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学者散文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但这一概念的表达直到清初才出现。“学者散文”最早由清代魏禧提出：“儒者之文沉以缓，才人之文扬以急，文人之文文胜其质，学者之文质胜其文。”[21]学者散文经过了长久的实践与积累，特别是从“五四”学者散文中汲取营养的基础上，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五四”时期的学者散文中，胡适的从容明快、林语堂的闲适幽默、周作人的平凡善美等无不为新时期学者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象。“就20世纪两岸四地学者散文衍变发展的内在脉络言，我有自己的一个讲法。如果一定要对这个演讲有所描述，那主要就是两个准备期，一个消滞期，两个高峰期。”[22]其中的“两个高峰期”即五四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更有甚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学者散文“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总体表现特征之一”[23]。
学者散文与其他类型散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学者”这一限定词。“学者”一词大凡有两种含义：一为做学问的人，二为在某一专业领域有一定造诣和成就的人。本文所谈“学者”之义，为第二种含义。学者散文，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学者所写的散文，或是如吴俊所言，为“学者型散文”。如同散文自身的定义，学者散文的定义和特征也众说纷纭。对学者散文进行理论探索较早的有余光中。他将散文创作类型分为四种，其中学者散文“包括抒情作品、幽默小品、游记、序文、传记、书评、论文等等，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为主。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24]，涉及学者散文的内容、主题及特征等方面。随着学者散文创作热情的不断高涨，对其理论层面的探索也愈发引人注目。著名散文研究专家范培松认为：“所谓学者散文，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概念，但约定俗成确有它的特定内涵和品位，乃是指学者写的具有较高学养和品位的并对社会持有文明批评的抒情小品、文化小品、书斋小品和随笔等文。在港台一般称之为知性散文。”[25]喻大翔进一步指出：“学者散文，主要指百年来各门学科学者创作的，具有现代专业学者的价值取向、理性精神、思维特征、知识理想、话语方式和文体风格等质素的各类散文作品。”[26]对学者散文的内涵与形式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由此可见，90年代不仅是学者散文创作的黄金时代，亦是对其进行理论层面探索的高峰期，不仅对何为学者散文进行了深刻挖掘，还对其文体特征、精神内核等方面展开了有效的探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围绕着学者散文的文体风格而展开的。有学者从“主体文体”和“语体文体”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散文的特点，将前者归纳为“内敛性的思维方式、生命的本真、智慧写作、自由的心灵”[27]，而后者为“寄繁于简、文言合一铸古韵”[28]等。依笔者之见，学者散文的文体特征应侧重以下三方面。其一是知识性。学者散文创作主体的知识结构决定了学者散文丰富的知识性。“走进学者散文，你实际就走进了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的博物馆，而决不同于走进某些纯作家的散文里，所获得的那种‘简明’和‘纯净’”，[29]如余秋雨，其散文中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即是如此。其二为社会性。优秀的学者散文并非介绍某一领域知识的“掉书袋”，而是融进了很强的社会文化性，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中国学者散文百年曲折、参差的演化，不可能离开国际尤其是民族以哲学、政治、社会、经济等为核心的文化情境之巨变；也不可能离开国际尤其是民族以审美心理、阅读心理为核心的文学情境（含散文）之巨变。”[30]当然这一点由于社会政治等原因在香港学者散文中是例外。其三是文学性。“学者散文”这一名称虽然对创作主体有所限定，但其中心词仍然为散文，因此是否具有文学性是判断其能否成为学者散文的根本所在，倘若通篇只是知识的罗列与枯燥的讲解，是不能划入学者散文这一范畴的。审美性是判断一篇学者散文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好的学者散文应是知识性、社会性与审美性的完美结合，不可偏废。这同时也符合我们文史哲不分家的文学传统。
