文化史上独树一帜；那么他们在近代革命史上的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缘其“通史致用”的结果。
[1] 邓实：《国粹学报发刊辞》，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2] 刘师培：《论古学出于史官》，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3] 邓实：《明末四先生学说·序》，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3期。
[4] 《资治通鉴》卷69，“臣光曰”。
[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
[6]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7] 马叙伦：《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20号。章太炎《非黄》（见《章太炎全集》（四））一文，对黄有所批评，但在《冥契》（《訄书》重订本）中，则夸其“圣夫”！
[8] 邓实：《顾亭林先生学说》，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3期。
[9] 章太炎：《答梦庵》，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98页。
[10] 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卷2，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6册；马叙伦：《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
[11] 章太炎：《菿汉微言》，见《章氏丛书》。
[12] 林獬：《国民意见书》，载《中国白话报》，1903年，第5期。
[13] 马叙伦：《古政通志·民族志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
[14] 刘师培：《两汉种族学发微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1期。
[15] 黄节：《春秋攘夷大义发微叙》，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8期。
[16] 黄节：《黄史·总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7]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第8章“白人之侵入”，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7册。
[18] 黄节：《黄史·种族书》，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9]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第8章“白人之侵入”，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7册。
[20] 黄节：《宋遗儒略论》，载《国粹学报》，第4年，第11期。
[21] 邓实：《正气集序》，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
[22] 章太炎：《复仇是非论》，见《章太炎全集》（四），274页。
[23] 刘师培：《辨满洲非中国之臣民》，载《民报》，第18号。
[24] 蔡元培：《释仇满》，见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679页，北京，三联书店，1977。
[25] 陈其美：《禁销排满书籍》，载《申报》，1912-6-15。
[26] 章太炎：《致留日满洲学生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519～520页。
[27]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5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8]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9] 柳亚子：《中国立宪问题》，载《江苏》，第6期。
[30]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31]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5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2]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33] 寄生：《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载《民报》，第11号。
[34] 寄生：《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载《民报》，第11号。
[35] 寄生：《法国革命史论》，载《民报》，第15号。
[36] 寄生：《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载《民报》，第11号。
[37] 寄生：《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载《民报》，第11号。
[38]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39]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92页。
[40]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92页。
[41] 黄侃：《哀太平天国》，载《民报》，第18号。
[42] 章太炎：《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载《民报》，第10号。
[43] 刘师培：《悲佃农》，载《民报》，第15号。
[44] 黄侃：《哀贫民》，载《民报》，第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