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粹派不仅有着排满革命共同的政治基础，而且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就其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又有着共同的学术渊源关系。此种政治上、学术上的双向趋同，使国粹派较之其他政治派别具有更加耐久的维系力。同时，也因是之故，探讨其学术渊源，可使我们对国粹派及其文化思想的理解，多一层历史感。
国粹派共同的学术渊源，就在于他们都承继了清代朴学的绪余。
朴学即汉学，为清学中坚。清初顾炎武开其先河，迄乾嘉间，蔚为大观，渐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两大学派。吴派尊崇汉学，笃守家法，为学最专，但“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略嫌猵狭；皖派为学最精，“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被梁启超誉为最能体现清学精神即体现科学与解放精神的理性学派。[1]戴震之后，其弟子异趋，衍成几多学派。其中，扬州学派、浙江学派和岭南学派，更具影响。迨清末，三派的流风余韵，风云际会，复缘国粹派而彰显。
扬州学派 扬州于乾嘉之际，实为吴、皖两派汉学交汇之区。惠栋吴派弟子多来居扬州，若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江藩等以次兴起。皖派巨擘戴震本人曾久居扬州，其弟子除金坛段玉裁外，也以扬州为盛。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传其形声训诂之学；兴化任大椿传其典章制度之学；江都焦循则扩其义理之学。仪征阮元，友于王氏、任氏、焦氏，复从戴震乡里同学凌廷堪、程瑶田问故，得其师说。吴、皖二派在这里并非互相对立，而是彼此交融。汪中、李惇，刘台拱均为王念孙同里，彼此交善。刘台拱正是在王的影响下，专意说经；而汪中则自谓上承顾炎武、惠栋、戴震一脉相传的余绪，并拟作《六儒颂》。[2]所以，由任大椿诸人开其先河的扬州学派，实兼容吴、皖二派而成长。道、咸间，阮元以古学跻显位，风声所树，扬州经师辈出，一时称盛：“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无能与比焉。”[3]不过，刘师培强调，从汪中到其先祖，扬州学派乃得戴震真传，为皖派嫡系。所以他在《戴震传》中说：“故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 ，则发挥光大固吾郡学者之责也。”[4]刘师培的曾祖父刘文淇，早年受经于凌曙，又从阮元问故，与刘宝楠同为扬州学派的后劲，故淮东有“二刘”之目。刘家世传经学，刘文淇与其子毓崧、孙寿曾，均以经学名于道咸同光四朝，并列《国史·儒林传》。刘师培的父亲贵曾，亦以经术发名东南。所以，刘师培少承家学，“未冠即耿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5]当代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也肯定说：“刘师培出生的年代虽较晚，却是清代扬州学派的殿军。”[6]
浙江学派 阮元为嘉道间大儒，不仅张大了扬州学派的堂庑，而且随着他封圻东南诸省，力倡经学，更将皖派学术进一步引入了南方。嘉庆初年，阮元任浙江巡抚，立诂经精舍于杭州，由是开浙江学派的先河。其后，临海的金鹗、定海的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等，远追江、戴，遍治群经；瑞安的孙诒让深于训诂典章之学，集周学之大成；德清的俞樾，以小学为纲，疏理群籍，恪宗高邮二王之学，浙江学派愈得发舒。尤其是孙诒让和俞樾，既是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一脉相承的晚清著名的朴学大师，同时也是浙江学派的真正的奠基人。章太炎在《俞先生传》中说：“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茀之，昌自先生。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7]梁启超则称俞、孙“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8]章太炎先从俞氏游，并“数谒”黄以周；后因参加革命被革出山门，复转而师事孙氏，得兼收诸家之长。章自谓“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9]平生“最服膺段、王诸家，以上继戴氏之所为”。[10]章氏不愧为浙江学派的传人。
岭南学派 道光中期，阮元调两广总督，在粤设学海堂。他“导学者以汉学”。[11]选才肄业，造士有家法，奠定了岭南学派的基础。岭南学者列阮氏门籍者，以陈澧、朱次琦为最。二者为学杂糅汉宋，不讲家法，与正统汉学稍异。简朝亮与康有为同为朱氏弟子。康后来转崇今文经学；简则信守师法，“自谓‘酌言百家，会汉宋之学’”。[12]梁启超也称他“志在沟通汉宋，非正统派家法”。[13]简实为岭南学派的真正殿军。邓实、黄节同出简朝亮之门，二人虽然不若刘师培、章太炎能光大师学，但毕竟继承了岭南学派酌言百家、不重家法的传统。故邓实强调，为学只求其真，无须分汉宋：“是故学之真，一而已，真者何在？皆在孔子之术，六艺之科而已，无汉宋，无今古也。学之分汉宋、今古，其惟学术之衰乎？”[14]
