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在文明的一般接触中，只要被侵入的一方没有阻止住辐射进来的对手文化中的哪怕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因素在自己的社会体中获得据点，它的唯一的生存出路就是来一个心理革命。”[1]所谓“心理革命”，就是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挑战，不能不做出积极的回应。
在近代，随着鸦片战争后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欧风美雨沛然而至，中国社会的“心理革命”便发生了。不过，对中国来说，所面临的远非是“文明的一般接触”和外来文化“初步的因素”的辐射，而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岌岌可危。因此，它决定了由中西文化间挑战与回应所引起的这场“心理革命”，不仅贯穿中国近代历史始终，而且是一个充满着理性与情感的冲突，交织着无尽的反省与追求的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19世纪余下的60年中，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860年。
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惨败，“天朝大国”居然败于“蕞尔小夷”，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首先令林则徐、魏源、姚莹等近代第一批清醒的爱国者惊起。他们勇于面对现实，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尽管他们对夷人“长技”的理解尚属肤浅，但重要在于，他们提倡“师夷”，构成了对“夏夷大防”传统观念的否定，也是对普遍存在的以天朝大国自居盲目自大心理的大胆挑战。魏源等人的思想主张，是国人对近代中西文化最初撞击作认真反思得到的第一个善果。由是近代春潮初动的思想界便与过往冰封的疆域，划开了界线。
然而，魏源等人的思想不过是空谷足音。“师夷长技”的主张不仅在当时被人斥为“縻费”、“多事”，而且长久不为清廷所重视。所以王韬在咸丰十年还发出这样不平的叹喟：
吾与泰西诸国通商以来，已历二十余年，而在廷诸臣之于洋务，昏然如堕云雾中。一二草茅之士，或能通达时事，叹息时艰，偶言之于当道，则必斥之曰“多事”，鄙之曰“躁妄干进”，呵之为“不祥之金”。于是乎而噤口卷舌者多矣。不然，徐松龛中丞、魏默深司马之书具在，探夷情，师长技，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何一非驭外之要图？奈何当道者，熟视若无睹也[2]。
这说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中国社会的“心理革命”是怎样难以展开。
第二阶段，1860—1895年。
此期洋务运动在大江南北广泛展开，形成了一场颇具声色的效法西方创办近代工业的运动。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主张，不仅被付诸实施，而且被大大超越了。毫无疑问，这场运动也增强了国人的心理承受力，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心理革命”的进程。而洋务理论家们的理论阐述和哲学概括，则表明士大夫们的此种心理承受力已经和所能达到的程度。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尚限于为“制夷”而发，远未涉及中西学的关系问题。而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到薛福成的“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4]；从郑观应的“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5]，到孙家鼐的“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6]，和张之洞以“中体西用”思想为纲，著《劝学篇》一书，风行海内；数十年间，“中体西用”已逐渐规范为洋务思想的标准表述。夷人的“长技”被提升为“西学”，并借助“道、器”；“体、用”；“本、末”，这些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将中西学纳入统一体内，肯定西学是富强国家、推进中学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这是洋务派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独特而又明确的表述。它进一步踏倒了“夏夷大防”的藩篱，为人们大胆接受西学开辟了道路。
但是，洋务派毕竟将中西学规定为本末、主从的关系，这表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心理革命”，无法逾越以孔孟纲常名教为标志的封建旧文化的界限。新的超越有待新的阶级提出新的观念。
第三阶段，1895—1900年。
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浸浸而起，是以否定洋务思潮为前提的。维新派认为，洋务派斤斤于铁路、电线、轮船、枪炮之属，不过触及西学的皮毛，于其“根本”，即“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7]。他们于隆中抑西的“中体西用”论，尤其不以为然。严复说，中西学各有自己的“体、用”，“中体西用”论无异于“驭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8]，于理不通，于事绝不可行。维新派在文化思想上的建树在于，不仅将人们对西学的认识，由“西艺”推进到“西政”，而且第一次打破了隆中抑西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且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尊新”，“尽变西法”，即主张以新学、西学，反对旧学、中学。这就为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思想上进一步开辟了道路。惟其如此，清末有人不无道理地将中国“欧化”的起点，断在了戊戌时期[9]。
