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通常被视为一剧之本，可见其与戏剧创作的密切关系。李渔曾言：“吾论演习之工，而首重选剧者。”更是突出了剧本对戏剧表演的重要作用。对剧本的定义古已有之：“剧本者，演出以前，对于情节、场面、科白、歌唱之具体决定也。其存在方式，有口传、笔写、印行三种。虽未印行，而经笔写，虽未笔写，而经口传，皆不得谓之无本。至于有本而不传于今日，有作而不著于今时，便不得谓之当日无本，或当时无作，益无待言。”[1]《辞海》中对剧本的界定如下：“剧本，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由人物的对话（或唱词）和舞台指示组成，是戏剧艺术创作的基础。”上述界定虽有所差别，但都涉及对剧本的内容、创作和流传方式、剧本范畴及作用等方面的考查。例如，就剧本分类而言，按照剧本的存在方式，可将其分为口头剧本和书面剧本；按照其呈现内容的媒介，可以分为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广播剧本、话剧剧本等；而按照其文学性的强弱程度，又可将其分为案头剧本和舞台剧本等。分类结构依据划分视角及侧重点相异而有所不同，并且每一分类下的各类剧本又可以相互转换。优秀的剧本应该兼具较强的阅读性与表演性，两者不可偏废其一。再者，关于剧本对于戏剧表演的重要性也是一再为相关研究者所强调的：“现代戏剧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发生在不同时期的探索、革新都不能动摇剧本的根本地位。极致化的形式可以暂时离开剧本，作为一时的交流和借鉴而出现，却无法成为持久的戏剧构成……优秀的戏剧演出最终无法摆脱剧本。”[2]优秀的剧本加之表演者的到位阐释是表演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如果你只让剧本说话，那就可能连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如果你是想让人们听到剧本说话，那你必须从剧本中将它的声音召唤出来。”[3]
在众多探讨剧本的著述中，一般都围绕着剧本的内涵、条件及特点等问题展开，例如，对剧本、情节结构的探讨。李渔曾就此提出过“结构第一”的观点，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和审虚实七项内容；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也涉及了剧本中情节重要性的探讨。此外，剧本的文学性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元剧的最佳之处在于“意境”的营造，即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因而，优秀剧本的文学性即是如此。文学性不仅是对剧本语言层面的要求，更是对其形式和内容结合深度的要求，即如何营造出王国维所言之“意境”。具体而言，包含以下两个层面：“一是作品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性；二是艺术表现的准确性、生动性。”[4]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长生殿》等作品，无一不是以上两个方面有效结合的典范。一言以蔽之，优秀剧本应是“大雅与当行参间”，兼具阅读与欣赏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