原典选读
一、范培松论散文的三重境界
因此，散文的“散”，不可望文生义解释为“散漫、任意”的意思。散文之“散”，毋宁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上的特点。就此意义上，说散文可以“随随便便”、“洒脱”、“忘破绽”也是指出了散文的表现方式上与诗歌、小说等的不同。
理清了散文的“散”再看散文的“形”与“神”。散文的“形”是指一篇散文的语言、句式、结构、布局等等，这是为散文论者们所共识的。而散文的“神”在前面萧云儒的论述里主要是“思想红线”，也即一篇散文的主题之谓。“神不散”，是主题不可散。不可否认，“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理论在60年代迄今的很长时间里影响了散文的创作格局与模式。虽然萧云儒在八十年代补充说散文的“神”不仅是主题、中心，也包括“情、理、意、绪”，即“作者在生活中产生的感情、理念、意会、心绪”。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要问的是，蕴含了散文“主题”和作者的“情、理、意、绪”的“神”是否真不可散？
在此，笔者认为散文有三重境界：一为“形不散神不散”；二为“形散神不散”；三为“形散神散”。
“形不散神不散”为散文的第一重境界，或可称为“小境界”。“形不散神不散”顾名思义，是形式上具有整饬美、精致美，手法一致，巧心营构。这种整饬完全可以和诗歌的形式相媲美。而在内容与意蕴上，也只围绕一个中心，一个主题，将该中心主题向深处挖掘，展现出清晰、单纯的情感、思维脉络。我国古代的骈文要算是“形不散神不散”的代表，优秀之作如庾信的《小园赋》、鲍照的《芜城赋》、吴均的《与宋元思书》、杜牧的《阿房宫赋》，俱为形式上整饬而主题思想集中紧凑的名篇佳作。以现代散文而言，冰心的美文庶几近之。冰心的美文在形式上十分严整，排比、对仗等手法的运用使得作品十分精致而主题凝一，如她的散文名篇《笑》，《笑》里面的句子是十分典型的“冰心式句法”：“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地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以单纯划一的手法集中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可谓“形不散神不散”的代表作。“形不散神不散”的散文是“小境界”的散文，小境界的散文也是有境界的，惜乎格局太小，手法也太单调，并不能够充分发挥散文这一文类“自由”、“洒脱”的优长。唐宋散文家发起“古文运动”也正是为了纠正南北朝以降骈文创作雕琢、敷衍、有句无篇的弊病。
“形散神不散”为散文的第二重境界，或曰“中境界”。“形散神不散”这个提法本身是有其合理性的。萧云儒主张散文以多样、丰富的手法去突出表现一个中心主题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该提法的一切合理及谬误都要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散文文类的当代发展中去看。“形散神不散”之提出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是左倾思潮泛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畸形发展的一个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浮夸风蔓延到文学创作中。虽然散文创作一度向文类自觉靠拢，并出现了以杨朔、刘白羽为代表的“诗化散文”成果，但散文作家依然没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一时为人们公认的杨朔的散文名篇《荔枝蜜》、《茶花赋》、《海市》、《雪浪花》等，单个看来，于结构布局、语言技巧上不无精彩之处，但作为整体，其中的模式化倾向就显露无遗。所谓“卒章显志”、“园林式结构”、“先抑后扬的转弯艺术”等手法风靡一时、影响深远，可谓“形散神不散”的典型。刘白羽的《日出》、《灯火》、《长江三日》等也以宏大抒情表达了类似的国家情怀与歌颂意向。杨朔、刘白羽等人不乏才情，散文创作中也不乏强烈的感情。然而问题是，当他们的“诗美”即“形散”成为一种模式，当他们的主题思想、“情、理、意、绪”即“神”固定化、单调化、一致化，“颂歌模式”即由此产生。“形散神不散”的谬误之处也自然显露了。散文本是要表现“烟火人间”的，但“烟火人间”何其广大、深刻，并不只是政治生活那么一面而已，而即使是表现政治生活，也不是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反思。而撇开时代背景，仅仅从散文的当代发展来说，“形散神不散”也是有必要商榷的。现代散文自白话文运动以来既承接了丰厚的传统资源，也背负了沉重的传统负担，在小说、诗歌都纷纷嫁接、新变之后，散文何去何从？“形散神不散”，某种程度上，它的合理性已经成了一种局限性。
