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天生的作家，所以后天的培养是有文学创作天赋的人走向作家这个目标的必经之路，即便再有才气的人也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作家的写作能力需要从认知水平、精神境界、文化水平、专业素养等方面加以培养，这样可以使作家把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外界独特、深刻的感知付诸文字，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触动读者。
作为作家，必须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和精神境界。作家对社会人生的认知要比普通人深刻、全面，若非此，就不能创作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有价值的作品，这就要求作家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但这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密切相关。司马迁透过历史的表象看到社会人生的本质，从繁华背后看到衰败，从平凡处看到卓越，在他看来世界不是平面的，而是多维的。所以他的《史记》深刻、厚重，能够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在写《帝王本纪》时不以表面身份作为立传标准，而是以其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为准。比如，项羽虽然没有帝王之名，但却是一段时间内的实际领导者，所以纳入本纪中；而汉惠帝虽然有帝王之名，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所以本纪中没有给他一席之地。鲁迅经过对现实的亲身体验和深入思考，写出了《孔乙己》《狂人日记》这样振聋发聩的触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中可悲之处的沉重作品。
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活动，文学创作要求作家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这主要体现在具有广博的知识面上，从自然科学到社会人文知识作家都应该有所涉猎；同时也体现在较高的知识水平上，作家对于有些领域要有较为专业的知识储备。黑格尔就曾经说过：“艺术方面的博学所需要的不仅是渊博的历史知识，而且是很专门的知识，因为艺术作品的个性是与特殊情境联系着的，要有专门知识才能了解它，阐明它。”[4]司马迁不仅深具史学修养，还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因此他的《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还是“无韵之《离骚》”。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文学巨制，其中的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不但涵盖了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还涉及园艺、建筑、医药、饮食、绘画、音乐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作者在这里体现出他的知识面不但广博，在有些方面还很精深，因此有种说法是，如果把《红楼梦》里的医药知识研究透了，也能成为一个专家；把其中的饮食内容充分掌握了，就可成为一个好厨师。司马迁和曹雪芹能够创作出千古经典，靠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天赋，必定还有他们超乎我们想象的后天努力与艰辛。科幻小说的创作也很能体现对作者的这一要求。科幻，顾名思义是科学幻想，那么作家要表现出其对人生、宇宙的哲学思考和终极意义的探索，除了要有社会科学的知识外，还需要具备较高的甚至超前的科学知识，如克拉克的《2001：太空奥德赛》、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等。
