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粹派知识结构的特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不仅因受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刺激，较之旧式的封建士大夫，有着更强烈的时代感和变革社会的参与意识；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不同程度都初步形成了包括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新知系统，较之后者又具有全然相异的宇宙观和价值取向。因之，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知人论世，视野开阔，既具批判的精神，又富有开拓求新的**。
国粹派多是在此期成长起来的年轻士人，属于上述新型知识分子群中的一翼。但因个人的年龄及经历不同，他们中许多人接受西学新知的具体途径，也不尽相同。从总体上看，大致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可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人为代表。他们都不曾上过新学堂，自幼却都受过严格的旧学训练。其西学新知主要是后来通过阅读新式书报自学获得的。章太炎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他十一二岁即从外祖朱有虔读经，1890年23岁时，复受业于诂经精舍，专习“稽古之学”。其师俞樾于甲午后不无得意地说：“此三年中，时局一变，风会大开，人人争言西学矣，而余精舍诸君子犹硁硁焉抱遗经而究终始，此叔孙通所谓鄙儒不通时变者也”[1]。但他不免过于自信。章太炎写于1893年的《膏兰室札记》，事实上已经在引西书诠释《管子》、《淮南》了。例如，《问运至野者》引了英人雷侠儿（今译赖尔）的《地学浅释》，以释《管子·侈靡》；《化学多者莫多于日月》引了侯夫勒（英国天文学家，今译赫舍尔）的《谈天》和赫士（美国传教士）译的《天文揭要》，以释《管子·白心》；《火燃炎而不灭》引韦廉臣（美国传教士）的《格物探源》，以释《淮南·览冥训》。此外，《历物疏证》还提到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2]，等等。足见章太炎涉猎西书，正始于诂经精舍，而且至少不晚于1893年。章太炎后来自己说：“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起来。”[3]能够形成“学理”，说明章太炎的西学新知在甲午后更趋于系统化。其时西学的传播，主要赖墨海书馆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等教会和洋务派的译书机构。迄戊戌变法前，新译西书约三百种[4]。显然，章太炎的西学新知最初正是通过阅读这些译书获得的。1897年后，他走出精舍，赴上海投身维新运动，任职《时务报》，并参与了《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等报刊的编辑和撰述，接触西学的天地也随之日趋开阔。1902年到日本，“日读各种社会学书”[5]。是年7月返国后，又为上海广智书局“藻饰译文”，愈觉日文书籍不可或缺：“和、汉文籍，吾侪之江海也，不能去江海以求乐，则去纯素同帝之道远矣”[6]；1906年再渡扶桑，由是于斯办报、讲学达六年之久，后来他回忆说：“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7]借助东洋书刊，其新知自然日臻系统和广博了。但是，无论如何，章太炎的西学新知的基础，最初却是在甲午前后打下的。这也就是说，他是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开始迎受西学的。
刘师培承家学渊源，12岁即读完了四书五经。邓实、黄节早年也曾先后从广东经学名家简朝亮受业。他们与章太炎等人的不同在于，由于年纪较轻，所以不是受洋务运动而是直接受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迪和推动，开始转而接受西学的。邓实自谓“有志乎当世之务，俟焉孜孜从事二通之学”[8]，始于1897年。他早年在上海为购西书，“朝出一版焉，暮购而藏之箧，暮出一版焉，朝购而藏之箧”。后因苦于善忘，更发奋专抄“外国有用之书”[9]。又“殚心日闻，日手一纸，凡阅国内外月报、旬报、日报至百余种，抄辑成书”，计达374卷之多[10]。黄节为自己未入新式学堂，不能精通西学，深感惭愧，他说：“而予尤滋愧，泰西学术万汇，予未之睹。予年逾状，人事多端，补修已晚，则予憾也。”为了弥补自己的缺憾，他将13岁的儿子送入广州南武学堂：“尔其补予憾，他日为予所不及为之学乎。”[11]这生动地反映了黄节对西学新知的渴求。事实上，从黄节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许多政论文章看，他对西方的史地和社会学说相当熟悉，可见他同样是通过刻苦阅读新书报丰富了自己。刘师培虽承家学渊源，素怀振兴扬州学派之志，但对西学也十分看重，并深以自己不通外文未能及时获得新知为憾。他有诗曰：“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12]刘师培虽非学堂出身，但博览群书，于“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13]。其撰述，旁征博引，西学功力实在许多人之上。
