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丰富的社会实践已经证实，艺术领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艺术创造以各种形式预示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在其文学产品中所做的大胆预言——到深海去旅行、登月球去探险，这些艺术想象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拍摄的“星战”系列电影和卡梅隆的《阿凡达》对人类未来星际航行的想象，又在预示着人类新的未来。这些艺术想象，对激发新的科技探索，促使人类不断追寻新的未来，无疑具有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人类在各个领域中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推进、研究成果的积累，对于新的艺术创作的产生无疑具有多样的推动作用。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艺术与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
1.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
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密切且复杂，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会在多个层面对艺术实践产生深刻且复杂的影响；另一方面，艺术实践也会引起人文学科对某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关注，激发起新的探索热潮。如1989年春季在北京美术馆举办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油画展，就激起了社会文化各个学科的关注，而此次画展也因此成为中国新时期艺术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以下，本章主要谈一下人文社会科学对艺术活动的影响。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可以为艺术创作提供观念上的变革，从而带动新的艺术实践的出现。如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对自身无意识领域的探索，使人们真正注意到人的内心世界中长时间隐藏的秘密。弗洛伊德对人的意识层面的区分——意识、前意识、无意识，还有对无意识的强调，都促使不少艺术实践活动努力表现人的无意识。在文学艺术中出现了意识流写作方式的探索，在电影艺术中，出现了用镜头语言展示人的无意识活动的画面，一些更为极端的影视探索刻意使用长镜头这种语言形式，以展示世界在人的眼中呈现的主观色彩。而在绘画领域中，运用不同的色彩展示人的意识结构，以及人的无意识世界对人的精神活动的控制，成为一种潮流。应该说，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艺术表现手法的革新，人的感觉、直觉、表象等感知领域成为艺术实践活动探索的对象。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还促进了艺术实践活动在表现方式方法上的变革。在这里尤其要提的是人类学对艺术实践活动探索的影响。人类学从起源上，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其产生的原始诉求，是为了探索世界不同地区的异质文化，从而为殖民者提供理论和价值的支撑。也因此，人类学在最初对欧洲之外的他者文化进行描述时，语言中充满了蔑视、贬低的色彩，如众所周知的“土著”（aborigine）这个词，就是个贬义词，现在一般翻译为“原住民”。也因此在18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欧洲艺术表现中，“原住民”的形象多是肮脏的、愚蠢的、落后的、蒙昧的、卑贱的，这种形象充斥于绘画、雕塑、影视产品的制作中，如英国笛福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图40）中的奴隶星期五，美国美高梅公司出品的卡通电视《猫和老鼠》中的原住民等都是这种形象。随着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人类学逐步演变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且追求一种价值多元主义的立场，其观念也向客观、平等、科学的方向发展，这就为艺术表现提供了新的价值根据。也因此，在新的艺术产品中出现的原住民，在形象、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国电影导演吕克·贝松《阿黛拉的非凡冒险》中的古埃及人的形象风趣、幽默且彬彬有礼，他们斥责法国人实在是太粗鲁了。而在当代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尤其是在一些所谓的“大片儿”中，多会看到正义的有色人种形象，如曾在中国热映的《2012》中的科学家、美国总统，卡梅隆《阿凡达》中的纳美人……这种变化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人文学科研究深化的结果。
图40 “鲁滨孙与星期五”