专业素养是与文学创作关系最为直接的，各种能力都具备以后，如果专业素养不过关，文学作品就无法呈现出来。这主要体现在文学技巧和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高尔基曾经说：“应该研究文学劳动的手法和技巧，只有在掌握了这种技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赋予材料以或多或少完美的艺术形式。”[5]作家想要饱满地呈现出一篇作品，就要带着自己的天赋和灵感，从积累的素材中选择适合的材料，要有娴熟、高明的文学技巧，细心打磨。
众所周知，文学是一种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要写出高质量的作品，就要求作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活体验。不管生活是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作家的笔下，它都是作家要表达的核心和根本内容。俄国作家冈察洛夫说：“我只能写我体验过的东西，我思考过和感觉过的东西，我爱过的东西，我清楚地看见过和知道的东西，总而言之，我写我自己的生活和与之长在一起的东西。”[6]
无论创作的作品是写实的还是虚幻的，都离不开作者的现实生活。比如，屈原充满爱国**和浪漫主义想象的政治抒情诗《离骚》，正是在其现实生活遭际和真实感情体验的基础上谱写出来的；托尔金史诗般**气回肠的神话巨著《指环王》，正是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对人性的拷问；张贤亮在“**”期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在艰辛而苦难的生活体验中，创作出了《绿化树》这样优秀的、具有当时时代意义和人性思考的优秀作品；海明威作为救护车司机，曾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战地工作，眼见战争的残酷，对他震撼极大，《永别了，武器》就是在这样的人生经历的基础上写成的。
作家的人生体验越是丰富、广阔、厚重，就越能了解社会人生，越能体会人世的冷暖艰辛、繁华悲凉，如此，才能在我们所见的平淡现象里写出深刻，在我们所经的平常生活里写出思考。任何一个天才，他的身上都有难以克服的弱点，甚至是某些理智上的缺憾，他某些方面的能力可能还不及一个中等禀赋的常人，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弱点和缺憾，就很难发挥天才的作用。
原典选读
叔本华论天才
没有多大关系的等级、地位、出身等，其影响又是如此巨大，恰如鸿沟天堑一般划分开了难以胜数的芸芸众生，他们运用自己的脑袋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食色之欲，换言之，只是作为意志的一种工具来照看自己的儿女本能。唯有那些为数甚寡、举止罕见的人才有勇气说：不！这样做真是太好了，我的头脑只能服务于它自己的天职，它要竭力理会这个世界中迷惑不解和变化繁多的景观，然后以某种形式再现出来，而不论这种形式是艺术的抑或文学的，这或许回答了作为一个个体的我的真正品格。至于其他的人只是些农奴而成天与土地打交道，也即是土地的附属物。当然，我在这儿所谈论的只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仅无所畏惧，而且富有感召力，因而也更具有正义感，能够命令头脑不屈从于意志。其结果将要证明，这一牺牲是值得付出的。针对这样一些人，本文开篇所谈的那种等级、地位和出身的差别仅有部分的适用性，即差别程度不会太大。然而，即使他们的天资不是很高，但只要真实，那么就会永远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界限，把他们与那些芸芸众生区分开来。
产生于观念之中的美妙绝伦的艺术、诗歌和哲学巨著，完全是存在于其中才华横溢的伟大理智的杰作。
对于一个能够正确地理解天才与常人之间关系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或许可以最恰当地表述如下：一个天才具有双份的理智，一份是为他自己准备的并服务于意志，另一份是为世界准备的，即由于这份理智使他变成一面镜子，以反映出他对于世界的纯粹客观的态度。伟大天才所创造出来的艺术、诗歌或哲学作品，完全是这种喜爱沉思的态度的必然结果或精美典范，并且这种态度是苦心竭虑地建构于某些技术规则之上的。