散文的第三重境界，或曰“大境界”，是“形散神散”。事实上，有论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提出过接近的看法，那是针对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提出：“为什么‘神’只能不散呢？……为什么‘形’只能散呢？”并指出“形散神不散”乃是“古典主义的趣味”。这个提法颇有意思，特别是“古典主义”也暗示了“形散神不散”特定历史背景下“突出”、“典型”、“集中”等蕴涵。“形散神不散”的魔力也正不能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来谈。然而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审美的自由，不惟形式如此，表现内容也如此，不可强加限定。从中外散文史上说，“形散神散”的例子很多。波德莱尔的散文集子里有许多就显得“形散神散”，如《头发里的世界》，作者只从“头发”这个意象发散开去，写了口渴的人、灵魂与音乐、海港、花朵与喷泉，糖和烟草……可谓一团杂乱，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红线”，只是一团感觉、一堆象征物而已，然而不妨碍它予我们审美上的完整感；类似的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许多散文片段，时而是爱情，时而是食物予人的气味及记忆，时而是一次小小的散步与天气……这一切看上去很无序，漫无边际的意识流之旅却给了我们同样深刻的审美享受；其他如周作人、钱钟书、王了一、沈从文……他们也都是“不守规矩”的典范，也是有着真正的散文文体意识的佼佼者。从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生活的情境来说，散文的“形散神散”就更成为必然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愈趋复杂多样，人们的心灵世界也愈趋复杂、多层次。因此散文不仅可以思维发散表达多主题，也可以自由表现现代人心灵善变、跳跃、恍惚、纠结的感觉世界。“情、理、意、绪”在现代人心灵中常常是断裂、碎片式的。这是为以前的散文论者们所未能深刻揭示的一种现代生活的真实。在这方面，一些年轻的作者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有论者在论及周晓枫、祝勇、安妮宝贝等人散文时说：“这是无所顾忌的一代，他们中许多人在默默地写作，形成了青春的气韵，各自有不同的路向。给人深的印象是没有散文腔，天马行空地游走着。自由地阅读与自由的抒写，在这一代开始可能了。”所谓“没有散文腔”即是突破了过去那种“形散神不散”的框架！“形散神散”的散文，就是“无所顾忌”、“天马行空”的散文。这一类散文，包括现当代的沈从文、贾平凹等人的努力，才真正发挥出散文的文类优长，而达于散文审美的自由之境。
（范培松、张颖：《论散文的三重境界》，《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二、陈剑晖论散文分类
长期以来，关于散文的分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现当代散文的研究者。他们雄心勃勃想在散文的“类型学”方面有所建树，或是为了便于操作企图对散文加以分类规范，然而由于散文历史的漫长，由于古代散文品种的繁多和古代文论家分类的繁琐，以及散文文体本身的难以规范，加之分类标准的不统一、不一贯，还有分类者本身辨析能力的不足等原因，结果可想而知，自“五四”开创现代散文以降，关于散文的分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各行其是。这些分类或失之于简陋；或繁杂重复；或自相矛盾，不自圆其说；或划分交叉，有的剩余，有的超出。总之，中国现代散文的分类，总体上是混乱无序、不能令人满意的，能够让大家普遍认同的分类可说是少之又少——这多少反映出了现当代散文研究者的无奈，但更是散文的宿命。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历史。早在1924年，王统照发表了《散文的分类》一文，试图对散文做系统的分类。他将散文分为历史类的散文、描写的散文、演说的散文、教训的散文、时代的散文五大类。王统照的分类显然偏于“广义散文”，而对“狭义的现代散文”即抒情文和小品文却忽略了，而且他的“时代的散文”已经包括了其他类型的散文，犯了大概念与小概念不自洽的毛病。以后，苏雪林在《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中又将“小品文”分为九类，即思想表现类、讽刺类、幽默类、美文类、游记类、哲学幽默混合类、日记类、书翰类、传记类。林慧文在《现代散文的道路》中，将现代散文分为小品、杂感、随笔、通讯四类。贺玉波在《小品文作法》中则将现代小品分为“记叙小品”、“抒情小品”、“说理小品”三大类。这些分类，有的持“广义散文”尺度，有的以“狭义散文”为标准；有的着眼于散文的内容，有的立足于散文的功能；有的则对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显然更感兴趣。由于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加上理论素养较为薄弱，这样交替、重叠、混乱就在所难免。