综上所述，从宏观上看，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三期演进，正经历了“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变法维新”的变化轨迹。这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西学认识由表及里的深化过程；而且也表明，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中国社会文化心理趋向呈现出单向演进的态势，即日趋激烈地批判中学，而追求西学。这与汤因比的“心理革命”说相吻合。但是，汤因比没有进一步指出，后进民族的此种“心理革命”，不可能始终保持单向选择的态势；到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双向的交织，即表现为文化主体对主客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在往返对比中的多元选择。文化是十分复杂的现象，后进民族的文化呈现为落后，但从根本上说，没有无价值的文化。同时，吸收外来文化，也不可能是机械的添加，它有赖于固有文化的能动整合。但人们对此的自觉，需要一个过程。处于民族危机中易于急功近利的人们，尤其如此。因此，初始的单向追求不仅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就其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为后进民族的志士仁人，由深重的民族危机感引发的可贵的追求。但是，这一趋向的最终变异，总是更多地表现为人们识见的增进与文化心理的深沉。
国人此种单向的“心理革命”态势，在进入20世纪后便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双向交织、百步九折、远为复杂和生动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最初的十年间，犹如急流迥回，社会文化心理呈现了明显的折向：向传统文化回归。这集中表现为：
（一）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价值的倾向。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时人的批判，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每况愈下。到19世纪末，就已经有人在主张易种变俗，尽弃固有，“唯泰西是效”了。但在进入20世纪后，却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价值的明显倾向。人们认为，长久以来国人一味贬斥中国文化，已经达到了妄自菲薄和自失信心的地步，以至于“今日之中国使自知其病犹易，使自知其自身之可爱则更难”[10]。因此，要起衰振弊，不能不大声颂扬祖国文明的可爱，借以首先唤起国人的自信心。著名的革命派刊物《20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辞写道：
“夫支那为世界文明最古之邦，处世界最大之洲，为亚洲最大之国。有四千年引续之历史可爱；有三千年前迄今之典籍可爱；有四万万之同胞可爱；有二十行省之版图可爱；有五岳四渎之明媚山川可爱；有全国共用之语言文字之可爱。支那乎！支那乎！吾将崇拜而歌舞之，吾将顶祝而忭贺之，以大声疾呼于我国民之前曰：支那万岁！”[11]
《神州日报》同样是一份有影响的革命刊物，其发刊辞高古典雅，传诵一时；但内容也重在“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文中历举中国往古人种智慧，“如数家珍”[12]。
人们对固有文化的回归，还表现在传统学术的价值重新受到了积极的肯定。他们强调，中国文化古老而灿烂，举世公认，固无须自炫，但也不应自讳：“中国开化最古，政俗文教，肇基亦最隆，以唐虞治化，比泰西今日宪政；以三代学制，比泰西今日教育，虽无其美备，而吾中古以前已光明灿烂也如是，此东西大政治家所同认也。不特此也，六经之价值，视摩西旧约何如？周末诸子，视希腊学派何如？汉唐辞章，视罗玛文字何如？有宋道学，视西人德育何如？引据祖国之文明，比较环球之献典，不容吾人自讳，亦不必吾人自炫，即彼中号通汉学者，亦啧啧称道，自许为不及者也”[13]。一些留学多年的青年知识分子，蓦然回首，似乎又都发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刘永图在日本攻读自然科学，却又迷恋章太炎的讲学，终至于“愿复修正名之学，以保国故是任”[14]。《洞庭波》的主笔、著名革命党人宁调元重操旧学，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自幼从父习经史，后留学日本，“改业科学”。但其时又深感“洋学之未必尽裨世用”，“穷途幡辙”，复回头重操庄骚诸书，做起《庄子补释》一类旧学问来了[15]。同时，湖北留日学生的刊物《汉声》的增刊，即取名《旧学》。所以，毫不奇怪，有人在《中国白话报》上撰文指出，如果新党的文章，“义理既没有，考据又空疏，辞章更是烂套臭调”[16]，那一定没有人看重。事实上，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也确实出现了“国学热”。章太炎主持的国学讲习会，分大小两班，参加听讲的学生达百数十人之多，固然反映了这一点；同时，《新民丛报》上有《游学生与国学》一文，建议在会馆设一“国学图书馆”，以满足留学生研究国学的需要，一样可见其一斑[17]。此外，梁启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著名的长文，也值得重视。他在文中不仅强调在“上世史”，“中世史”时代，世界学术思想数“我中华第一”，而且断言，经近世落后之后的中国学术如今正进入了一个“复兴时代”，在不远的将来，“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18]，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即。梁启超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复兴充满信心，无疑是反映了其时重新重视国学的社会氛围。所以，随着久被冷落的传统学术有了新的吸引力，“国学”、“旧学”之声，又忽焉四起，成了20世纪初年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二）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中西会通和弘扬固有文化。