此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为艺术实践活动搭建了新的艺术交流的平台。价值多元化、文化平等的观念，是当代人文学科发展的主导趋势。全球化的时代，面对纷繁多样的文化交汇——这种交汇不仅是观念上的，还是器物层面的，是采取对抗的姿态面对这种文化——如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学者亨廷顿所言，还是采取合作的态度，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彼此，在保持文化差异的同时，发现不同文化间的共同点，以搭建文化交流的平台。显然，这是当今世界所有文化体系在文化交流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非常幸运的是，在今天，后者成为世界不同文化地区发展的主导观念。文化上的这种姿态实际上也决定了不同文化间的艺术实践活动的姿态。艺术活动的价值即在于其独特性，而艺术实践活动的合作也是在以独特性为前提的基础上，发掘不同艺术实践活动中的共同性价值，如此，独特的艺术实践活动才具有跨文化交流的可能。应该说在今天，这种方式已经构成了艺术交流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的形成显然与人文学科所采取的开放式的、平等的价值取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2.艺术与自然科学
关于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看法可供参考。他认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整体的去魅化过程[10]，正是自然科学的进步揭开了社会文化中宗教性力量、巫术性力量背后的秘密，从而**涤了世俗世界上曾经笼罩的神秘感，而使世界向理性化、世俗化发展，人的日常世界、日常生活、普通情感得到了肯定。而艺术实践活动中曾经被赋予的神秘性、神圣性价值观念也逐渐消失。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达·芬奇艺术作品中的宗教性主题，经过历史的演变，到了19世纪，逐渐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主题转变。在人物身体形象的塑造上，由塑造神圣身体、完美身体向塑造普通人的身体、日常化的身体转变。在艺术风格上，艺术品由对人的俯视转向对人的平视，由刻意保持与欣赏者的距离转向走近欣赏者。艺术的价值功能，也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中，由服务于宗教性的神圣价值、服务于宫廷贵族等特权阶层，向服务于芸芸众生、服务于社会资本转变。这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来自于自然科学的进步对世界的现实秩序的重新塑造，人由上帝之子演变为由动物进化而成，人由“宇宙之中心、万物之灵长”转变为万物之一种。地球由世界的中心转变为宇宙中最普通的一颗行星，世界由上帝神圣力量的塑造转变为宇宙神奇力量的演化。这种科学观念上的巨大进步，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视野，而且激发了人类探索世界的愿望，艺术也因此而成为这一历史巨变的记录员。
即如中国人而言，19世纪用现代科学观念与科技力量武装起来的欧美商业资本的发展，不仅摧毁了古老的中央帝国的梦想，而且将中国由“天下”转变为“国家”，由世界的“中央之国”转变为世界之一国。中国艺术也由传统的以老庄思想为主导的抽象性写意艺术[11]，向切近西方写实主义观念为主导的现代艺术转变。而写实主义艺术形式的发生与发展，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恰恰也是现代生物学、物理学、宇宙学、化学、医学、数学等学科发生演变带来的结果。正是这种科学理性精神延伸到了艺术领域，主导着艺术家对世界表现的方式方法。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艺术与自然科学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彼此促进的共生性力量，在反抗宗教神学的历史中，在人文主义精神萌发的时间流转中，艺术与科学始终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一直惊叹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科学巨匠，达·芬奇既是画家也是物理学家，是解剖学家也是天文学家；米开朗琪罗是雕塑家也是数学家；笛卡儿集数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而哲学家康德则对宇宙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提出了天体形成的星云演变说，为当代天体形成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些人才华横溢、涉猎广泛，他们为当代诸多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他们也成为马克思心中理想而全面的人的形象的原型。因此，我们看到科学与艺术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的发展下，诞生了现代欧美绘画中普遍采用的三角透视画法，并以此塑造绘画构图中的立体性幻觉。而现代医学、解剖学的发展也为绘画、雕塑对人体的准确再现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反之，科学的发展必然地符合艺术规律，对简洁表达的追求、对美的追求，不仅是艺术的目标，也是科学的目标。物理学家杨振宁说过，狄拉克在1963年写道，使一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去符合实验更重要，今天，狄拉克的话中包含着巨大的真理性，尤其是相对于许多物理学家而言。杨振宁进一步解释道：“有时候，如果遵循你的本能提供的通向美的问题而前进，你会获得深刻的真理，即使这种真理与实验是相矛盾的。”[12]同样，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讲过：“照亮我的道路，并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13]而这种价值上的终极性，不仅属于科学，也属于艺术。由此可知，在价值终极上，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也因此，很多科学巨匠，在对科学穷本溯源之后，最终会回到艺术的立场上，阐发其对世界的真知灼见。同样，不少艺术巨匠在穷尽艺术的天道之后，会发现其中与科学的息息相通之处。因此，将科学与艺术置于遥遥相对的两极，并认为此二者为水火难容之力量，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违背了基本的社会规律的。
