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派始终强调保存史籍是保存国粹和进行史学研究的前提，因此于此竭尽全力，卓著建树。
中国古代史籍因清初清朝统治者一再大规模毁禁图书，损失惨重。其后，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兵燹屡兴，亡佚益甚。国学保存会一成立便注重收集遗文孤本。其主要途径有三：一是在《国粹学报》不断公开征集。例如，其第4年第2期上就刊有征集黄梨洲遗书的广告，并公布了黄七世宗子提供的52种著作总目；二是发动会员广为访求。1908年年初，黄节从广东来信报告说：“日来访求忠义之迹”颇有收获，计访得陈独漉真迹字二幅，清湘残梅一付，并魏征字真迹，元祐党人碑一幅。又去番禺新汀屈翁山故乡访其遗书。在广州复发现了郑所南、史可法等人真迹，拟或购借或摄影而归[1]。此种访求通过留学生扩展到了日本。《国粹学报》常刊有报告日本各图书馆收藏中国古籍情况的来信。1907年刘师培甫到日本即报告：在东京博物馆发现宋版《玉篇广韵》、医书数种、唐石刻及字画等[2]；三是通过书贩收购。国粹派为收集珍贵史籍历尽艰辛，可从邓实访求《钱牧斋初学集笺注》、《有学集笺注》看出来。钱谦益为清初著名学者，乾隆时著作遭禁毁，“几于只字不存”。迄晚清，藏书稍出。邓实自谓：“余托书贾物色将近十年，今乃获之（指《初学》、《有学》二集）”。此前，他已先访得钱著《投笔集》、《吾灰集》及钱笺杜诗等，但尚缺钱氏所选《列朝诗集》及其文集、尺牍。他在《国粹学报》上撰文说：“至今未得，心常怦怦，世有藏者，如能割爱，余固不惜兼金以相酬耳”[3]。不惜重金收购，足见其用心良苦。但也唯其如此，获致颇丰。例如，是时《龚定盦集》不下十数种，但所据不外武林吴氏本、平湖朱氏本而已，皆未得见魏源定本及其子龚孝珙手编定本。1907年邓实辗转获得《定盦诗文》手稿4卷（9～12卷），是为龚孝珙在魏源定本的基础上重定之手编原迹。1910年又获致龚孝珙定本前8卷，由是《定盦全集》始有定本，包括《定盦外集》、《定盦诗定本》、《定盦词定本》、《集外未刻诗词》，成为其时收集最全的龚自珍著作合集[4]。此外，《章学斋述学驳义》四篇，世无传本，由学诚世交处抄得之；《战国纪年》（40卷，晋陵汤氏撰），得之闽贾，不见著录，为旧抄本；《大广益会玉篇》（30卷，梁顾野天撰），唐本久佚，此为最旧的元刻本。如此等等。
应当指出，进入20世纪后，外国殖民主义者加紧了对中国史籍与文物的掠夺，已成为古代史籍进一步流失的主要原因。1907年冬，法人伯希和盗走敦煌莫高窟石室约三分之一的藏书，“所有四部各书及经卷之精好者，亦略尽矣”[9]，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事实上，继伯希和之后，仍不断有西人前往盗购。日本书贩也不甘落后。晚清文网疏阔，早先的一些禁书渐有复出。日人贮巨金趁机在苏州等文化古城收罗，“每一部出即收购以去”[10]。1907年日人田中青山以区区25万两之资，收买了久成江南之望的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极其珍贵的藏书，舟载以归。是为中国史籍的又一次重大损失。国粹派看到了史籍、文物外流日趋严重，又进而揭露侵略者的掠夺，大声疾呼国人奋起保护祖国史籍、文物。
1908年10月，上海中西绅商举办中国“古瓷赛珍会”。邓实在《爱国随笔》中报道了这一消息，同时提醒国人说：中国古物以瓷器最为西人所重，故不惜重价收购，载归其国，每年所值不下百万，几至搜罗净尽。是因古物中惟瓷器一类为西人所易晓，能辨其真伪，非同金石彝器、名书法绘，需考订文字，赏鉴最难。但是，随着西人居华日久，考古日新，必收及书画金石，“吾恐中原重宝，日流海外，愿世之收藏者知所保存，勿令数千年之文献无征也”[11]。这是很有远见的。事实上其时西人已经开始大规模收罗中国古代的书画金石。罗振玉指出：“洛中近日治铁道，故古物日出不穷。然欧美人以重价购求，凡古陶器及古造像之金涂者，每年流出海外者不少”[12]。某西人甚至刻好了赝品，试图盗走西安著名的唐代“景教流行中国碑”；后只因事发未能得逞。因此，一些爱国的收藏家也对此开始留心。1909年，一位官僚出身的收藏家惧家道中落，不肖子孙“持此奇货贩之异域”，临终前特遗命将曾以百金购得的明大儒刘蕺山真堂轴一幅，转赠给国学保存会。为此，国学保存会在刊登此消息的按语中强调指出：“蕺山先生为明大儒，饿死报国，大节凛然，可与日月争光。……年来古贤真迹流之海外不可数计，为人子孙不能保其先人遗物，至嗜利不惜以畀外人，此真狗彘之不食，若郑君者可以风矣”[13]。尤具深意的是，《国粹学报》第4年，第7期全文译载了参与收买“皕宋楼”藏书的日人岛田翰的文章《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作者在文中不仅盛赞“皕宋楼”藏书弥足珍贵，而且毫不掩饰自己以区区之资购此宝物的得意：“吾平生之素望尽于此……不亦人世之大快事乎”？“此举也，虽（实）曰于国有光”。译者因之在“附识”中说：陆氏藏书所收俱江浙诸名家旧本，如今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为之太息者累月”。往后日商来华，其他藏书将继之乎？“用特印行皕宋楼源流考，以告有保存国粹之责者”[14]。其激励国人珍惜祖国典籍的拳拳之心，实足以动人。
其时国粹派已经意识到，要有效防止文物外流，单凭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颁布文物法：“我国若不定古物保存律，恐不数十年古物**尽矣，可不惧哉”！[15]他们当然懂得，在反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此不过是一种空想罢了。但是，惟其如此，上述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保存祖国文物、史籍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和所取得的卓著建树，就愈显其难能可贵。
[1] 见《国粹学报》，第4年，第3期“国学保存会报告”。
[2] 见《国粹学报》，第4年，第3期“国学保存会报告”。
[3] 见《国粹学报》，第5年，第5期“国学保存会藏书志”。
[4] 邓实：《定盦集序》，载《国粹学报》，第6年，第5期。
[5] 见《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6] 见《国粹学报》，第6年，第11期“广告”。
[7] 顾颉刚先生早年就利用过该藏书楼。他说：“有时我从苏州到上海去，那里《国粹学报》馆中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我就不放过了”（《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1册）。
[8] 邓实：《国学保存会藏书志》，载《国粹学报》，第4年，第2期。
[9] 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载《国粹学报》，第5年，第10期。
[10] 《国学保存会藏书志》，见《国粹学报》，第5年，第5期。
[11] 邓实：《爱国随笔》，载《国粹学报》，第5年，第1期。
[12] 罗振玉：《俑庐日札》，载《国粹学报》，第5年，第2期。
[13] 见《国粹学报》，第5年，第6期，“通讯”。
[14] 见《国粹学报》，第4年，第7期。
[15] 见《国粹学报》，第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