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为革命派队伍中的一翼，国粹派异军突起，又有自身的必然性。
（一）对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
对于中国民族危机的深重，国粹派同样有切肤之痛。邓实曾惊呼中国正成为帝国主义争夺“舞台之中心点”：“吁嗟，我老大之中国为其舞台之中心点，俄人侵占满洲矣，英人势力范围扬子江流域矣，德人经营山东矣，法人窥伺两广矣，皆挟其帝国主义政策，以集注于一隅，茫茫大地，旗影枪声，纷然鼎沸。”[1]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一书，辟有“白种之入侵”专章。他在详细叙述了德、英、俄、法、日各列强在中国纷纷强占租界港湾、私自划分势力范围和夺得各处铁路修筑权的事实之后，也痛切地提醒国人说：“瓜分惨祸悬于眉睫”，“今后之中国又将为欧种之奴隶矣”[2]。但是，国粹派所以为国粹派，不仅在于他们感受到了民族的危机；而且更主要还在于，他们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所以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在于武力，更重要还在于有赖以自立的民族“元气”，这就是各国固有的“文化”[3]。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西方侵略与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不可同日而语，就在于：后者因在文化上的落后，虽然一时征服了汉族，却无由改变中原的文化，“且不独不变而已，及其久焉，其力反足以征服异族，而使异种与之同化”。故国亡而“元气”未伤，即文化传统犹存，汉室终能衰而复振。但近代东来的欧洲侵略者，却是来自在文化上优胜中国的拉丁、条顿、斯拉夫等民族，他们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上侵略，更可畏的是力图从文化上亡我中国：“其亡人国也，必也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姓，务使其种如坠九渊，永永沉沦。”[4]一旦文化澌灭，民族“元气”尽消，中国所面临的将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即将陷万劫不复的灭种之灾：“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5]所以，他们强调文化救亡是民族救亡的根本，提出了“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大声疾呼：爱国之士不仅当勇于反抗外来侵略，而且当知“爱国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6]的道理，奋起保存国学、国粹，以求复兴中国文化。毫无疑问，国粹派的上述见解，并不完全正确。他们过分夸大了文化的作用，以至于主张“读书保国”，“存学”救国，把文化救亡当成民族救亡的前提，显然是把问题弄颠倒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难当头，不先奋起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所谓保存国学、国粹，实际上也无从谈起。同时，将历史上中国境内的民族矛盾与现实列强侵华简单类比，也不恰当。但是，尽管如此，国粹派对于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仍不失其深刻。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列强侵略所带来的中国民族危机的后果，将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导致亡国灭种的巨祸，此种见解具有极大的尖锐性；更主要还在于，他们毕竟看到了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的一致性，从而揭示出了在民族救亡过程中，复兴中国文化重大的历史课题。所以，应当承认，不管国粹派的认识中事实上包含着多少失误，但其最初的崛起，不仅激于民族的危机感，而且出自振兴中国文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却是显而易见的。同时，邓实、黄节能“倾其家产”[7]，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苦撑《国粹学报》达七年之久；章太炎在东京，“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却讲学不辍，“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8]；都说明了他们此种爱国情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诚挚真切和难能可贵了。这应是激励国粹派奋起最重要的动力。
（二）欲借中国文化的智慧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毫无疑问，国粹派主张共和革命；但是，他们并不相信“共和为政治极轨”[9]。相反，与其他革命党人相较，却更多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因而不赞成盲目地加以仿效。例如，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说：“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10]。他赞成选举总统、三权分立，但不赞成西方的议会制度。章太炎认为，美国议会为少数有权势者所垄断，并不能代表民意。所谓代议士，专横无忌，无非在全国平添“数十百议皇”而已，因此中国不应当盲目袭取：“他国未有议员时，实验未箸，从人心所悬揣，谓其必优于昔。今则弊害已章，不能如向日所悬拟者。汉土承其末流，琴瑟不调，即改弦而更张之尔，何取刻画以求肖？”他借鉴明代“政刑分权”、清代“政学分权”的办法，重新设计了一种行政、司法、教育三权分立的新政体。马叙伦也强调，中国古政虽不能行于今，但古人“依民性而制礼，为人性而作乐”，其缔造国家的历史经验，仍然有借鉴的价值。他认为，“醉心欧化”论者一味抹杀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是不知仿行西方政制也不能不尊重中国民族的“情性风俗”而有所损益：“虽起欧西硕辅，而使理于华土，其必不能尽弃其故俗”[11]。所以，力图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中，汲取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和创造性建立中国共和新政制的智慧和经验，也是国粹派热衷探求国粹的一个重要动因。