其时，除了“新、旧学”、“中、西学”的习惯提法外，人们开始更普遍使用“东洋文明”、“西洋文明”或“东西文明”这样一些重在强调地域性文化的新概念。有的还进而分东西文化为“精神之学”与“形质之学”，或“无形之文明”与“有形之文明”，等等。此种分别自然不科学，但它与前者同样都表明时人观察中西文化有了新的角度：不限于作新旧纵向上的观察，开始强调从横向上将中西文化视为区域性文化而加以对比。他们承认西方文化的优越，但反对因此否定东方文化自身的价值，“化中为西”。他们强调中西文化各有长短，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会通、调和，最终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梁启超说，对祖国文化“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在此后20年中，不患外国学术不能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19]。凡人也指出，“学术开通”并不意味着专取西学“而不顾己国之文明”。重要的问题是，要能将“固有之学”发扬光大，使之能确立万国优胜的地位。因之，“合古今，贯中西，而熔铸于一炉”[20]，应成为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根本道路。
20世纪初年，人们由单向追求西学，进而主张中西会通和表现向传统文化回归的心理折向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自称“负笈西洋”十年之久的《汉声》主笔也表示，“旧学荒芜，尝用自愧”了[21]。而如前所述，此期国粹一词成了时髦的用语，风行一时，自然更是其有力的征候。
引动社会文化心理折向的原动力，是一些年轻的学子，尤其是海外的留学生。他们当中既有改良派，也有革命派，但无非均为当时的新潮人物。因此，这与其说是复古倒退，毋宁说是一次文化反思，即对19世纪中叶以来国人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业已渐次形成的思维定势的第一次反思。促成这次文化反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自身弱点的日益暴露。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在他的《资本主义史》一书中指出，1800—1870年，是西方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兴起”的时代；而1873—1914年，则进入了“从大衰退到大战”的时代[22]。所以，20世纪最初10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盛极而衰，陷入萧条、衰退和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危机四伏的严峻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和劳、资阶级对立的愈形加剧，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自身的弱点也无可掩饰地日益暴露出来。19世纪末以来，国人震于“自由、平等、博爱”之名，于西方社会及其文化想象得十分完美。此期间赴欧美日本者日多，身历其境，耳目所及，理想浪漫的成分大为减少，由是引起新的思考是很自然的。康有为在周游欧洲十一国后说：“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23]康不免带有偏见，孙中山的见解就要客观得多，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24]所以他不主张照搬欧美的模式，而要根据中国不同的国情，“择别取舍，惟其最宜”。如果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及其“五权”宪法的构想，是其时在政治思想上融合中西文化的典范；那么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则是从纯文化的角度上考察西方近代文化思潮极具卓识的文论。他肯定西方19世纪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善果，但又指出它重物质轻精神，难免于“偏与伪”。鲁迅认为，20世纪人类新文化必发生有新的精神，而无须对19世纪西方文化顶礼膜拜[25]。
2.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的推动。20世纪初，最激动人心的宣传莫过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了。19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加紧全球的侵略扩张，尤其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使国人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猖獗极为关切。《开智录》1900年第2期上有《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20世纪世界之前途》一文，告诫人们说：帝国主义就是“强盗主义”，它正盛行于今日的世界。八国联军的暴行，不过微露其“真面目”而已，20世纪的中国将面临帝国主义更大的威胁。因此，民族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便受到了普遍的颂扬而日趋高涨。不仅革命刊物宣传民族主义，立宪派刊物也崇信不疑。例如梁启超说：“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26]在时人的眼里，民族主义就是“祖国主义”、爱国主义。因此“爱祖国”、“铸国魂”之说，又风靡一时，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27]爱国情感既源自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要令爱国精神发扬光大，就不能不着意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阐扬。“国学与爱国心相倚者也……其爱国者，必使吾国之历史之现状之特质，日出入于吾心目中，然后其爱乃发于自然。”光大国学，“此培养爱国心之不二法门也”[28]。所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涨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祖国文化历史的执著眷念，又是此期社会文化心理折向的重要推动力。