以上简要回顾了现代散文史上几位散文研究者对现代散文的分类，那么进入当代之后，散文的分类是否就科学一些、客观一些、自相矛盾少一些呢？应该说，当代的散文分类较之现代有了一些进步，其表现是分类较多考虑到贴近散文的本性，特别是强调了散文的“抒情性”、“艺术性”特征，在表述上也较为简洁清晰。不过若从理论的周严性、自洽性和抽象概括力来考量，当代的散文分类同样千疮百孔，经不起哪怕认真一点的推敲。
就拿在散文研究方面成绩颇大，有相当影响的佘树森先生来说，在《散文创作艺术》一书中，他将散文分为“抒情散文”、“随笔散文”、“纪实散文”三大类，在“抒情散文”名下，又分出“冥想体”、“描写体”、“记叙体”、“絮语体”四小类。在“随笔散文”下又分衍出“随感体”、“文艺性短论”、“知识小品”三小类。“纪实散文”则包括“人物记”、“风物记”、“生活记”若干类。这样的分类细则细矣，但同样犯了过于琐碎、交叉重叠的弊病，至于将“冥想体”、“记叙体”、“絮语体”归进“抒情散文”名下，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难道“随笔散文”不需要冥想和想象吗？同理，难道“纪实散文”不需要“记叙”吗？此外，“絮语体”从“五四”时期从外国引进，一开始就与“随笔”沾亲带故。可见，佘氏的分类，确有诸多混乱可疑之处。除了佘树森之外，吴调公、刘锡庆、喻大翔、李光连、方遒、王彬、徐鹏绪、周海波等研究者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散文进行分类，虽然有的较为严谨，较注重学理性，如喻大翔。有的较为草率，如刘锡庆的“弃‘类’成‘体’”，力推“艺术散文”，对“随笔”、“小品”加以排斥，就显得十分粗暴草率。但总的来看，上述诸家的分类尚停留于经验的层次，尚未突破传统散文观念的藩篱。相较而言，林非先生的散文分类就较为包容，也较有弹性。在《关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问题》等文中，林非认为狭义散文主要指“抒情性”散文，但广义散文也有“文学性”的成分。同时，他还以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三大功能为标准给散文分类，认为正是这三种功能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散文史。林非分类的优点，是紧扣散文的“文学性”、“真实性”和“真诚性”，这应当说是抓住了散文的特质。不过他将“散文诗”视为散文家族中的一员，又将日记、书信等日常应用体裁不加甄别划进狭义的范围，则有待商榷。
（陈剑晖：《现代散文分类之我见》，《福建论坛》，2011年第10期）
三、王兆胜论学者散文
如果从思维方式来说，学者的最大特长之一就是他的理性自觉，这与作家、艺术家喜爱形象思维和艺术直觉有明显的区别。作家和艺术家散文往往重视形象、感觉和意象，在他们的笔下往往流溢着形状、声音、色彩、气息、意态、感悟、象征和通感式的第六感观之类的东西，这在冰心、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俞平伯、孙伏熙、倪贻德以及九十年代的刘烨园、楚楚、马莉、郑芸芸等人那里表现最为明显。而学者散文则重视的是逻辑的力量：即注重推理、运演、证明、议论、剖析的方法。这样，学者散文的严整性、理论色彩、思想性和气势就能够凸显出来。
通过推理与综合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学者散文最常用的思维方法。有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考证法，最后使自己的见解能够自圆其说；有人通过逻辑推论演绎法，从多角度接近自己的结论；还有人依据不证自明的常识来说服别人。但不管怎么说，学者散文都有或明或暗，或显或隐的逻辑力量作为内在支撑。比如，陈平原多用考证法来显示自己散文的逻辑性，他往往旁引博证，从历史的线索里寻找头绪，与他探索的现在精神旨向接轨，像《“太学”传统》就是一例。林非则常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层层递进，逐层剥开，渐达结论，如《询问司马迁》即是这样。还有舒芜也是这样，他在《“香草美人”的奥秘》中，先由抗战时孙次舟的屈原考证和闻一多的“男人说女人话”意见谈起，得出这一结论：我承认“男人说女人话”的现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确是相当普遍的。而后说，“跟着我思索：为什么会这样？男人为什么要说女人话？”从周乐诗的“菲逻各斯中心”理论受到启发，于是解决了自己的困惑。再后来，作者又说：“但是，我再细想，又觉得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于是作者进一步思考下去。到最后，作者还担心说不完整，又说：“末了要补充说明，……”这显然是一篇通俗论文的逻辑结构，与一般的作家散文和艺术家散文不一样的。我们还可以举出张中行的学者散文。张中行最善于动用具有分明逻辑的散文结构法，并且多用常识来说明结论。比如张中行常用的逻辑词是：首先，其次，再次，最后；先说，再说，最后说说；其一，其二，其三……其七；第一，第二，第三，……第六。通过这种结构方式，可以使作品简洁清晰，明白如话，其中的逻辑如同一条线贯穿起来一样。但是，如果过于讲究和突出“逻辑”性，尤其如张中行这样有“千篇一律”的类同感，那么，这种逻辑则有不自然的做作感，大大损害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再加上张中行的许多见解因为是夫子之道而缺乏新意，我想，这也可能是许多读者不喜欢甚至反感张中行散文的真正原因。