（三）适应排满革命的需要
适应排满革命的需要，是推动国粹派兴起和国粹思潮广泛传播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导因。如前所述，国学保存会成员多为江浙一带精通经史的士人，江浙是历史上抗清斗争最为激烈而损失也最为惨烈的地区，顾炎武等人的反清思想影响尤为深远。国粹派既多生长于斯，复通晓历史掌故，耳濡目染，自然从小受“华夷之别”传统种族观念的影响，在心中潜藏下了反清的种子。例如，章太炎幼时便是受其外祖父朱有虔的影响，而初萌排满之思的，并为仰慕顾炎武，改名绛，别号太炎（顾初名绛，入清后改炎武）。他自己也说：“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12]刘师培也是“少读东华录夙具民族思想”[13]。他且有诗曰：“大厦将倾一木支，乾坤正气赖扶持；试从故国稽文献，异代精灵傥在兹。”[14]因此，当他们转向革命之后，自觉地利用中国古代“内诸夏外夷狄”传统的种族观念和宋、元、明、清以来汉族人民反抗国内其他民族统治的历史掌故，即“异代精灵”，来为现实的排满革命酿造**，就是合乎逻辑的了。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15]，这固然包含着反帝爱国更广泛的内容，但毫无疑问，借国粹激动排满的“种性”，也是应有之义。所以，也不奇怪，国粹派是其时鼓吹排满革命最激烈的革命派，而其两位主帅即刘师培、章太炎，同时也就是他们的代表性人物。刘师培易名“刘光汉”，其激烈程度不难想见。刘氏所著《攘书》、《中国民族志》，更风行一时，尤其是《攘书》，被认为是精辟阐发国人“类族辨物”和“春秋内夏外夷”之义的“伟著”，是“国民有欲饮革命之源泉”者，不可不读的书[16]。同样，章太炎被公认是排满“巨子”，《民报》在他的主持下，排满革命的宣传愈加激烈。胡朴安说：留日学生多“受章氏之感动，激于种族之观念，皆归于民族旗帜之下，风起云涌，各自发行杂志，宣传种族学说，以为革命之武器”[17]。这些当然都不是偶然的。1905年国粹派兴起正值同盟会成立前后排满革命风潮一日千里之时，所以，说到底，国粹派和国粹思潮的出现，又是革命高涨的产物。
（四）受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
排满思潮的激**，固然是国粹派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其时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对20世纪初年的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对国粹派的影响，也值得重视。欧洲浪漫主义兴起于18世纪末，原属文学的范畴。它突出情志的自由和非功利的审美标准，表现为对僵硬的古典主义的反动。但是，经卢梭的倡导，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浪漫主义便经由民族主义而渗透到政治领域，到19世纪更成为颇具声势的浪漫主义运动。罗素说：“在革命后的时代，他们（指浪漫主义者——引者）通过民族主义逐渐进到政治里：他们感觉到每个民族有一个团体魂，只要国家的疆界和民族的界限不一样，团体魂就不可能自由。在19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是最有声势的革命原则，大部分浪漫主义者热烈支持它”[18]。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浪漫主义也正是与民族主义结伴而行，传到了中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国魂的“民族原则”，尤其大受正热衷于排满革命宣传的革命派欢迎。《浙江潮》第1期上有《民族主义论》一文说：“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这显然是照搬了欧洲浪漫主义者的界定。国粹派对此尤为竞竞。刘师培说：“意人马志尼之言曰：凡同一人种风俗语文者，即可组织一国，斯语也，殆民族主义之定论乎？”[19]马叙伦也强调，“国之运本在种性……其必种性同一，其国固久”[20]。不过，在西方，浪漫主义经民族主义进到政治，而在中国则不同，浪漫主义经民族主义最终却是进到了历史、文化的领域。这在集革命派、国学大师和诗人于一身的国粹派，自然愈形鲜明。受浪漫主义鼓舞的人，崇尚炽热的情感，“他们赞赏强烈的炽情，不管是哪一类的，也不问它的社会后果如何”[21]。刘师培不仅易名“刘光汉”，且自称“激烈派第一人”。他盛赞卢梭说：“他说的话都是激烈不过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动起来的。”[22]刘师培的“激烈”，显然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更可注意的是，刘师培还进一步指出，一个真正的维新者，除了新学知识之外，尚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椿是讲国学，一椿是讲民族，一椿是主激烈。”[23]这实际上正体现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文化的结合。其时，同为国粹派的钱玄同的思想状态，更具典型性。他后来回忆说：其时自己主张保存国粹的目的，不仅是要光复旧物，“将满清底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而且要求复于三代。一切文物固然是汉族的好，但更重要的是，“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一说到这里，却有应该声明的话，我那时的思想虽极炽烈，但有一样的‘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惟于共和政体却认为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采用它”[24]。钱玄同不仅参考《礼记》及黄宗羲等人关于古代深衣说的考证，作《深衣冠服说》，而且照做了一身。1912年他在浙江省教育司当科员，曾穿着去上班，一时传为笑柄[25]。可见，钱玄同的“炽热”与“复古”的浪漫情绪，同样是缘民族主义而与历史，文化结合的。所以，热衷于国粹、国学、国魂的思辨与玄想的国粹派，极力倡导“借国粹激动种性”，成了激烈的排满革命派的集中代表，这与他们更多地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显然是分不开的。
（五）晚清今古文争的激动