这里还应当指出，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许多人从日胜俄败中，不仅引出了“日以立宪胜，俄以立宪败”的教训，而且还进而不无道理地得出了“白种优胜”论破产的结论，认为那种所谓黄种人天生不如白种人的说法绝无根据，中国人没有自卑的理由[29]。因此，人们对东西洋文明的观感也随之发生变化，以至有人提出“文明潮流循环论”，认为西洋文明的时代即将为重新崛起的“太平洋文明”时代所取代[30]。同时，日本有人声称，打败俄国是得力于阳明之学。这也颇令一些人兴奋不已：王学远不逮孔学，行之异国即能有如此的功效，足见中国文明自有其价值在。于是，“中国有救弊起衰之学派”[31]的说法，又声浪日高。这些见解虽不免于迂，但它所透露的日俄战争对时人心理的影响，却是值得重视的。
3.对“醉心欧化”倾向的思考。所谓“醉心欧化”，实则是一种主张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这在19世纪末已稍露端倪，其时愈形明显。一些人蔑弃中国文化，“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抉剔，以动物学之定理，断种龙为必无”[32]。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历史不如人，国民不如人，外人诋支那人种为世界上最不进化的人种，就不能说是无根之论[33]。一些海外留学生半弃国文，以至草三四百字之短篇而不能通[34]。由是，一味仿效西人的“醉心欧化”之风愈炽：“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抨击旧物，唯恐不力。”[35]但是，在有识之士看来，“醉心欧化”终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无益于中国，且必不能长久。数十年来，留学欧美接受西方高等教育者不乏其人，但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却甚微，原因即在于他们只有“欧化”，而缺少国学即中国文化的根基。因此，王国维在总结19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想所以浅薄无成的原因时强调指出，西方文化的输入，“非与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36]，决不能有真正的善果。鲁迅的见解更进了一步。他认为“醉心欧化”者无非是盲目地“贱古尊新”，其结果所得并非真“新”，而是“偏”与“伪”。这无异于引进“新疾”，它与中国文化“本体自发之偏枯”二者交相为患，只能加速“中国之沉沦”。鲁迅也主张中西文化融合，但他强调此种融合须以洞达世界大势为前提，要能辨析西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新文化当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37]。这里所谓“神明”、“血脉”、“今、古”的提法，说明鲁迅已经形成了中西文化融合必须找到某种科学的结合部的强烈意向。但于此，鲁迅又并非是绝无仅有者，当时正在南洋公学求学的蒋梦麟，也正在“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希望通过比较研究找到中西文化异态纷呈中的“统一”，即可以“互相发明，互相印证”的相通之部[38]。所以，可以说，“醉心欧化”倾向所引起的广泛思考，是促成其时国人进行文化反思更为深刻的内驱力。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折向既是反映了国人文化识见的深沉，它所展现的就不是复古倒退的偏枯局面，而是中西双向交织、多元选择、近代文化思潮演进远为开阔、生动的新生面。其中，有三种文化派别最值得重视：第一，吴稚晖、李石曾为代表的《新世纪》派。《新世纪》周刊1907年6月创设于法国巴黎，是革命派内部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其同人倡言“三纲革命”、“孔丘之革命”、“祖宗革命”，对封建旧文化行猛烈批判，颇有振聋发聩之功；但遗憾的是，却走向了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迷津。他们不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任何值得今天继承的“国粹”可言：“数千年老大帝国之国粹，犹数百年陈尸枯骨之骨髓，虽欲保存，其奈臭味污秽，令人掩鼻作呕何？徒增阻力于青年之吸受新理新学也。”[39]西方新文明既已发生，中国过往的一切历史与文化尽成“陈迹”，自然“当在淘汰之列”。所以，《新世纪》派是其时“醉心欧化”的“欧化主义”派。
第二，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丛报》派。人所共知，此期梁启超诸人不同于日归尊孔故辙的康有为，其趋重介绍西学建树颇著，尤其高揭“新民”说，内涵深刻，影响实巨。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文化主张实可借梁的“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40]一句概括。他们同样看重国学、国粹与传统，主张复兴中国文化。所以，尽管梁启超诸人表面趋重西学，其文化运思实未超出国粹思潮的范围（它显露了欧战后梁等迅速皈依东方文化派的远因）。他们与作为革命派一翼的国粹派的区别在于，缘政治立场的差异，而反对后者“借国粹以激动种性”，即反对排满革命。