第二种类型，可以马叙伦、柳亚子、陈巢南、马君武等人为代表。他们较邓实诸人更年轻，多为新学堂出身。马叙伦11岁丧父，家道中落，13岁便入杭州新学堂“养正书塾”（不久改杭州府中学堂）。在这里，他不仅学习了英文、日文、代数、微积分及三角之类的课程；在老师维新志士陈黻宸的影响下，还阅读了《天演论》、《法意》、《民约论》及《泰西新史揽要》等西方社会科学的书籍[14]。柳亚子1903年17岁时与陈巢南一同加入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后者以日本西乡隆盛的“麂有岛私塾”和福泽谕吉的“庆大应义塾”相标榜，学生读西书，谈革命，崇尚自由平等。1906年，柳亚子又入上海理化速成科。此间，他读《天演论》、《民约论》诸书，极称卢梭、斯宾塞尔为“二圣”[15]。马君武15岁开始接触康有为维新思想，17岁入“体用学堂”[16]。这些人中后来有不少曾留学海外。例如，陈巢南、高天梅、林獬、宁调元等人，曾留学日本；马君武1901年留日攻工艺化学，1906年后复游欧，并得柏林工艺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所以，这部分人的西学新知的视野，当较前一部分人，更形开阔。
人们多习惯于把国粹派描绘成抵拒西学新知的形象，实则大不然。国粹派最初迎受西学的途径虽然各有不同，但有一共同点，就是许多人曾经或始终是西学的热心传播者。章太炎在戊戌维新时期参加译书公会，为《译书公会报》撰文。是报为周刊，年出46册，于西方史地政治介绍颇详。他在《译书公会叙》中写道：“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之，吾则瞀矣。且新理日出，岁无留故，一息炭养更，其事立变。……而吾犹守旧译，以成世之暗曶，其焉能与之终古？……乃取夫东西朔方之报章，译以华文，冠之简端，使学者由唐陈而识宦奥。”[17]可见他是以积极传播西学为己任的。即使到了20世纪初年，章太炎仍然亲自动手翻译了日人的社会学书籍（这在后面还要谈到）。黄节1901年在广州创办“群学书社”，后易名“南武公学会”，设中外报纸杂志，供人阅览[18]。他与邓实主编的《政艺通报》创刊于1902年，是当时国内创办较早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重要刊物之一。它的主要篇幅即使在国学保存会成立后，也实用于宣传西学，而不是“国粹”。其广告写道：“举凡内国外国立法、行政、兴艺、饬工之大典大法奇术新理，皆灿然明备，诚政界、艺界之巨观，国闻掌故之渊海”，读者常阅是报，“则现今20世纪以后之世界大势，可了如指掌”[19]。作为广告，容有夸张；但是它介绍新学尤其是“艺篇”大量介绍西方科技的新成就新动向，为国人了解世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信息，又确为当时许多刊物所不及。
同时，国粹派主编的其他一些刊物，也都有相当的篇幅用以介绍西学。例如，林獬、刘师培主撰的《中国白话报》，就辟有“文明介绍”、“科学”专栏。林獬本人还写了有关养蚕、医学卫生和物理学方面的科普文章。马叙伦1902年翻译的《新物理学》，在《新世界学报》上连载，它介绍了西方近代物理学的基本知识，如水的压力、物体的三态、声波和震**的关系、虎先定理等等。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小学教科书的部分内容。当然，国粹派中译介西学最有建树的还当首推马君武。他早年“曾发愿尽译世界名著于中国”[20]。此期他先后翻译出版了：《法兰西近代史》（1902年）；斯宾塞的《女权篇》（1902年）和《社会学原理》（1903年）；约翰弥勒的《自由原理》（1903年）、《温特渥斯平面几何学》（1910年）等。其中对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翻译，尤为重要。1902年，马君武将是书《略史》一书，译载于《新民丛报》；次年，复译第三、四章，分别以《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为名，作单行本出版。1904年，续译第一、二、五章，复并《略史》，以《物种由来》为名出版。1918年，他终于续译完余下的第六至第十五章。1919年全书以《达尔文物种原始》为名，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达尔文著作的全译本。应当指出的是，此前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译介，都是借助西人的间接著述，而马君武是第一次直译原著。所以，尽管迄辛亥革命前，他只译出该书的前五章，却是使国人对达尔文学说有了更真切的了解。这自然是值得重视的。
国粹派也正是在接受和传播西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知系统，从而优化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其知识结构，有以下共同特点：
