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两国先后都出现了国粹派和国粹思潮，这是耐人寻味的。较比二者的历史机缘，又是全面认识国粹派所必需的。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日两国都陷入了遭受西方侵略的境地，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命运。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力地制约着本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显然是两国最鲜明的共相。政教社诸人要求警惕“欧美民族主义的阴险面”和唤起“日本民族对国家独立自主的信念”[1]。近代中国的命运比日本更为悲惨，尤其是刚刚经历过八国联军的浩劫，中国国粹派的民族危机感自然更为强烈。所谓“四夷交侵”，“风雨如磐，鸡鸣不已”，中国国粹派的崛起，首先也是志在为唤起国人民族独立的意识而呐喊。
同时，中日两国输入西方文化，均已历数十年之久，而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醉心欧化”，即全盘否定固有文化的倾向。志贺重昂等人指责政府的“欧化政策”、“毁民亡国”，强调要在尊重日本民族性的基础上，实现东西洋文化融合。无独有偶，中国的国粹派也反对“醉心欧化”。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即批评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2]他们主张，以中国为“主观”，以西方为“客观”，将欧化与国粹融合起来，借此振兴中国文化。中日的国粹派，都执著追求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个性；他们理想化的国粹主张，都反映了各自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
如果说，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对东西洋文化的反思，是两国国粹思潮涌起相类的历史机缘；那么，此种历史机缘的歧异性显然多于其共性。
日本的国粹思潮在明治中期出现时，日本已坚定地走上了西化即近代化的道路。引导这一历史进程的不是别的力量，恰恰就是明治政府。政教社诸人本是明治维新的拥护者。他们反对政府僵硬的“欧化政策”，并非反对“欧化”本身。日本的欧化思潮与国粹思潮虽然纷争不已，但二者都在明治维新这一统一的政治机制中得到了整合。国粹思潮成了对明治维新的校正与调谐。
中国的情况却迥然相异。清政府是顽固阻挠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反动政府。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日本那样的“鹿鸣馆时代”。中国的国粹思潮，与其说是针对欧化主义而发的，不如说首先是应乎排满革命的需要而起。中国的国粹派，首先是反清革命派，这是与日本的国粹派根本不同之处。因此，政教社同人可以从容谈论日本国民的“真善美”和“伪恶丑”，以及日本的风景；中国的国粹派，却首先必须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借用某些古老的语言与口号，以便为排满革命酿造**。因此，国粹思潮成为其时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乃是中国特殊的时代条件决定的。同时，中国既缺少日本那样主持西化的强劲的政治机制，国粹派便无由发挥自己对中国“欧化”的调谐校正的功能。他们另辟蹊径，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重新研究，在排满革命的同时，能够找到会通中西、复兴中国文化的道路——在他们看来，这是确保中国民族独立，更为根本的东方“文艺复兴”之路。这不仅与当时体认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相一致，而且在实际上，也给中国古老的文化学术天地带来了革命新风。因此，将国粹思潮看成是民主革命思潮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领域的延伸，要比将之说成是封建文化在革命队伍中的顽强表现，来得更深刻些。
但是，两国的国粹派所面对的各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毕竟相去悬殊。中国是古老的文明大国，而日本在古代主要吸收中国汉唐文化，近代则远规欧美，其真正的“国粹”，远谈不上宏富。历史遗产不丰，虽不为美，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又成了好事。它不易构成历史的重负，使国人常怀“数典忘祖”的警惧，而作茧自缚。所以，日本的政教社诸人更多的是在“民族性”这一本来的意义上使用国粹一词；他们关心的是现实的“日本式的开化”，而不是日本古学的复兴。政教社的刊物以“日本人”定名，本身就说明日本国粹派的旨趣，是政论而不是古朴的历史考辨式的传统学术研究。他们的代表性的权威著作，是志贺的《日本风景论》，三宅的《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等皇皇巨著，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国粹派面对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固然比日本人有着更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历史负罪感。章太炎惶惶然，谓以“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3]，就反映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更多的不是在“民族性”的意义上探讨国粹问题，而是将之等同于“国学”、“国故”，作具体的学术研究，这与前者正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也唯其如此，中国国粹派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报》，与《日本人》截然不同，它是古奥的学术性专刊，其代表性的著作，可以举出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刘师培的《国学发微》一类，它们与《日本风景论》、《真善美日本人》等也迥然相异，就是毫不奇怪的了。中国的国粹思潮既适应排满革命的需要，又满足了人们复兴古学的愿望，这从积极方面说，是反映了中国宏富的历史文化具有多样性的魅力；但从消极方面看，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毕竟又酿造了国人过多的情感重负。