国粹派的兴起与晚清今古文之争也紧密相关。邓实在《国粹学报第一周年纪念辞并叙》中说：“同人被服儒术，伏处海滨，家传汉学，抱一经世守之遗。”[26]就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国粹派不仅有排满革命共同的政治基础，而且有共同的学术渊源，即都承继了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朴学的绪余。具体说，国粹派是集扬州学派（刘师培）、浙江学派（章太炎）和岭南学派（邓实、黄节）的绪余于一体，以朴学为基础，以古文经学为中坚的学术派别（这在下一节详论）。而清代今文经学初兴于乾嘉之际，至康有为集其大成。今文经学成了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根据，一时如日中天。但戊戌变法失败后，今文经学又成了康有为立宪派借以反对革命的理论武器。因此，反驳康有为等人鼓吹的今文经学，成了革命派为要消除立宪派的影响在学术思想领域不能不完成的任务。可以说，这个使命正是由国粹派完成的。章太炎、刘师培高揭起古文经学的大旗，不仅有力地开拓了朴学的学术天地，而且花费了相当多精力，对今古文之争作重新考辨。例如，刘师培的《汉代古文学辨诬》、《古今文考》、《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王鲁新周辨》等，和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叙录》、《驳皮锡瑞三书》、《春秋平议》、《原经》诸文，都发表在《国粹学报》上，重申“六经皆史”的论点，力斥“孔子改制”说的荒谬。这些论著对于打破康有为诸人借以反对革命的今文经学的理论根据，促使共和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要言之，晚清今古文之争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紧密相关，以古文经学为中坚的国粹派的形成，自然不能不考虑到它在经学史上的动因了。
（六）受日本国粹思潮的影响
最后，日本国粹思潮的影响，也是不应忽视的。《国粹学报叙》写道：“日本维新归藩复幕，举国风靡，于时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杂志倡国粹保存，而日本主义率以成立。呜呼，学界之关系于国界也，如是哉！”[27]显然，邓实、黄节等人相信，中国唯有像日本那样善于保存“国粹”、“民族精神”，才有可能走上融合中西、复兴民族的道路。不仅如此，他们借成立国学保存会、刊行《国粹学报》摆开自己的阵势，此种组织宣传的具体形式，很明显也是借鉴了日本志贺重昂等人通过组织政教社和刊行《日本人》杂志来倡导国粹思想的做法。所以，可以说，晚清国粹派是借用了日本国粹派的语言、口号和组织形式，在自己民族的舞台上，演出了历史的新话剧。
总之，要理解国粹派的缘起，须将之置于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和政治格局的变动构成的时代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国粹派集革命派与学者于一身。作为革命派，他们更擅长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为反满革命酿造**；作为学者，他们既不同于往昔的儒者，具有共和革命派的立场、情思即时代感，也不同于一般革命派，更看重民族的文化传统。国粹派是庚子后国人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产物，也是辛亥革命风潮涌动的结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晚清国粹派的崛起，从一个角度相当鲜明地彰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品格。
[1] 邓实：《通论四》，见《壬寅政艺丛书》，政治通论，内篇卷1。
[2]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7册。
[3] 章太炎：《送印度钵罗罕、保什二君序》，载《民报》，第13号。
[4] 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23号。
[5] 邓实：《国粹学报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6] 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7] 刘斯奋：《黄节年表简编》，见《黄节诗选》附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8] 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295页。
[9]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10] 《太炎文录初编》，见《章太炎全集》（四），别录卷1，306页。
[11] 马叙伦：《古政述微自叙二》，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2]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69页。
[13] 冯自由：《刘光汉事略补述》，见《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 刘师培：《甲辰年自述诗》，载《警钟日报》，1904-09-10。
[15]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69页。
[16] 见《警钟日报》，1904年4月14日“广告”。
[17] 胡朴安：《二十年学术与政治之关系》，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
[18] 《西方哲学史》下册，2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19] 《中国民族志序》，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7册。
[21] 《西方哲学史》下册，2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2] 《论激烈的好处》，载《中国白话报》，第6期。
[23] 《中国白话报》，第10期，“学术”。
[24]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载《语丝》，第8期。
[25] 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26] 邓实：《国粹学报第一周年纪念辞并叙》，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
[27] 邓实：《国粹学报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