由上可知，国粹派的学术渊源，缘阮元相关联，主要是承继了皖派朴学的绪余。邓实说：“同人被服儒术，伏处海滨，家传汉学，抱一经世守之遗。”[15]正是强调了彼此学术渊源的一致性。但其现实的具体取向，又各有不同。黄节、邓实与其师异趣，经学非其所长。黄节喜诗文，后来成为近代著名的诗人。邓实则趋重于古籍与美术品的蒐集与鉴定，后来成为近代出色的出版家。在此期间，二者都重在政论与史学。如果说简朝亮志在沟通汉宋，不重正统派家法，那么邓、黄的家法观念就更加淡化。所以，出身岭南学派的邓、黄，力倡打破门户之见，为学但主实用，终成为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的主要组织者，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国粹派学术地位的确立及其特色的形成，主要当归功于分别来自浙江学派和扬州学派的章太炎与刘师培。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特别是中年以后，究心佛典，广涉西籍，以新知附旧学，日益弘肆。其精义卓识，多发乾嘉诸老所未发。梁启超说：“应用正统派的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其菿汉微言，深造语极多。……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16]其时，章太炎主持东京国学振起社，并为《国粹学报》撰稿，作为公认的朴学大师，名动天下。刘师培不仅承家学优势，且博览中西群籍，好学深思。这使他同样得以超越扬州学派，多发新想。其治经，兼“吴皖两派之长”，[17]条理精密，胜于前人。与章太炎相应，刘师培主讲上海的国学讲习会，也已赢得国学大师的称誉，声望日隆。
要言之，从学术的角度看，国粹派的兴起，又是扬州学派、浙江学派和岭南学派三者的优秀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氤氲化合的结果。邓实、黄节所代表的岭南学派的淡化门户之见和志在会通的精神，使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乐于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以成其大；章太炎、刘师培所代表的浙江学派和扬州学派严谨专深的研究传统，又使国粹派得以避免肤泛与平庸，在传统的学术领域，开拓了新的天地。
但是，对国粹派学术渊源的认识，仅停留于上述概然性的学派分野，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于晚清影响深远的今古文学分野的角度上，对其作进一步探究。
因学派渊源的差异，国粹派于今古文的见解也不尽相同，但其趋重古文经的取向，却是显而易见的。
浙江学派崇古文。黄式三治《春秋》，谓“孔子修之，不得增史之不书”。[18]孙诒让治《周礼》，“一切依古文弹正”。[19]但俞樾略有不同。他学无常师，早年受学于古文家陈奂，后又见宋翔凤，得闻武进庄氏之说，“治《春秋》颇右公羊氏，盖得之翔凤云”。[20]他自己也说：“（本朝）治春秋者，喜言公羊，谓孔子立素王之制，任王于鲁，变文以质，新周故宋，陈义甚高，立说甚辩，余初亦喜之。”后来康有为借公羊说倡维新变法，使之大为震骇，惊叹“经术不可不慎”，转谓“公羊有弊，而穀梁无弊”。[21]章太炎继承浙江学派的传统，尚古文，并以刘子骏私淑弟子自居，自异其师，尤其是转向革命之后，其古文门户日趋森严。
如果说浙江学派尚古文，那么扬州学派则不便作如是观。学主会通被认为是后者独具的精神和风格：“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22]这不仅表现在扬州学者兼收吴、皖两派治学之长，还表现在他们对今古文学取宽容的态度，各尊所闻，并行不悖。所以，扬州学派今古文师并存。例如，凌曙治《公羊》，为今文大师；刘师培曾祖刘文淇为凌甥，少从受经，后却改治《左传》，成古文大师。南桂馨说：“扬州诸师实系天下朴学之一线，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风雨晦明，彼此推邑，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谓有此即可以无彼也，文达之教然也。”[23]这样看来，扬州学派的学者，学有专攻，却不主张今古文学的对立。刘师培承家学，重古文，但不排斥今文，同样体现了扬州学派的特色。
岭南学派杂糅汉宋、今古，所以，毫不奇怪，邓实、黄节因事而异，随机而发，于今古文家法，也无所容心。当黄节斥刘歆“假借君权，窜乱群籍，贼天下后世”[24]时，他意在斥君权，而非在阐发今文家言；同样，邓实既攻董仲舒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又在《国粹学报》上刊其画像并赞曰：“繁露昭垂，功配素王。”[25]其意是在颂扬国学，而非在突出公羊学。应当说，国粹派中多数人皆然。如当金一说孔子作《春秋》，“传旧而已”[26]时，其意仅在批评传统学术著作缺乏独立的思想，而非在申论古文家言。