当然，此种情形与两国国粹派队伍的素质构成大不相同，也有很大的关系。政教社诸人多为明治维新后新学堂的毕业生，他们以三宅、志贺为代表，主要分属于东京大学哲学馆和札幌农业学校系统，总之是“具有自然科学知识和教养的知识分子占多数”[4]。志贺农校毕业后，即从事地理学研究。三宅先在家乡金泽外语学校学习，后入东京大学哲学科，毕业后即在东京专门学校（后改早稻田大学）和哲学馆（后为东洋大学）任教。二人虽同为国粹派的重镇，但志贺终生是地理学家，著有多种重要的地理学著作，被誉为向日本青年“提供海外知识的第一人”，[5]1917年且被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名誉会员。三宅则终生为活跃的政治家和报人，1919年被报界选为第一名“理想的新闻杂志记者”[6]。
不妨说，日本是新学者讲国粹，而中国是国学家讲国粹。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黄侃等人精通国学，自不必说，《国粹学报》和其他报刊国粹文章的撰稿人，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甚至可以广而言之，其时的革命知识分子，包括海外留学生，就其多数而言，也无不具有相当的旧学修养与兴趣。例如，邹容留学日本时仅17岁，但已是“既明国史……复晓经训、说文部居”了。所以在狱中能与章太炎“两人聚说经，亦时时讲佛典”[7]。在东京国学讲习会热心听讲的留学生，也不必说；作为同盟会首领的宋教仁，其时也正乐此不疲。据《我之历史》所载，他甫抵日本，即预订了半年的《国粹学报》。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购置了包括《周礼》、《明儒学案》等在内的旧学书籍70余种，并热心为古书作跋，抄寄《国粹学报》，请其付刻。同时，“大量借阅音韵书”，埋头编写《汉文讲义》。旧学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革命党人多好为之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国粹派集国学家与革命党人于一身，其论说且产生广泛的影响，是怎样地合乎逻辑了。
中日两国国粹思潮的出现有着各自的历史机缘，它们对于各自的国家来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都曾经是合理的。日本的国粹思潮促进了“日本式的开化”；中国的国粹思潮，不仅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它所倡导的国学研究的新风，同时也促进了传统学术的近代化。但必须指出的是，日本的国粹派主张“扩张军备”和“在世界上伸张正义”的“国权主义”。[8]这与明治政府迅速膨胀的对外扩张主义，又是相通的。三宅1891年就曾以国会评议员的身份，到朝鲜各地“视察”。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又作为随军记者到前线采访。志贺也在围困旅顺的军中作历时半年的“视察”。日俄战争是日本确然进入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时期的标志。[9]其国粹思潮的末流，缘此以进，渐成妄自尊大的排外主义，已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种思想表征。章太炎在日俄战争后指出，日本“求义于其国粹，非侵略人，则以人为舆台豢豕也”[10]，不可谓不尖锐。联系到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民主思想的先驱者，也无不抱有对外扩张的思想；章太炎等人所谓日本民族的褊狭，根源于历史文化的浅薄，也不无道理；同时，反观中国的国粹派热衷于祖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力主亚洲民族的亲和与世界各国的平等，又不能不说是反映了文明古国的谦和宽大的风度。
[1] ［日］中里良男：《志贺重昂》，见中村之等著：《近代日本哲学思想家辞典》。
[2]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6页。
[3] 章太炎：《章太炎癸卯口中漫笔》，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
[4] ［日］松本三之介：《明治精神的构造》，日文版，123页，1981。
[5] ［日］中里良男：《志贺重昂》，见中村之等著：《近代日本哲学思想家辞典》。
[6] ［日］野鹿正直：《三宅雪岭》，见中村之等著：《近代日本哲学思想家辞典》。
[7] 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36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8] ［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家》，288～2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9] ［日］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15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0] 《印度人之论国粹》，见《章太炎全集》（四），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