3.艺术与技术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改变人对世界的认识所不同的是，技术科学的发展为艺术创作提供的是实现的物质手段和方式，离开了艺术创作所需要的方式方法，再美丽的艺术想象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艺术创作过程中所蕴涵的时代特征、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通过技术控制以追求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为很多人所接受。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著名爆破艺术家蔡国强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控制烟花散落的方式，于开幕式开始阶段在鸟巢上空制造的烟花日晷造型，还有29个大脚印从永定门迈向鸟巢主体育馆的过程，便是现代技术手段融入大型艺术创作活动的范例。这种控制的实现一是要控制烟花弹发射时的压力，再有其所使用的烟花弹内装有电子芯片，以此控制烟花升空的高度和烟花散落的分散度，通过这种技术实现烟火在空中的造型。高技术的使用实现了高精度的控制，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此外，现代技术还常常被应用于艺术品的修复工作，在修复之前，通过计算机技术模拟修复效果，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艺术品的目的。
而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艺术品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在全球化的时代，艺术品的传播介质正经历着由物质性介质主导向电子介质主导转变的过程。艺术品的艺术性，尽管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传播与接受却并不由其物质性决定。电子介质可以使不同地域的人通过网络平台，以极为低廉的方式欣赏到原作；同时由于复制技术的高度发达，对原作的逼真性再现也变得极为简便。因此，尽管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被珍藏在卢浮宫中，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欣赏水平极高的复制品，人们也很难辨别复制品和原作之间存在的那些细微差异。复制品给欣赏者带来的视觉震惊不仅丝毫不会低于原作，甚至由于其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完美感，使得人们似乎更容易接受复制品。
电子介质的传播方式无疑跨越了严格的时空限制，不仅使人们欣赏原作变得极为简易，同时也使保存原作变得十分便捷，且代价低廉。也因此，正如本雅明所表明的，艺术复制品的大量存在，尽管无法威胁原作的独一无二性，但无疑也会贬低原作诞生地的独一无二性。[14]达·芬奇及其画作《蒙娜丽莎》的诞生地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秘传说，这些传说至今还在吸引着大量的学者投入毕生精力去探究其中所蕴涵的各种各样的奥秘。如今这一切已经随着电子复制品的海量诞生而变得无足轻重了。大量电子复制品的存在构成了一幅独特的网络复制品奇观，那些图像尺寸大小、清晰度、解析度、色彩几乎完全一样的复制品可以随时随地下载下来，存在于人们的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等移动电子设备中。
最后，技术科学的发展不仅使艺术品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使人的日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艺术品正在由原来高高在上由众人仰视的地位，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与这些艺术品之间不仅仅是欣赏关系，更多的是消遣、娱乐的关系。这些艺术品更多地转变为一种装点个人生活的背景、饰品或者玩物，从而促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而这就是本雅明所谓的对原作的贬低。对于此种深刻的变化，德国学者韦尔施（Wolfgang Welsch，1946—）声称，人们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正在使艺术变得过剩，使美变得令人乏味，而真正的艺术就只能以反艺术美的姿态出现了。[15]
尽管韦尔施的观点略显消极，但他的确提出了现代艺术发展的新趋势，这一趋势的确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着内在的关系。而这一观念中蕴涵的革命性启示是，技术能力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在这种手段中还蕴涵着颠覆性的思维力量，而这也是促使新的艺术诞生的动力源之一。
以上表明，艺术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具有互动共生特点。艺术既从其他学科吸取滋养，又对其他学科提供审美启示。