另一方面，常人只有唯一一种理智，同天才的客观的理智相比较，可以称之为主观的理智。这样一种主观的理智，无论其多么精明细巧，也无论其存在于何种花样繁多的完美程度，它也绝对不能与天才的双份理智处于同一水准上。这就如同胸腔发音时人的声调一样，无论它是多么声嘶力竭，还是根本不同于运用假声的美声音调。这就好似长笛的两个高八分音度和小提琴的和声一样，它们均产生于同一曲调系列，这一曲调被划分为两个震颤的音部，它们中间被一个音节隔开。同时，胸腔发音时人的声调和长笛的低八分音度却产生于未经划分的曲调系列，这一曲调是作为一个整体而震颤的。这一比喻可以帮助读着理解天才的不同凡响的特性，这一特性不仅完好无误地显示在天才的作品中，而且也表现在大自然所赐予天才的相貌上。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从普遍意义上讲，上述所说的天才的双份理智也阻止了天才去成为意志的驯服工具，并且这也常常解释了天才在指导生活方面所暴露出的无能为力的原因。天才所具有的最富特色的品格就是，它丝毫没有沾染上那种永远只能在常人的单一理智中才能够找到的性情上的冷静克制，这种冷静克制是机警敏锐的，但也是阴沉愚钝的。
人的大脑可以比拟为一种寄生组织，即它作为人体的一部分而得到滋养，但这一部分对人体的生存机理并不直接贡献什么东西。它安全地盘踞于人体的最高层，在那儿过着一种自足独立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在一种同样的方式下说，一个人被赐予伟大的精神禀赋不是要他去过一种通常意义上的个人生活，而是引导他去过第二种生活，它纯粹是一种理智的生活。他把他自己贡献给这样一种生活，即不断地增加、延长、扩展一种并非单纯博学的，而是真正的系统知识和深邃洞察，并且要坚定不移地排除那凌驾于他个人之上的命运之神的影响，以便在他的作品中不至于扰乱他的心性。这样一种理智生活可以升华一个人，把人提升到命运及其变化之上。持之以恒的思想、学习、实验并实践着他的知识，一个人很快就会看到，这样的第二种方式的生活已经构成了其生存的主要模式，至于他那单纯的个人生活只是某种从属的东西，并且只是为推进比他自身更高的生命目的效力的。
歌德就为这种独立不依、勿求于外的生存方式提供了一个典范。在法国的香槟省战争期间，他身处于营房喧闹嘈杂声的包围之中，却为其颜色理论做着观察实验。在那次战争的难以计数的灾难中，只要他一有机会被允许有短暂的时间到卢森堡要塞休假，就立刻投入《颜色学说》手稿的撰写上。歌德可谓是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作为万物之灵长，应当向他学习，在我们孜孜追寻理智生活的过程中，不能让任何东西搅乱我们的心灵宁静，纵使高空中风起云涌，电闪雷鸣，地动山摇，我们也能心止如水，一如既往。并且还要时刻牢记，我们不是自由的女奴，而是自由的儿子。作为我们人类的标志或族类的徽章，我建议我们应当像一棵树那样，狂风骤雨可以摇晃它的枝干，但它仍能在每一根枝干上结出鲜艳红润的累累硕果。这正如格言所说：“风愈围之，果愈熟之”，或“风摇树动，果实累累”。
个体的这种纯粹意义上的理智生活，在整体的人性中也有其对应的存在。因为正是在这儿，真正的生活也就是意志的生活，意志这一语词具有经验和先验的双重意义。人性的纯粹理智生活就在于，它借助于科学努力地扩大知识，并祈望完善我们的艺术。科学和艺术就这样缓慢地得以发展，从一代走向另一代，在无数世纪的延续中成长壮大起来，每一个民族都在这时间的历程中做出其应有的贡献。这样一种理智的生活，好像某种来自天堂的恩赐，翱翔盘旋于宇宙万物的变化和运动之中。或者说，在其原来意义上，它就好似一种清新怡人、芬芳四溢的香气，源源不断地产生于酶酵素本身——这就是由意志所引导的人类的真正生活。并且，随着民族史以及哲学史的共同发展，科学和艺术以其纯洁无瑕、丝毫没有沾染血腥气的本来方式，稳步地得以繁荣进步。
毫无疑问，天才与常人的差别，就其作为一种程度上的差异而言，是一种量的差别。但是我更倾向于把它看成一种质的差别，因为从事实角度看，常人的心智，尽管有某些个体上的不同，却仍然具有某种共同的思想倾向。这样，一旦具备某些相同的条件，他们的思想马上会选择一个相同的方向，并走着一条共同的道路。这也就解释了他们的判断为何总是相互一致——不管怎么说，这种一致不是建立于真理上的。甚至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任何时期所获取的人类的基本观点，总是在不断地重复和重新提出来；而另一方面，在各个时代的伟大天才的思想，却永远是或公开或隐秘地与它们对立着的。
天才是这样一种人，世界在其心中被呈现出来，就如同一个对象在一面镜子中被反映出来一样；常人虽然也能获得这样的映像，但其清晰可辨的程度及其基本特征的深度，则远远不及天才。正是由于有了天才，人类才可以有指望得到至关重要的指导。因为对最为重要事物的最为深刻的洞见的获得，并不是通过某种对事物外部细节的观察和留意，而是通过把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贴近的研究。并且，如果他的心智趋于成熟，那么他所给予的指导将会时而以此种形式转换成彼种形式。这样，天才可以被规定为一种从整体上研究事物的、出类拔萃的清晰意识，这样一种意识与人的个别自我是彼此对立的。