第三，即是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为代表，以《国粹学报》为主要阵地的晚清国粹派。
第一派代表着“欧化主义”思潮，虽不乏反封建的锐气，但于西方近代文化的真谛既不能有如后来的《新青年》关于科学与民主的深刻把握，其一味“醉心欧化”，就不能不归于肤浅。加之《新世纪》是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的刊物，远在欧洲发行，且为时甚暂（1910年5月停刊），故其所代表的欧化主义思潮不仅未能形成较为确定的理论形态，而且影响稍微。第二派的文化运思虽不脱国粹思潮的范围，但毕竟趋重介绍西学，于国粹理论少所发明。这样，就更能反映社会文化心理折向和具备更为确定的理论形态而言，应当说，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一个最为重要表征，便是晚清国粹派及其国粹思潮的崛起。
[1]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风等译，2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 《王韬日记》，151～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28页。
[4] 《筹洋刍议·变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160页。
[5] 《盛世危言·西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48页。
[6] 《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426页。
[7] 谭嗣同：《报贝元徵》，见周振甫：《谭嗣同文选注》，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58～5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刘师培《黄帝纪年论》（《国民日报汇编》第2集）：“光绪政变曷为记，为欧化输入于中华记也。”董寿慈《论欧化主义》，载《环球中国学生报》，1907（4）。此文认为：“甲午变后，识时俊杰，风发飙起，东向而求学，诚是为欧化之先河。”
[10] 《国魂篇》，载《浙江潮》，1903年，第1期。
[11] 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载《20世纪之支那》，第1期。
[12] 冯自由：《上海神州日报小史》，见《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 胡梓方：《说国粹》，载《寰球中国学生报》，第2期。
[14] 章太炎：《刘永图传》，见《章太炎全集》（四），2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5] 宁调元：《庄子补释自序》，见《太一遗书》，1915年铅印本。
[16] 林獬：《国民意见书》，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9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17] 《游学生与国学》，载《新民丛报》，1903年，第26号。
[18]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19]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20] 《开通学术议》，载《河南》，第5期。
[21] 《汉声》，第1期，“旧学广告”。
[22]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吴艾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23]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1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24] 《民报发刊词》，见《孙中山选集》，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5] 《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6] 《新民说》，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2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7] 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载《光明日报》，1985-10-13。
[28] 《游学生与国学》，载《新民丛报》，1903年，第26号。
[29] 《论日本沿唐人文化》（《外交报》，甲辰第10号）：日俄一战，“天然种界之说，不攻自破，此后吾人即欲以白优黄劣一语为藏身之固，吾亦知其不能矣。”
[30] 《论文明潮流之循环》，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9号。
[31] 薶照：《论中国有救弊起衰之学派》，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4号。
[32] 鲁迅：《破恶声论》，载《河南》，第8期。
[33] 《游学译编叙》，本刊1903年，第1期。
[34]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35] 《鲁迅全集》，第1卷，44页。
[36] 《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遗书》（五），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37] 《鲁迅全集》，第1卷，56页。
[38] 蒋梦麟：《西潮》，64页，台北，世界书局，1984。
[39] 良史：《好古》，载《新世纪》，第24期。
[40] 梁启超：《新民说》，载《新民丛报》，1903年，第2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