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接受是整个文学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它是指读者面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并参与其中，运用想象与联想进行填补、创造、重构的各种活动的总称。过去的文学理论长期关注的焦点是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本身，对文学接受的问题重视不够，文学接受一直被当作一种次要的和边缘性的活动看待。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接受美学理论兴起之后，这种现象发生了改变，接受理论逐渐成了文学理论的一门显学。
文学接受在文学活动中的意义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文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任何文学活动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从生活到作者、到作品、到读者、再回到生活。从生活到作者再到作品，这是文学创作过程；由作品再到读者，甚至由读者再回到生活的过程，主要就表现为文学接受过程。没有读者的接受，文学活动也就中断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作为统一的文学活动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既相互区别、相互对立，又相互创造，相互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接受，就不会有创作。文学接受是文学发挥自己功能与作用的前提。文学源于生活，同时它也反作用于生活，对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发生某种作用和影响。文学有认识、教育、娱乐、补偿、审美等社会功能，但所有这些功能都必须经过读者的接受行为才能付诸实现。文学作品不可能自动地作用于社会，所有的这些社会功能是以一种潜能的形式出现的。只有通过读者的积极阅读和参与，即接受活动，才能把这些功能激活，文学作品才能通过读者这个媒介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也才实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如果没有文学接受，没有这种作用和影响，文学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人们现在已明确认识到，读者的重要性不次于作家和作品本身，离开了读者，离开了接受，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活动。文学接受对于作品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实现、作家的创作激励、推动文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原典选读
伊格尔顿论文学接受的过程
阐释学在法国的最新发展被认为是“接受美学”或“接受理论”。接受理论不同于伽达默尔的理论，它不是完全集中在过去的作品上面。接受理论考察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因此是一个全新的发展。实际上，人们可以非常粗略地把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从时间上划分为三个时期：只注意作者（浪漫主义和19世纪），只关心作品文本（新批评），以及最近几年把注意力明显转向读者。在这三者当中，读者一向是最不被注意的——这颇为奇怪，因为没有读者就根本不会有文学文本。文学文本并不存在于书架上面，它们是表达意义的过程，只有在读者的阅读实践中才能具体体现出来。就文学的产生来说，读者完全和作者一样必不可少。
阅读行为包含些什么呢？让我随便用一部小说的开头两句做个例子：“‘你觉得这对新人怎么样？’海尼玛夫妇彼埃特和安吉拉正脱衣服。”（约翰·厄普代克的《夫妇们》）我们怎样理解这两句话呢？因为这两句话之间明显地没有联系，所以我们也许有一会儿感到迷惑不解，直到我们领会了这里是文学传统在发生作用时才明白过来。按照文学传统，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某个人物的直接引语，即使作品本身没有明确地说明这点。我们猜想某个人物说了开头这句话，可能是彼埃特·海尼玛，也可能是安吉拉·海尼玛；但为什么我们作这样的假想呢？引号里的那句话也许根本就没有说过。它可以是心里想的，或者是别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放在小说开头的某种警句格言。也许这是对彼埃特和安吉拉·海尼玛说的，是由另外某个人或者从天上突然传来的一个声音说的。为什么后一种解释看来不大可能的唯一理由，是这句问话对天堂的声音来说有些口语化了，而且我们也许知道厄普代克基本上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一般不采用这样的方法；但是一个作家的文本并不一定构成一种连续的整体，因此过于依赖这样的设想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不可能有什么现实的根据认为这句问话是由一群人齐声说的，也不大可能是由彼埃特和安吉拉·海尼玛之外的别人问的，因为紧接着我们便知道了他们正在脱衣服，也许我们想他们是结了婚的夫妇，而且我们知道结了婚的夫妇——至少在我们伯明翰郊区——不论他们单独在一起会做些什么，也不会当着第三者的面一起脱衣服。
我们很可能就在读这两句话的时候已经作了一整套推断。例如，我们可以推想这里所说的“一对”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虽然迄今没有任何东西告诉我们他们不是两个女人或两个虎仔。我们认为，不论谁提这个问题他都不可能了解别人的想法，否则他当时就没必要来问。我们可以猜想提问者重视被提问者的判断，虽然迄今还没有足够的上下文关系让我们判断这个问题并非是嘲笑或挑衅。我们想象“海尼玛夫妇”这个短语与“彼埃特和安吉拉”这个短语很可能是语法上的同位语，表明海尼玛是他们的姓氏，从而为他们已经结婚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证据，但是，在彼埃特和安吉拉之外，我们不能排除可能还有某一批人也姓海尼玛，或许整整一个部落的人。他们全都在一个大厅里一起脱衣服，彼埃特和安吉拉共用同一个姓氏的事实并不能确证他们是丈夫和妻子。他们可以是特别解放的或者**的哥哥和妹妹、父亲和女儿或者母亲和儿子。不过，我们只是假定他们是在当着彼此的面脱衣服，其实没有任何东西告诉我们这句问话不是从一间卧室或海滩小屋里向另一个人喊的。也许彼埃特和安吉拉是两个小孩，虽然对这句问话的有关辩证使这点显得不大可能。大部分读者迄今可能会认为，彼埃特和安吉拉·海尼玛是一对结过婚的夫妇，他们参加了某项活动，大概是一次宴会，有一对新婚夫妇出席，他们参加完之后在卧室里一起脱衣服；不过这一切全都没有明确地讲出来。
这些是小说开头的两句话，当然，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这些问题当中的许多都可以得到解答。但是，我们在这里因不知道而被迫进行思考和推断的过程，对于我们在阅读时始终要做些什么来说却完全是一个更有力、更鲜明的例子。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靠进一步的假想来解决。我们会得到类似于在这两句话里向我们隐匿的“事实”，但我们仍需要对它们作一番不大可靠的解释。阅读厄普代克小说的开始部分，使我们卷入多得惊人的复杂的、主要是无意识的劳动：虽然我们很少注意到这点，但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构成关于文本意思的假想。读者找出内含的联系，填补删略的地方，做出推断，并检验原来的预想；而要这样做就意味着依赖整个世界潜存的知识，特别是文学传统中潜存的知识。对读者来说，文本本身确实只不过是一系列的“提示”，是把一部分语言构成意思的邀请书。用“接受理论”的术语来说，读者把文学作品“具体化”了，而文学作品本身只不过是书页上一连串有组织的黑色符号。如果没有读者这种连续的、积极的参与，那就根本不会有什么文学作品。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不论它多么严密，对接受理论来说实际上都由一些“空隙”构成，就像桌子对现代物理学那样——举例来说，这种“空隙”就是《夫妇们》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的情况，在这两句之间读者必须补充某种漏缺的联系。作品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一些看来靠读者解释的成分，一些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或许互相矛盾的方式来解释的成分。这种情况与通常见解不同的是作品提供的说明越多，作品就越不确定。莎士比亚的“神秘的穿着黑衣夜半出没的女巫”（secret black and midnight hago），在某种意义上限定了所谈的女巫是什么样的女巫，使她们变得更明确，但由于三个形容词全都富有启发性，不同的读者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所以本文在努力使自己更明确的时候，也使自己变得更不明确了。
（[英]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