不过，需要提出的是，邓实、黄节诸人虽于今古文家法无所措意，但是，从根本上看，他们却是倾向于古文经学的。这最有力的证明是，他们都明确反对公羊家神化孔子与《六经》的非理性观点，而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著名见解，从而从根本上站到了古文经学的立场上了。例如，邓实说：“经者，古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7]他甚至指出，清代今文经学的复活不过是一些人借公羊家言谋取利禄而已：“故外托今文以自尊，而实则旦假其术以干贵人，觊权位而已。故今文之学出，而神州盖不可为矣。盖今文学者，学术之末流，而今文学盛行之世，亦世运之末流也。”[28]
由此可知，国粹派的两大巨擘，即章太炎与刘师培，既是其时著名的古文学大师，而在实际上《国粹学报》上的大量经论，也多出其手，申论古文家言，严谨而完备；邓实、黄节诸人，虽于今古文家法无所容心，但从根本上却倾心于古文学；因此，可以说，奉章、刘为学术领袖的国粹派，是站在古文经学的大纛之下。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何以由邓实、黄节主持的《国粹学报》最初乐于刊登著名今文家廖平、王闿运的经说，取今古文兼容并包；而当其后章太炎出于革命需要，决心对今文学发难时，邓实诸人又能即起响应，转而将《国粹学报》变成专主古文和反击今文学的主要阵地（这在“国粹派的经学思想”一章将详论）。
质言之，从学术渊源上看，国粹派又是一个以清代皖派朴学为基础，以古文经学为中坚的学术派别。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2] 刘师培：《六儒颂》，见《左盦集》卷8，引自《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0册，宁武南氏铅印本，1936。
[3] 刘寿曾：《沤宦夜集记》，见《传雅堂文集》卷1。
[4] 刘师培：《戴震传》，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1号。
[5] 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册。
[6]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7] 《俞先生传》，见《章太炎全集》（四），212页。
[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9页。
[9] 章太炎：《章太炎致刘申叔书》，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0] 庞俊：《章先生学术述略》，载《制言》，第25期。
[11] 黄节：《岭学源流》，载《国粹学报》，第4年，第3期。
[12] 任元熙：《清徵士简竹居先生事略》，见汪兆镛《碑传集三编》，卷34。
[1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29页。
[14] 邓实：《国学今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15] 邓实：《国粹学报第一周年纪念辞并叙》，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
[1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58页。
[17] 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册。
[18]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北京，中国书店，1984。
[19] 章太炎：《孙诒让传》，见《章太炎全集》（四），213页。
[20] 章太炎：《俞先生传》，见《章太炎全集》（四），211页。
[21] 章太炎：《春秋穀梁传条例序》，载《国粹学报》，第6年，第6期。
[22]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叙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23] 《刘申叔先生遗书·序》。
[24] 邓实：《国粹学报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25] 邓实：《董子像并赞》，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8期。
[26] 《文学观》，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7期。
[27] 邓实：《国学讲习记》，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7期。
[28] 邓实：《国学今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