世界敬重这样一位禀赋非凡的天才，以期望从他那儿学到关于人生及其真正本质的某种知识。但是，要想诞生一个天才，需要专门的极为适宜于天才产生的外部环境状况的协调配合，而这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天才的诞生是非常偶然的，甚至我所可以说一个世纪才诞生一个天才，因为这种人的理智在洞察力上是如此超凡绝伦，以至超越了正常的衡量标准，它甚而等同于看似偶然的第二种能力，并完全出乎于意志的所有关系之外。或许在很长的时间里天才都得不到承认或赏识，这一方面是由于愚昧无知的猖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妒嫉心的盛行。然后这一切终将成为过去，人类会像众星拱月般簇拥在天才以及他的作品的周围，以希冀于他能够照亮他们生命的黯昧之处，或者启迪他们的生命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讲，天才的训诫就是一种启示，而他本人作为一种更高级的存在，甚至于远远君临于通常的标准之上。
与常人一样，天才也主要是为自己而存在的。这构成了他根本的本性，这一事实既不能避免，也不能更替。至于他为其他人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一件偶然的第二重要的事情。常人从天才的心灵中绝不能得到任何真正的思想，而只能得到一种近似其思想的东西，并且也只有当天才与他们在一起并乐意向他们的头脑灌输自己的思想时，他们才能得到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得到的这种东西完全只是一种异域移栽的植物，生长缓慢，发育迟钝，且脆弱不堪。
要想得到新颖独创、非同寻常甚而流芳百世的伟大思想，只要让自己的心智暂时地完全疏离于繁杂多变的外部世界，也就足够了；此时，那些最为寻常的对象和事件在我们的心智中也会呈现出相当新颖别致、生疏鲜见的样子。在这种方式下，天才的真实本性得以彰明昭示。或许，在这儿所提出的要求不能说是难以履行的。然而真要做到这一点，却非我们的人力所能为之，它只能为真正具有天才禀赋的人所确证。
仅仅就其自身而言，天才难以产生创造性的伟大思想，这就好比女人仅凭自身不能生出孩子一般。天才的诞生必需外部环境的孕育，而外部环境则是养育天才之子的父亲。
天才之心脱颖于常人之心，正如红玉包藏于宝石之中，天才发射出自身的光芒，而常人唯有接受到这种光芒，才能把它反映出来。天才之心与常人之心的关系亦可比作电学中非导体与导体之间的关系。
单纯博学之人，穷其半生精力充其量只能教授其所学到的东西，在严格意义上他不能称为天才之人，这恰如非导体不是导体一样。进而言之，天才之人仅仅学习一首传唱乐曲的歌曲，而博学之人却一股脑儿学习这首乐曲的一切。天才之人不同博学之人还在于，我们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他却不从任何人那儿学到什么。天才的伟大之心，纵使在千万之众中也难以觅见一颗，它是照耀人类、启蒙人心的灯塔。假如没有天才，人类将会在险象环生、云雾弥漫的无垠海洋中迷失方向，失去自身。
因而，单纯的博学之人，就其严格词义上讲，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例如，他只能仰视着天才，就如同我们瞄准一个飞奔的野兔一样，只有当野兔被射死剥皮之后我们才能吃它；因而，只要野兔依然活着，我们就只能瞄准它。
如果一个人想亲身体验到来自于同代人的感激之情，那么他就必须调整自己的步伐以迎合他们。但是，真正伟大的东西绝不会以这种方式产生出来。因而，一个人真正想要创造出伟大的业绩，他就必须把他的目光投向后代人，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为未来的人类精心制作自己的鸿篇巨制。毫无疑问，其结果只能是，他完全是一个无名之辈而不为他的同代人所知晓；并且，他就好像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得不在一个孤寂无人的小岛上孑然一身地度过其一生，在那儿他竭尽全力矗立起一座石碑，好让未来的航海者知道他的存在。倘若他认为这是一种艰难悲苦的命运，那么他就应该反思一下常人的生活，常人只能为功用的目标而生存，也常常遭遇相似命运的苦痛，但却毫无希望，得不到任何精神慰藉。即使处于一种安逸舒适的生活条件下，他也只能尽其一生而追求种种的物质产品，并将每天的精力和持续的热情用于赚钱、购物、建筑、施肥、设计、娱乐、经营、化妆之类的事情上，并且时时刻刻都想到他在为自己而工作。然而最终还是其子孙后代得到其创下的全部基业，甚而有时候他的后辈还得不到这些好处。天才人物的一生也是如此，从根本上说，他也希望得到回报和荣誉。然而最终还是发现，劳苦终生只是为了造福后代。确定无疑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后代都从他们的先辈那儿继承到大量的东西。
