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作品起源论中，以下几种学说都倾向于认为文学的发生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至为密切。
（一）巫术说
巫术说的代表人物有英国民族、民俗学家爱德华·泰勒，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与中国晚清学者刘师培。
泰勒对巫术说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的“万物有灵观”。尽管在他的阐释中，“巫术”与“宗教”的边界有时还是难以厘清，但他确实已经认识到在“宗教”形成之前，原始人类另有一套“哲学”，并以此来认识自然，更试图借此来控制自然，这就是“巫术”。泰勒指出，虽然在文明人看来，巫术仅仅是一种建立在联想之上的难免愚钝的能力，但它作为原始社会的通用“哲学”，必然影响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文学的发生自然是属于人类活动的，因此巫术对文学发生的影响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弗雷泽进入人类学研究是受到了泰勒的影响，但对于巫术，他显然有自己的理解。在弗雷泽的研究中，巫术是和巫师（或者说掌权者）绑定在一起的，通过他的阐释，巫术成了一种能凝聚权力的有力武器，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某些阶层不必再为生存而挣扎，产生了对知识的追求，其中就包括文学。可见，巫术作为一种推动力量促进了文学的发生。
刘师培的《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题目就表明了观点。他以《说文解字》《周易》中对“祠”“祝”“巫”的解释都与“文词”相关为支撑，得出了“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的结论，又结合《周礼》中记载的祝官职掌，联系祠祀的功用，最终证明“韵语之文，虽匪一体，综其大要，恒由祀礼而生”。
（二）劳动说
劳动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中国作家鲁迅等。
劳动对人类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感叹道：“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对于这个创造的过程，依托于达尔文的进化观点，恩格斯将之描述得活灵活现：因为手脚功用在活动上的区分，某种类人猿在平地行走时逐渐不再用手帮忙，手被从行走中解放出来并被运用到从事其他活动中，这种猿类用直立姿势行走的习惯慢慢形成，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为什么说这一步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这种转变最终使这种猿类区别于其他猿类，进化成了人类，而在这个过程中，“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
普列汉诺夫显然是认可劳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作用的，在其著作中，他从旁人的书本中搜集了大量人类学的相关材料，并用这些材料支撑自己的观点，即“劳动先于游戏”“劳动先于艺术”。他将这种“先于”归结于人们目的的功利性，人们行为的初始就是带有功利性的，而这种功利性显然背离“游戏”与“审美”的本质，是属于“维持单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生活所必须的活动”，即属于劳动的，所以，劳动先于游戏与艺术。
与普列汉诺夫的大量参考材料相较，鲁迅的论证观点要简单朴素得多。在《门外文谈》中，他提出了一种假想：原始人在劳动活动中同样需要口号来激励大家更好地投入劳动，于是一人灵光乍现的呼喊声“杭育杭育”就可能成为这支原始人最初始的“创作”。如果没有劳动，自然也就没有对这种更为复杂的交流方式的需求，所以可以说，是劳动促成了这种“创作”。同样是在《门外文谈》中，他继续论证道：“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2]这个观点与先前介绍过的“巫术说”很有些不谋而合。不过，到底是巫先记事还是“杭育杭育”先发声，文中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劳动和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劳动也确实留下了大量印记，但劳动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全部，人类活动的初始目的也不全都出于功利性，故劳动说于此失于片面。
（三）模仿说
模仿说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模仿说认为艺术发轫于人对自然的模仿，这种观点很早就被提出，且中西方都有这种观点。《吕氏春秋·古乐》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颛顼用以祭祀上古帝君的乐曲“承云”，就是模仿而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是模仿使人区别于动物，所以模仿是人的属性。他通过对模仿对象的划分，指出了模仿的三种创作方式：模仿既已发生之事的，是历史；模仿事物想象中样子的，是神话与传说；模仿事物原本应有样子的，才是亚里士多德推崇的、可以以艺术掌握现实的方式。既然模仿不是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创作者就必须具备想象力，艺术并不是单纯地模仿客观可见的现象，艺术要模仿的，是事物的本质。所以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说道：“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写成格律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用不用格律不会改变这一点），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3]
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涉及文学的本质，但更强调文学的发生根源于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尤其要契合于历史必然律，因此属于社会历史发生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