在作家和艺术家散文里，作者往往不直接出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态度，而是靠叙述、描写和抒情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如何将自己隐含起来，通过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这是此类散文所努力追求的，一旦作者赤膊上阵出来自说自话，那是有违散文艺术精神的。而学者散文则不同，作者打破了散文的常规戒条，还常常自己站出来议论，以强化自己的观点。此类散文的目的就是将事情说得更为清楚明白，其表现方法也是趋于明了晓畅的。余秋雨的学者散文议论最普遍，篇幅也最长，他常常不自觉地站出来现身说法，而且多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这种议论在《文化苦旅》中还不是特别突出，而到了《山居笔记》则俯拾即是，有时满篇满纸都是。如《苏东坡突围》里多有议论，也可能余秋雨太熟悉、太喜爱苏东坡了，也许他对苏东坡有许多自己的独到认识，或许他是借苏东坡之“酒”来浇自己的“块垒”。如作者这样写道：“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有意无意地在验证着文化的广泛感召力，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应该说，余秋雨在此所发的议论对于理解苏东坡的坎坷人生、生活处境、性情、品位与境界，是大有益处的，也有利于反照余秋雨本人，因为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和文人文化最是复杂与莫名其妙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常用形象的比喻将模糊的内涵清晰化，使读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有时精彩的议论确实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而至于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另如季羡林、林非、周国平、赵鑫珊和李辉等都常用议论点醒散文主旨，从而增强了作品的理性自觉精神。
（王兆胜：《论九十年代中国学者散文》，《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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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喻大翔：《论散文的内涵与类型》，《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4）。
[19] 陈剑晖：《现代散文分类之我见》，《福建论坛》，2011（10）。
[20] 喻大翔：《论散文的内涵与类型》，《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4）。
[21] 转引自赵义山、李修生主编：《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18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2] 喻大翔：《论20世纪学者散文演进的特殊规律》，《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6）。
[23] 吴俊：《今日散文课，谁领**？》，转引自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3（1）。
[24] 余光中：《逍遥游》，30页，台北，文星书店，1965。
[25] 范培松：《香港学者散文鸟瞰及评论》，《苏州大学学报》，1995（2）。
[26] 喻大翔：《知识分子·学者·学者散文》，《当代文坛》，1999（6）。
[27] 陈剑晖：《学者散文的文体特征与文体价值》，《江汉论坛》，2010（1）。
[28] 陈剑晖：《学者散文的文体特征与文体价值》，《江汉论坛》，2010（1）。
[29] 王兆胜：《论九十年代中国学者散文》，《社会科学战线》，2002（1）。
[30] 喻大翔：《论20世纪学者散文演进的特殊规律》，《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