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风格既然是在传统中不断突创和改进的产物，它就必然并非孤立地存在，因此它要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主观因素。主观因素是形成文学风格的内在原因，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论述完情理外现于作品“因内符外”而形成文学风格之后，继续指出：“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刘勰这里讲到了形成文学风格的四种主观因素，即“才”“气”“学”“习”，并说：“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可见，其中才情、血气来自先天因素，学问和习惯来自后天的培养，这两者结合共同锻造了作家的个性风格和文学风格。刘勰对此还做出了详细的例证：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这些例证都说明了作家个性与文学风格的统一，刘勰称之为“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叶燮称之为“胸襟—面目”。总之，正是各种主观因素才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外在风格。
第二，形式表达因素。在文论史上，有些研究者并不认为主观因素可以直接显现一个作家的精神气质，它同时还要受到语言、形式、技巧等因素的制约。比如，关于文体对风格的影响，曹丕曾经做过这样的论述：“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关于语言对于风格的影响，朗基努斯在《论崇高》一书中将影响崇高的因素分为五种，其中有两种即“修辞格的妥当运用”和“高尚的文辞”都涉及语言问题，事实上他所谓的“崇高”就是指语言风格的崇高。关于表达技巧，贺拉斯曾经说过：“假如你选择的事件是在能力范围内的，自然就会文辞流畅，条理分明。”[6]看来，选择一个自己熟悉的表达主题，也是作家的风格能否被贯彻的关键。此外，文学风格还受到作品的人物性格、形象塑造以及叙事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跟具体的文学流派之间关系尤其密切。可见形式表达因素也是形成作品风格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三，客观因素。除了主观因素和形式表达因素外，实际影响到作品风格的还有很多比较宏观的外在因素，它们包括：1.地域环境。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可见，刘勰并不是纯粹的主观论者。关于地域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北史·文苑传》中也有引证：“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中国文学的南北不同也跟山川地形等因素有关，古人已经看得分明。2.民族文化传统。从文学史上看，各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学风格，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之间也有明显的风格差异。比如，虽然都受到印度佛学思想的影响，印度本土文学在形式风格上比较看重精彩华美的形式，而中国则比较清淡自然，强调“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的蕴藉美，甚至形成了重在“象外之象”“余味曲包”的意境论，这跟两个国家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显然有内在关系。所以伏尔泰说：“从写作的风格来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西班牙人，就像从他面孔的轮廓、他的发音和他的行动举止来认出他的国籍一样容易。”[7]3.时代环境，包括政治气候、时代精神、文化政策等。刘勰说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与时序。”他还以建安风骨举例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文学的任何变化几乎都可以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找到影响因素，所以清代诗人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语言的沧桑和国家的沧桑之间是有必然关系的，而后者往往会带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于这种影响关系，丹纳有着清醒的认识：“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8]
综上，文学作品的形成受到主观因素、形式表达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制约，而且，这三种因素往往共同起作用，但有时候某些因素会起到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只是在不同的作家和作品里作用方式和程度有所差别罢了，也因此才形成了各种各样、形态各异的文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