我所提到的精神慰藉，它是天才人物的特权，这种特权是不可让渡于其他人的，而只能为其自身所专享。难道还有哪个人能比自己的生命存活的更为长久呢，因为唯有天才的瞬间思想才能穿越许多世纪的喧嚣之后，仍旧能够让人听到它们的回声。概而言之，对于一位天才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即不受外物骚扰，保持自身宁静，尽其天命愉悦地欣赏他自己的思想，他自己的作品，并仅把整个世界选做自己永恒的继承人。然而，只有在他死后，世界才会发现他存在的标记，这就如同发现足迹化石的标本一样。
天才的伟大力量并非只表现于超越常人的活动之中。一个人，只要他异常地健壮、柔韧而敏捷，那么他在一切运动中都将显得格外地轻松，甚而倍感舒适，这是因为在他非常擅长的某种运动中，他可以获得一种直接的快感，从而操作起来得心应手、毫无阻滞。进一步说，如果他是一位杂技演员或舞蹈演员，那么他不仅能够表演出其他人难以完成的跳跃动作，而且他还能在这些常人也能完成的轻松步调中（甚至只是在通常的举手投足之中），表演出异乎寻常的灵活性和柔韧性。同理，一个禀赋绝伦的天才不仅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思想和作品——它们绝不可能来自于他人，因为仅在这儿并不能完全展示他的非凡伟大之处；而且还在于，知识和思想所构成的活动模式于他来说，尤为自然和轻松，所以他始终能在知识和思想中自我愉悦，自得其乐；至于理解那些占据常人心中的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天才相对于常人则领会得更为轻松，更为迅速，也更为正确。任何一种知识的进步，任何一种难题的解决，任何一种机智的思想，而无论这些是他做出的还是他人做出的，天才于其中都能获得一种直接的兴奋和热烈的欣喜。因而，除了永不停息的活动之外，天才的心中不再企求其他更进一步的目的。这是永不枯竭、万古长流的幸福之源，那些与凡夫俗子们形影不离的枯燥、烦闷、恐惧的幽灵是绝不会靠近天才的。
由此可以推论，历史上以及当代的天才人物的杰作在它们的全部价值上只是单单为天才而存在的。倘若把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推荐给一个凡夫俗子阅读，这其中所闹出的笑话无异于邀请一个饱受中风之苦的患者去参加一场球赛一样。其中一个人去读这部作品只是出于礼节，而另一个人去读这部作品只是为了不甘落后。所以，拉布吕耶尔相当正确地说：世上所有的聪明人加在一起，也敌不过一个无知的傻瓜。一位具有才能的人（或者说一位天才）的全部思想范围，与一位普通人的思想范围相比——即使他们思想所针对的对象根本讲来都是相同的，这其中显示的差别，就如同拿一幅光彩夺目、充满生命力度的油画去与一幅粗糙不堪，用水彩涂抹的草图相比一样。
这一切只是对天才的部分奖赏，以补偿他在世界上孤寂无奈的生存之苦，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中一无所有，得不到任何知音的同情。然而，一切评价都是相对的，这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对凯撒的评价上，即或者说凯撒是一个伟人，或者说凯撒也不得不非常悲惨地生活于小人之中：因为布鲁丁赖克和利利普都只是从其出发点而改变自己形象的。一个写下传世佳作的伟大天才，无论他在后世多少代人的心目中是多么伟大，多么值得崇拜，多么富有教导性，但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中于他的同代人的心目中却仍然是那么渺小，那么悲惨可怜，那么枯燥无味。这也正是我的下述说法中所包含的深意：一座接塔，从塔底到塔顶是三百层，而从塔顶到塔底也正好是三百层。这样看来，伟大的天才只是感恩于极少数人的恩惠，因为正是借助于这极少数人的力量，天才本身才成为伟大的。
（[德]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1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 [苏联]高尔基：《文学论文选》，孟昌、曹葆华译，2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 龙榆生选编：《唐宋名家词选》，2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苏联]高尔基：《论文学》，孟昌、曹葆华译，3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6] [俄]冈察洛夫：《迟做总比不做好》，转引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册，1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