1.具有开放性。国粹派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已经相当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学术有逊于西学即主要在于缺乏西人近世的“学理”，具体说，就是以“培根主实验，笛卡尔主穷理”两派代表的“科学”精神。“科学有二益”，一是推进了西方哲学、社会学的发达；二是推进了西方工艺技术的发达。“中国科学不兴，故哲学与工艺无进步。”[21]他们承认西方的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等等，为吾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强调要治旧学，不能再固守域内旧闻，当“驰心域外”，接受西学新知。所以，林獬创《杭州白话报》，规定宗旨说：“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22]要造就新学问、新知识，自不能闭目塞聪，拒绝西学，而必须开放旧有的知识系统，以求优化。事实上，章太炎还在诂经精舍从事“稽古之学”时，即已悄然引西学诠古书，就反映出他的求知系统是开放型的，而非是封闭式的。其后相信新知日出，守旧不能终古，此种开放性愈显自觉。中年后章太炎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孜孜钻研梵文，更被公认表现了博大进取的精神。周作人说：“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文语，不辞以外道梵志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是以为后世学者之模范者也。”[23]同样，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以不通西学为憾而孜孜以求，也都表现了此一特点。还需提到的是，诸宗元曾为顾燮光的《读书经眼录》作序。是书虽出版于1927年，却是编就于1904年，收录译书533种，为晚清最完备的一种西书目录。诸宗元在序中说：“前二十年，宗元尝与一时朋辈之人事于此（指西书），即鼎梅之所著录，亦尝经眼。”由此，也足见其时他们涉猎西书之广泛。这与旧式士人故步自封，排斥新知，是迥然相异的。
2.学贯中西，以旧学为根底。国粹派中许多人对西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的某些知识十分熟悉，在其时称得上学贯中西。但他们学问的根底和治学的兴趣，仍在旧学即中国传统学术。这表现在除了马君武等个别人转攻自然科学外，他们多毕生以研究传统学术为职志。章太炎且谓：“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心所系着，已成染相。”[24]所以，上述所谓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开放的，其最重要的表现实际上还是在于：他们将西学新知引入旧学领域，从而开辟了传统学术近代化的新生面。故孙宝瑄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赞叹说：“太炎以新理言旧学，精矣！”[25]
3.其新学知识系统的核心内容，是进化论与社会学（这在下面即要谈到）。
[1] 《诂经精舍八集序》，转引自汤志钧：《诂经札记校点后记》，见《章太炎全集》（一），35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 《膏兰室札记》卷3，见《章太炎全集》（一）。
[3]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5] 《致梁启超》，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7页。
[6]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1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7] 《菿汉微言》，见《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刻本，1919。
[8] 邓实：《政艺通报叙下》，载《政艺通报》，1902年，第1号。
[9] 邓实：《西政西艺丛钞总叙》，见《壬寅政艺丛书》。
[10] 邓实：《第七年政艺通报题记》，载《政艺通报》，第7年，第1号。
[11] 黄节：《亡儿绶华矿志》，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5期。
[12] 刘师培：《甲辰年自述诗》，见《警钟日报》，1904-9-11。
[13] 冯自由：《刘光汉事略补述》，见《革命逸史》，第3集。
[14]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15] 柳亚子：《自传·年谱·日记》；柳无忌：《柳亚子年谱》。
[16] 马君武：《诗文集自序》，见《南社丛选·文选》，卷4。
[17]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5页。
[18] 刘斯奋：《黄节年表简编》，见《黄节诗选》附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19] 见《政艺通报》，1904年，第6号“广告”。
[20] 马君武：《足本卢骚民约论序》，北京，中华书局，1918。
[21] 刘师培：《孔学真论》，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5期。
[22] 林獬：《谨告阅报诸公》，载《杭州白话报》，1902年，第33期。
[23] 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21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24] 章太炎：《章太炎致刘申叔书》，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2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56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