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常常说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出生背景和成长环境对于作家也并非无关紧要，这种关系常常会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进入文学作品。比如，中国现代作家巴金，出生于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这种背景和经历无疑对于作家创作出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至关重要。19世纪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出生于纽约名门望族，基于她所出身并熟知的纽约上流社会，她写出了《快乐之家》和《纯真年代》这样的杰作。由于作家往往会写作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所以从作家作品中常常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找出作家的家庭背景，或者作家自己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人们有时候会有意无意地把作品与作家传记画上等号。
这种“知人论世”的方法，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见《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根据孟子提出的这一文学批评原则，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经历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唯有通过“知其人”“论其世”的方式，即通过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的方式，才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作品。孟子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章学诚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文史通义·文德》）[1]所以，作家和作品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参照作家生平的。比如，我们在理解古代诗歌作品的时候，如能参考诗人的生活经历或游览轨迹，必然会获得更深的体会。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文学作品必然是作家对个人生活经验的完全摹写，也绝非是完整的另类传记。因为作家的创作构思，是通过想象和联想等思维活动对材料进行选择、加工、改造，不管他使用的是与个人环境紧密相连的材料，还是通过观察和思考得到的他人或社会的材料，又或者是通过大胆想象和构思而建造的想象性材料，必然会与作家个人背景产生距离，如果要机械地到作品中找出作家生平的映射，在作品人物身上去对号入座，无疑不符合文学的基本规律。即便有些类型的作品，如自传性作品，大体可以看成是对作家生平的完整记录，但由于其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类型，也会具有一定的虚构性。即使是那些号称忠实的记录经历和思想的自传，也无法将生活中的真实自我和真实事件，原封不动地在作品中予以呈现。因为“自传作者叙述的不纯粹是事实，也不纯粹是经验，而是经验化的事实”[2]，而经过这个经验化的事实过程，事实已经是作者操控后的事实，是可能出于某种目而展现出一种“自传式自我”，而非真实的自我。
认为文学作品与创作主体的个人经历和生活背景完全没有联系，这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作家创作的动机，古今中外的理论家和批评家都给予了大量探讨。无论是“灵感说”“虚静说”还是“表现说”，都无法否定生活经历和生活积累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经针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见解。他认为像文学这类的文艺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性欲升华的结果，即将压抑的欲望转变成创作的动力。但他也认为，在这种个体成长过程中，被压抑的欲望动力会在无意识领域形成创伤性记忆，这就是所谓的产生某种情结（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过程。在他看来，这就解释了作家的童年记忆和创伤性记忆对于文学作品的重大意义。例如，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谈到《百年孤独》的创作时，就认为作品“给童年时期以某种方式触动我的一切经验以一种完整的文学归宿”[3]。法国精神分析学家玛丽·波拿巴曾对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创作进行了分析，认为坡的创作是在他童年时代所受到的精神创伤影响下形成的，其原因是他亲眼看见他的母亲被别的男人抱在怀里，以及看到母亲被肺病折磨而渐渐死去。这种童年经验以及随后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坡的潜意识中有了某种性虐待狂和性倒错的欲望，这些欲望影响了坡的诗歌创作，因此他有不少诗作就是写美丽女子之死的。[4]
虽然弗氏的这种精神分析方法因过分夸大了性欲对于文学的作用而在后世受到人们的诸多批判，但他这种注重作品内涵与作家个人经历之间潜在关系的做法，仍为我们思考作家个人环境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别有意味的独特视角。而且，这个理论也确实可以说明文学史上的一些特殊的现象。如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发愤著书”的现象，它是指作家由于自身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不公正遭遇而发愤著书，以将心中郁结之气、苦闷之意予以释放。司马迁指出屈原之所以创作《离骚》，乃是他“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5]，而司马迁本人更是借这种发愤著书的传统，道出作家如何将内心郁结的愤恨和不满化作创作的动力，弥补心中的压抑和情感的创伤：“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6]后世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和欧阳修提出的“穷而后工”，同这种发愤著书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可见作家的人生经历和际遇对于作家的创作具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作家在后天的成长中，并不总是被动地受到个人环境的约束和影响的，相反，作为具有能动作用的个体，作家总是具有积极自我改变的一面，这体现为作家利用后天环境进行学习、模仿前人、推陈出新，从而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刘勰认为“才”“气”与“学”“习”都是决定作家能否创作作品乃至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作品的要素。如其所云：“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这就是说，“事义”和“体式”是由作者的“学”和“习”所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